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在工业时代，石油资源属于卖方市场，石油价格的波动对一国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在“新经济”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能源供应多样化等因素的叠加影响，经济增长与石油消耗量逐渐脱钩，石油涨价—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传导链条被截断。在纷繁复杂的叠加变量影响下，主要能源消费国将国家石油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重要内容和国际关系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在目前状况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石油储备体系事关国家的经济安全。
■■国际油价
进入国家和市场的大博弈阶段
工业经济时代石油短缺，石油资源属于卖方市场，石油输出国能赚得盆满钵满。信息时代，经济增长与石油消耗量逐渐脱钩，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成为新的扰动变量，资源价格由市场单独决定的时代就此翻篇。资源价格不完全取决于资源的供给能力，约定时段长短、资源价格波动周期、突发事件、外部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价格。
OPEC独控油市的时代已经过去，石油价格不再仅仅由市场决定，油价判断模式正处于国家和市场的一种大博弈阶段。这种博弈超出了以往市场上供给、需求、个体行为、价格周期、投资乃至投机等市场范畴，博弈的横幅和纵深极大，国家和市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市场和市场之间、国家和市场内部都会发生竞争、联合的关系。油价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供求关系、地缘政治、投机活动、库存等变量间的此消彼长，都成为影响不同时期油价的主导因素。纷繁复杂的变量博弈之下，完全按照经典市场理论判断油价走势可能会出错。但可以预计的是，市场和国家都会极力增加油价话语权的权重，争取主导权。
总体来看，供求关系、大国策略、投机活动以及石油库存是影响国际油价的主要因素。
■■油价高低与经济发展
并不完全同步
国际油价将何去何从？这是国际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油价暴涨暴跌。一般而言，过高的油价会加剧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成本上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油价与经济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供应多样化等新因素的叠加影响下，石油涨价—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传导链条被截断，油价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有所减弱。
有一种观点一直在主导石油界，那就是：在经济增长率同石油需求增长率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密切联系。按照世界银行的观点，石油价格上升将威胁世界经济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原油价格每变动10美元，美国经济增长就会随之变化0.2个百分点，对欧元区国家也会带来大致相同的后果。该组织的另一种说法是：油价每升高10美元，会使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在一年内增加0.5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3个百分点；美国受到的冲击虽然要小一些，但它的经济增长率也将萎缩0.1个百分点；而主要依赖石油进口的新兴市场，如韩国、土耳其、南非和巴西等，受到的打击会更大。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蔓延，世界经济尚未摆脱衰退，企业不愿扩大投资。据高盛集团估计，占美国GDP比例4.5%的化工等6大耗油行业随后一年会削减产量20%，这将拖累美国GDP约1个百分点。另外，油价飞涨导致美国出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抑制了全美居民消费。原油价格上涨连带汽油燃油等油类价格飞涨，美国等汽车普及程度高的能源消费大国受影响最大。由于汽车普及程度高的国家居民汽油燃油开支占消费支出比例不菲，燃油汽油开支增加必然削弱其他方面的消费开支，并挫伤消费信心。
尽管油价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如果将近年来的世界GDP和国际油价放在一起对比就不难发现，世界GDP和国际油价并不总是反向变动的，而是出现了一种同涨同跌的趋势。事实上，油价上涨有害经济的基础是：前几次出现石油价格涨跌冲击全球经济，适逢发达国家通胀上升、经济过热之时，与其说是油价上升造成的经济低迷，不如说是油价引发了其经济泡沫破灭的浪潮。这是油价与经济走势密切相关的时代大背景。如今，这种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油价高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再以这种清晰的轨迹出现。
和以前石油危机时相比，“新经济”下的产业结构正超越高能耗模式。如美国现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耗能源只有1973年的23%。据统计，目前石油消费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7%下降到1.5%，由石油涨价直接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比较小。2003年至2020年国际油价的巨幅涨跌，没有给美国经济造成明显影响。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取代，经济增长对资源投入的依赖程度已经大为减弱。但对新兴工业国来说，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消耗大量的石油，油价太高就可能使正在复苏的经济再度陷入衰退。
不可否认，全球各国对石油的依赖正大大降低。俄乌冲突的爆发更是推动了全球再次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尤其是欧洲国家能源转型的迫切性迅速提升。能源的多样化使企业可以在油价太高时转用其他能源；由于市场开放，竞争激烈，企业无法像过去那样随意把涨价因素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截断了石油涨价—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传导链条。
■■能源结构和油价体系
是影响我国石油安全的关键变量
尽管影响油价走势的因素错综复杂，但作为原油进口和消费大国，未来的能源结构和油价体系将是诸多影响我国油价走势因素中的关键变量，也是把握国家石油安全的关键所在。
从能源结构来看，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能源结构调整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产品，一个是电力—初中期的产品，一个是汽车—中后期产品。而在后工业化过程中，替代能源又成为一个重要的能源扰动变量。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最高，其次是原油，但随着我国清洁能源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水电、核电、风电等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稳步提升，2021年占比升至16.6%。新能源的发展和能源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未来的石油价格走势。
从油价体系来看，我国的油价体系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完成的。我国每年进口数亿吨巨量原油，庞大的进口数量与国际国内价格双轨叠加在一起，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已经达到了相当当量。同时，推动我国油价改革的还有同期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虽然真正推动价格并轨的是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但目前发挥作用的还是调控政策，从这个角度分析，国家政策已经成为决定国内石油价格走向的关键变量。油价放开以后，这种影响可能越来越弱。在这种大趋势下，国家可调控油价的软性措施仍然很多，比如进口石油审批、进口石油配额、对石油进口企业资质的限制以及对石油期货操作的限制等等。
■■多措并举
保障国家石油安全
石油的战略重要性、储量有限性和分布不均衡，迫使主要能源消费国将国家石油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国际关系中优先考虑的因素。纵观世界各国，对石油安全的理解有三个层次：经济成本、能源安全与地缘战略，这是由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决定的。在此背景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石油储备体系事关国家的经济安全。
首先，要接轨国际油价融入全球贸易。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石油期货的首要条件是有足够的买家和卖家在市场中博弈，最终形成自由价格，达到市场平衡；石油储备也需要能够自由地在国际市场上采购原油，从成本上考虑最好是“杀涨追跌”，以减少运作成本甚至实现盈利。而这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需要进一步开放国内原油价格。在1998年，我国事实上已经宣布了国内原油价格与国际接轨。但是，价格接轨并不等于管制放开。对此，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国内成品油与国际油价接轨，积极融入全球石油贸易，保障自身贸易权益，围绕国际油价变动及时调整国内石油贸易策略，确保石油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石油金融体系，发展石油期货、石油掉期等衍生品市场，完善石油价格指数编制等，借助金融市场完善石油价格发现机制和风险规避功能。
其次，要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安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油价暴涨暴跌。2008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开始一路下滑，WTI价格在2009年1月创下33.2美元/桶的价格。2014年全球石油市场陷入了严重失衡，WTI价格从平均93.2美元/桶，降到到2016年26.2美元/桶的最低价格，3年下降了70%以上。油价下跌如此之猛，让石油界和产业界产生了对未来经济的恐慌。为降低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减少油价剧烈波动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要加快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引导能源领域快速向天然气、零碳电力、氢能、生物质能、风能和太阳能的使用延伸，重视油砂、油页岩等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天然气水合物等的应用研究，以及生物燃油等的开发利用，持续降低石油在我国能源市场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在落实节能政策减少石油需求的同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技术工艺改造提升，持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再次，优化地缘战略拓展能源渠道。2017年，我国原油进口量超过美国，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一旦石油供应或价格剧烈波动，将对我国石油安全造成巨大挑战。对此，一方面，要鼓励国内石油企业“走出去”，通过购买国外油企股权等方式获得海外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权，增加份额油在石油进口中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加强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积极探索西部、海上等石油资源潜力较大的区域，提升石油自给能力。此外，积极开展石油外交，除中东等地区外，积极拓展与沙特、俄罗斯等国的石油合作，拓展石油供应渠道。依托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的优势，在中东、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和北非等地区的外交活动中强化油气资源外交，提升我国在国际油气市场中的话语权，增强我国的能源安全系数。
（两位作者均供职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