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于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微观经济学。
1981年又将择优分配推广到动态过程，用独特的方法得出了动态最优过程变分问题的解，即欧拉(Euler)方程。2014年入选世界思想家名单，排名第4。所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获1999SirAntonyFisher国际纪念提名奖。研究兴趣包括经济政策、环境、能源、交通、扶贫、NGO发展、人权等。
“能源效率低不等于经济效率低”
记者：您认为我国雾霾天气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可能怎样发展?
茅于轼：雾霾天气的原因现在搞不清楚。雾霾是个气象现象，当然有人为原因，这没问题，但是不是也有气象的因素，这方面我不是专家。
记者：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我国能源经济效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到能源大国美国的一半，更只有日本、欧洲等先进国家的五分之一。同时，能源结构方面，我国煤炭消费比重过大。尽管我国煤炭探明储量不到美国一半，却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最大的煤炭进口国、最大的煤炭消费国。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原煤占到70%左右，煤炭之外相对清洁的能源消费只占30%左右。这和世界水平正好相反。
您对此有何观察?
茅于轼：这里涉及到好多问题。首先讲，我们的能源消费占了全球的22%，人口占全世界的19%，我们的人均能源消费超过了平均数。如果看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话，人均比我们还高得多。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能源消费也增加了。现在的问题是能源消费要增加，但是能不能提高效率，使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少用点能。同时，也要看到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能源效率是有提高的。另外，什么是能源使用效率?这个词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科学的词，它不像锅炉效率，这是很科学的，你投入多少能，产生的能和排放的能的比例是可以科学测量的。但是能源的经济使用效率是很难测量的，没有 一个科学的定义。只能说，比如每一块钱的GDP用了多少能。
记者：单位产值的能耗。
茅于轼：它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就特别多。一个问题是，你GDP怎么测量?这个效率有技术上的效率，还有结构上的效率。结构的效率，比如说我少用加工业，多用服务业。服务业用的能比较少，加工业用的能比较多，如果我少用加工业，在技术上没有变化，但是我们GDP耗能就减少了。但不能说为了能源效率，加工业不发展了。所以，这个问题的测量是很复杂的。能源效率低不等于经济效率低。有的能源效率低，但经济效率就很好。那么我们测量什么?还是要测量经济效率。比如讲，一个电厂的发电效率低，但是它靠近能源产地，它就可以用低一点低效的能源设备，因为它的能源来源便宜。所以这个问题，测量最终要看经济效率。有高效的锅炉，也有低效的锅炉，它们的分布是不是合理?总而言之，这个问题需要市场来解决。市场会把资源用得合理，离产地远的电厂效率就该高，因为能源是有代价的。最后的测量，我觉得是要看市场怎么测量。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能源的价格必须是正确的，必须把外部性的成本打入进去。我想可以这么说，能源效率还要看是不是充分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而且这个价格包含了它的外部性成本。如果用这种成本配置了资源，那么效率就算是高的。我想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
“什么叫合理呢?就是你是不是市场配置的资源”
记者：为什么我们的能源结构跟世界有这么大的反差?我们的煤炭占到70%，如果画一幅图出来，跟世界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世界的平均水平是30%，我国却是70%。
茅于轼：这个不奇怪，因为我们是产煤的国家，而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的化石能源我们比较少，是不够的，需要进口，当然现在煤炭也在进口了。所以，这个问题它是资源配置造成的，跟我们的资源禀赋有关系。我们没有理由说多用煤炭产生的比例高就不合理。什么叫合理呢?就是是不是市场配置的资源。
问题在哪呢?问题是我们国家资源的消耗不完全是市场配置的，有许多人为的干涉。特别是能源使用的环境代价、社会成本没有包含到价格当中去。如果把它的成本内部化了，那以后市场配置就是合理的，管它煤炭用了70%也好，都是合理的。
记者：如果市场来决定的话都是合理的?
茅于轼：对。
记者：还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比较，像美国的煤炭储量比我们还要多一倍多，开采条件也比我们好。但为什么美国煤炭消费占比只有30%多一点，美国煤炭的资源禀赋也是很突出，为什么美国没有像我国那样用煤?
茅于轼：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市场配置资源。像日本煤也没有气也没有，全靠进口，它是市场配置资源就是合理的，我们没有理由说市场配置不合理，你想出个合理的来。 中国电力报：在市场配置资源情况下出来的任何结构都是合理的?茅于轼：对的。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的标准太低了，所以破坏环境的成本是很低的，因此就多用能，而能源使用时都有环境的后果。所以现在我们讲，中国市场资源配置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能源的价格太低。我们整个经济结构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能源价格低也包括环境价格低，破坏环境的成本很低，所以煤炭就用得特别多。至于现在要调结构，价格不动是不可能调的。
“价格是造成我们资源高投入的较粗放经济的一个原因”
记者：这正好是要问您的重点问题。我们能源价格主要由政府来管制，甚至直接定价，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并且明确提出要推进市场石油、天然气、电力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为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您刚才也说了一些，还请您具体分析一下，我国目前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为什么这么明确的说要推进价格改革?应该怎样具体开展这个价格改革?
茅于轼：市场配置资源就是说，价格是供需决定的，供不应求涨价，供过于求落价。通过竞争，这个具体过程就有一个竞争的过程，就是供应有竞争，需求有竞争，然后形成一个均衡价，这个均衡价是一个合理价。从这个角度看，能源行业有一些本来不是很竞争性的，比如说电网，这时候价格必须由政府来定。当然，政府定价有很多条件，就是说也不是自己主观定的，也是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甚至委托一些机构来专门研究什么样的价格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在于有很多竞争性的定价也没有实现市场定价，很明显油气的价格就是这样的。它是可以竞争的，但是没有完全放开，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另外就是我们政府定价的理由，就是你为什么定这个价，这个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我国首先是环境价格低，环境价格低 造成的结果就是环境破坏的比较普遍。其次是我们在能源定价方面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一个例子就是电力的价格。认为电力便宜对穷人有好处，其实，低电价是便宜了富人，因为富人用电用得多。
记者：没错，这其实是您在很多领域都提到的，这实质上是政府确定一个能源价格的上限，这个上限会导致需求的过多，供给的短缺。到最后反而可能是老百姓没有优势去获得能源的消费。
茅于轼：很多例子都是在补贴有钱人。我们的电，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民用电的价格都比工商用电的价格高，因为输配电的损失大。我们是相反的，民用电只有工商用电的一半。所以价格有时是造成我们资源高投入的较粗放经济的原因。要改变这个状况，必须从价格入手。我们喊了那么长时间，要调整经济结构，但是环境的价格不动，电力的价格也不动，煤炭的价格现在是越来越低，造成能源很不利的后果。所以一定要动价格。价格中间特别是环境价格要大幅度地提高。像日本比我们贵好几倍，同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他们那儿那么贵呢?就是里面的税多。就拿香港来做比较，香港的汽油价就比大陆贵一倍多。并不是汽油本身贵了，而是里面的税多了。汽油是国际市场价格定的，谁也改变不了。但是零售价格就跟税收有关系了。你看日本、欧洲汽油价都比中国贵多了。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价格低生活就好了，其实太错了。
原标题：茅于轼：市场配置资源 能源结构和效率才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