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从长期趋势看，我国电力弹性系数将逐步降低。长期而言，我国宏观产业结构转型和内部升级将极大重塑用电结构，经济增长对电力的依赖程度持续降低。进入后工业阶段，电力消费增速与GDP增速比值降至1以下。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以及技术进步和环保意识增强，能源电力利用效率持续改进，如果“十五五”期间继续稳步降低单位GDP电耗，同时满足数字经济和电动交通的用电需求不致成为瓶颈，那么相对较低的电力弹性系数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常态标志。
从中短期看，电力弹性系数将在大于1的水平上，并随着气候因素、外贸等政策发生波动。中短期，受气候、电价、市场、电气化程度进程及产业政策的调整，电力弹性系数或将围绕1上下波动，随着新型产业在较长一段时间才能进入产业成熟期及成本下降期，电力弹性系数或将保持在较高的程度。
（来源：叶春能源 作者：叶春）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复苏势头，GDP同比增长5.4%。同期，全国全社会用电量仅同比增长2.5%，明显低于经济增速。电力弹性系数（季度）大幅下降至0.46，近五年来，该指标季度值共五次低于1.0，本季度为最低的一次。电力弹性系数的波动引起社会关注，认为电力消费与经济解耦的观点也不乏少数，本文从宏观经济发展动力、能源结构转型、气候因素、统计因素以及政策市场机制等六方面，深入剖析电力弹性系数变化的深层原因，并展望其意义与未来趋势。
01
电力弹性系数长期发展趋势及内外影响因素
（一）宏观经济发展动力转变
1、内需驱动转向消费服务
我国经济正从投资拉动转向以内需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疫情后居民消费强劲复苏，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消费增长更多集中在服务消费和高品质商品消费上。例如，旅游、餐饮、文化娱乐等服务业繁荣，这些部门增加值上升但电力消耗相对有限。餐饮业用电增长放缓（仅3.7%）正是因为其业务恢复主要体现在人工服务和消费支出上，而非大量增加电力使用。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等居民耐用品消费升级反而可能减少传统能源消耗。消费结构升级意味着每单位GDP中包含更多低耗能的服务活动，从而降低整体经济电耗密度。
2、投资结构变化抑制高耗能需求
政策层面持续“去地产、稳制造”，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4.2%，其中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9.1%和6.5%，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下降9.9%。房地产和基建曾是电力高弹性行业，建造高楼大坝需要巨量钢铁、水泥、玻璃生产，带动电力消耗猛增。如今房地产投资下行直接导致建材、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出和用电减少；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温和（+5.8%）亦难以像过去那样拉动电力需求。相反，制造业投资聚焦技术改造和先进产能，例如半导体、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等，这些项目投产后单位产值电耗更低或有自备清洁电源配套。总体来看，投资内部结构从“高耗能的土木工程”为主，转向“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为主，从而削弱了投资对电力需求的拉动作用。
3、出口导向的产业更替
中国出口结构正从过去纺织品、初级金属等低端产品，升级为汽车、电机、电池、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产品，且趋势越发清晰。这种转变的能源含义在于，出口每创造1美元收入所消耗的电力在下降。尽管今年中美贸易摩擦甚嚣尘上，但一季度我国出口增长6.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8.7%，占出口总额比重进一步提高。比如，出口一辆新能源车的产值远高于出口等重量的钢材，但制造前者的用电可能还少于炼钢所需电力。又如，光伏组件、锂电池等出口行业本身属于绿色产业链，生产过程能效较高并大量使用清洁能源。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钢铁等传统工业品出口也保持韧性，一季度粗钢产量和钢材出口量小幅增长。但钢铁行业内部也在优化，更多电炉炼钢替代高炉，以降低煤炭消耗。这使得即便钢铁产量上升，其对电力的额外需求并不显著。出口增长对电力需求的影响趋于“双减”，即出口产品结构升级降低了出口拉动的单位电耗，而海外需求放缓风险又令高耗能行业不敢盲目扩产。总体而言，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电力需求的带动效应正发生结构性改变，消费和出口更加“轻能量”，投资的能耗系数降低，经济增长相同幅度所对应的电力增量比以往要小得多，这成为今年一季度电力弹性系数下降的重要原因。
（二）产业结构转型带动电力需求变化
1、产业结构变化降低用电强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工业内部，高耗能行业占比下降，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比重上升。“十三五”期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16%，有力推动了全国用电强度下降，当前制造业正向高效和低耗能方向转型。今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3%，占GDP比重达61%，意味着经济增长更多由金融、科技、物流、文旅等服务驱动，这些行业GDP电耗远低于传统工业；相较之下，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约5.9%，但工业用电量仅增长1.9%。工业产出与电力需求增速的背离表明，用电强度显著下降，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用电量日均增速分别达到4.8%和更高，而传统高耗能行业用电增速放缓甚至下降，是今年一季度整体工业用电疲软的主要原因。
2、第二、三产业用电量占比演变
在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改变的背景下，产业结构随之持续调整，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超二产，随后逐年上升，由45.5%提至2023年的54.6%，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用电量占比由12%提升至18.1%，而第二产业用电量占比从74%降至2023年的65.9%。其中，二产内部不同行业用电量特征也在分化，制造业内部汽车、电子等高附加值制造业用电上升，而钢铁、有色、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用电比重下降。三产服务业用电量增速日益增长，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用电日均增长13.7%，其中，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激增25.7%，显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电力的新需求。与此同时，一产用电量增速保持快速的增长，尤其是在农村电气化、机械化以及农村电网改造等多重因素推动下。总体而言，随着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主导”，单位GDP所需电力降低，将逐步拉低总体电力弹性系数。
3、制造业升级与产业用电效率提升
我国制造正由中低端向高端迈进。新能源汽车、电子通信设备等高端制造持续产销两旺。此外，工业领域普遍推广节能技术和工艺改进，例如绿色工厂、智能制造、余热利用等，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同样有助于工业增加值攀升而电力消耗相对放缓。2019～2023年，第二产业每千元GDP电耗减少3.8度，二产中用电量占比较大的高耗能行业经过产能改造和技术进步，则电耗逐步下降，推动用电效率有所提升。今年一季度，安徽、陕西等地汽车制造业用电在同比大增15%～30%。
（三）能源结构转型与电力效率提升
1、可再生能源替代效应
可再生能源替代效应。我国清洁能源装机和发电实现历史性突破。截至3月底，全国风电、光伏装机之和首次超越火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占比达到22.5%，较上年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接近40%。由于风光出力大增1110亿千瓦时，远超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量582亿千瓦时，火电等化石电源发电量被大幅挤压，一季度火电发电量同比下降4.7%。换言之，经济增量所需的大部分电力都由新增清洁能源满足，这并未带动传统发电和能源消费等量增长。这种能源替代效应降低了单位GDP需新增的常规电力供应，在统计上体现为电力弹性系数下降，即经济增长并未伴随等比例的发电增长。
2、分布式电源与自发自用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分布式光伏等“自发自用”电源爆发式增长，对官方用电统计形成一定冲击。据统计，我国2024年新增约120GW分布式光伏，使累计分布式光伏装机达370GW，到2025年年中可能超过430GW。大量工商业屋顶光伏、电源侧储能等投入使用，使企业和居民可以自行发电供应部分用电需求，这些未完全反映在“全社会用电量”中。有媒体分析指出，一季度我国电网供电量同比略降1.3%，但实际用电需求仍增长约1%，背后原因正是分布式光伏等隐藏的供电填补了差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1～2月全国用电量国家统计局口径同比下降1.3%，而计入小规模可再生能源的国家能源局口径则增长1.3%。由此可见，大规模分布式新能源的兴起，使经济活动对电网供电的边际需求下降，自发自用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用电增速统计值。
3、电力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我国持续推进节能降耗战略，单位GDP能源消耗延续下降趋势。从工业来看，能源密集型企业大量技改升级，“能效领跑者”行动等促使钢铁、水泥等单位产量电耗下降。从居民和服务业看，绿色建筑节能标准提高、电器节能等级提升，也抑制了用电需求的攀升。一季度，全国生产供应电力、热力的行业增加值仅增1.9%，远低于工业总产出增速，这些都表明能源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正发挥作用，让经济增长更多地来自效率红利而非能源消耗的扩张。
（四）全球能源变局下的绿色竞争优势与新兴负荷展望
经济电力关系正重塑。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电力弹性系数的下降符合经济发展阶段规律。发达经济体早已实现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的深度解耦，例如：经合组织（OECD）国家长期GDP弹性系数已降至约0.2左右，即GDP每增长1%电力需求仅增0.2%；欧盟自1990年以来，经济累计增长66%，但总能源消费几乎零增长甚至略降，这源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效率提升。然而需看到，一些国家用电需求停滞背后伴随工业空心化和高能源成本等问题。欧洲在2022年能源危机中电价飙升，每兆瓦时电价一度达60～90欧元，远高于历史均值30～50欧元。高昂电价削弱了工业竞争力，迫使部分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从而导致表观电力消费下降。这种被动的“低弹性”反映的是需求收缩，并非全由效率提升带动。相比之下，中国正努力走上一条不同路径，在保证工业活力的同时，通过清洁低廉的电力供应和技术进步来降低弹性系数。近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开发，使国内工业用电成本保持相对稳定可控。例如，2024年我国绿电交易电量达4460亿千瓦时，企业获得低成本清洁电力的渠道日益畅通。这意味着中国有望实现“既降低电力依赖又保持制造业竞争力”的双赢，比起因能源代价高企而被迫减少用电的模式，更具可持续性。
构建绿色竞争优势。全球能源格局正加速转型，各国纷纷抢占新能源赛道。中国电力弹性系数的下降，一方面表明中国单位GDP电耗下降，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为履行气候承诺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孕育出新的竞争优势，绿色制造成本优势。相比欧洲因高电价而担忧产业外迁，中国企业有望利用国内相对廉价的绿色电力提高产品竞争力。例如，在钢铁、有色等领域，低电价和清洁电力使中国更具优势生产“绿色钢铁”“绿色铝”，满足国外碳关税要求，赢得国际市场份额。此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新能源设备制造中心，生产了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和逾50%的电动车，国内庞大的清洁能源市场又反哺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让新能源设备成本持续下降。这种能源转型与产业竞争力的良性循环正是中国构建绿色竞争优势的体现。电力弹性系数降低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力下降，恰恰相反，它反映出中国经济以更少的能源消耗实现了增长，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在全球碳约束趋严的时代，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程度将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维度。中国通过控制电力弹性，在减排上抢得先机，也为未来在国际经贸中应对碳壁垒建立了底气。
新兴负荷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尽管当前电力需求增长放缓，但未来一些新兴用电负荷崛起可能再次改变电力弹性系数的轨迹。一方面，数字经济用电高速攀升，人工智能（AI）、大数据中心、云计算、5G基站等成为新的耗电大户。一季度全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用电量猛增25.7%就是明证，大型数据中心为了训练AI模型、存储和处理海量数据，电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预计未来几年，随着AI算力竞赛升级，数据中心用电占比将进一步提高。这些负荷主要归属第三产业，其膨胀可能推高服务业用电弹性。另一方面，交通电气化浪潮下电动汽车充电负荷迅猛增长。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突破千万级，交通能源消费正从加油站转移到电网。中长期看，居民住宅、公共充电桩、大型商用车快充站的用电需求都将飙升，交通部门用电或成为电力消费新支柱。如何看待这些新兴负荷？首先，它们代表着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民生改善，那就是更智能的数字服务和更清洁的交通出行，都对应着GDP的提升。其电力弹性虽高，但这是一种良性电力增长，因为它伴随的是化石能源消费的减少，例如电动车替代燃油车总体降低了原油需求。其次，这些负荷具有一定灵活性和可控性，反而为电力系统优化提供机遇。比如，大数据中心可布局在西部新能源富集地区，利用低谷电力运行或通过智能调度错峰用电；电动车充电可以引导在夜间低负荷时段进行，未来还可通过车网互动（V2G）在电网紧张时反哺电力。这些柔性用电手段若运用得当，新兴负荷的高速增长未必导致弹性系数失控，反而能提升电力系统效率，助力可再生能源消纳。最后，新兴负荷的崛起也倒逼电源侧继续扩容清洁电力。例如，为满足数据中心和电动车充电，将建设更多可再生能源电场和储能设施，从而进一步降低电力的碳强度。在乐观情景下，中国可以通过规划引导，让AI数据中心、充电桩等成为新能源消纳的“友好负荷”，实现供需两旺又绿色低碳，而不是让它们成为新的耗能包袱。
中国经济正走向“低电耗、高产出”的新阶段，单位GDP电力消耗不断降低，这与发达经济体曾经历的轨迹相仿。更重要的是，中国正以自主创新和新能源发展来支撑这一转型，在全球能源变局中打造绿色竞争力。
02
电力弹性系数短期大幅波动原因
（一）气候与统计基数因素对弹性系数短期波动影响
去冬今春，我国大部分地区经历了异常偏暖的冬季。相关部门分析指出，这是今年一季度用电增速偏低的首要原因。许多用电需求，尤其二、三产业及居民生活，对气温高度敏感。比如，住宿餐饮业冬季电采暖用电占比较高，但由于冬季气温偏高，该行业一季度用电仅同比增长3.7%，增速远低于2024年全年水平。在居民用电方面，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华中地区省份冬季取暖主要靠空调、电暖器，暖冬导致这些省居民取暖电量同比下降，直接拉低了居民生活用电增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2月全国用电量出现多年来少见的同比负增长，就是暖冬致采暖负荷锐减所致，异常气候对电力短期需求的影响十分显著，温度偏高直接压缩了一季度的用电需求增量。 除气候外，统计基数差异也扮演了一定角色。首先，是2月的闰月效应。今年2月较上年同期少了一天，剔除这一天影响，一季度全国日均用电增速3.7%。其次，去年同期基数不低。2024年初，疫情影响消退的情况下，工业生产和消费都有所回升，使得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较高。因此，2025年一季度在一个较高基数上增长，百分比表现出放缓。总的来说，今年一季度电力弹性系数走低部分是受不可控的短期因素拖累，并不完全反映经济或能源结构的长期趋势。扣除气温和日历因素影响，一季度用电数据呈现“平稳态势”，一些新兴领域用电依然增长迅猛，电力需求的内生动力依旧存在。
（二）政策调控、市场机制与环保限产的影响
1、宏观政策导向节能降碳
“十四五”规划明确了年均降低能耗强度的目标，以及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承诺。这使各级政府对高耗能产业的增长保持克制，对能效提高提出硬性要求。一季度，各地继续严格落实“能耗双控”政策，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许多高耗能项目受到审批限制或被延缓，上马需满足产能置换和能效门槛。政策层面的节能考核促使企业主动优化生产流程、淘汰落后设备，以减少电力消耗。在宏观调控下，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而非能源等要素投入的粗放扩张，这一趋势体现在电力弹性系数上就是逐渐降低。
2、市场化改革提高用电效率
我国近年大力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10年来市场交易电量占比从17%升至63%。市场机制的引入带来了三方面影响：其一，“能涨能跌”的电价机制形成，工商业用户从过去的固定电价变为随行就市，对价格更敏感。当电力偏紧价格高企时，用户有动力压减非必要用电或改在低谷时段用电，从而削峰填谷、减少浪费。其二，大用户直接交易和现货市场让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优化配置，多余的清洁电力得以及时消纳。例如，2024年超50%的新能源发电量通过市场化交易消纳，避免了弃风弃光，提高了全社会有效用电量，而无需为了同样GDP增量建设更多冗余电源。其三，发电企业在竞争中改进效率、降低线损和自耗，使得每度电从生产到利用的损耗更低。市场化的作用总结来说，就是通过价格和竞争机制，挖掘了电力供需两侧的效率潜力，让有限的电力供应支撑了更多的经济产出。
3、环保限产和制度约束
环境治理和节能法规同样在“倒逼”电力弹性下降。每逢秋冬大气污染防止攻坚，北方地区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常实施限产限电，以降低污染物排放。这直接削减了那些时期的工业用电需求。即使在常态下，环保督查和碳排放管控也促使企业主动减排减产，一些落后工艺、高耗能生产线因难以达标被关停或减少开工，从而少耗电。以火电领域为例，全国范围开展的煤电超低排放改造、灵活性改造提高了煤电机组效率，煤耗和排放下降；部分地区还试点按照碳排放强度核定企业生产上限，变相限制高碳高能耗企业的电力消费。与此同时，电力需求侧管理制度化推进，多地电网在夏冬高峰实施有序用电方案，让地方政府按计划错峰、避峰用电。这种“削峰填谷”行政措施虽然是应急之举，但也培养了企业节电意识。还有，数据中心、化工园区等实施用能预算和节能标准，通过准入门槛控制总量。总之，政策和制度的合力使高耗能、高弹性用电的增长受到了抑制，实现了“增长必须绿色”的导向。正因如此，我国在一季度经济快速扩张的同时，电力消费却保持低增，能源利用更趋合理。
政策要点概览
能耗双控与碳目标：明确五年能耗强度降低和碳达峰目标，各地严控高耗能项目，推动产业节能技改，促使GDP能耗持续下降。
电力市场化改革：电力价格由市场形成，大用户直接交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峰谷电价引导错峰用电，促进节电增效。
环保限产与执法：污染防治攻坚要求重污染行业限电限产；碳交易和排放标准提升倒逼企业减污降碳，压缩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用电活动。
节能激励机制：推行能效“领跑者”、节能补贴和绿电券等，引导企业和居民采用高效电器和清洁电力，减少不必要的电力消耗。
通过上述多层次政策组合，电力消费的结构和强度正被深刻影响。政策因素虽难量化，但在电力弹性系数的下降过程中无疑扮演了“看不见的手”的角色，确保了经济增长朝着更节能、更低碳的轨道运行。
我们应辩证看待电力弹性系数的变化，既要警惕异常波动背后的风险，也要充分肯定其下降所体现的结构进步，以更大的决心推进产业升级和能源革命，让中国经济在低碳转型中保持动力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