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改触发煤老板资源争夺战
2009年，山西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后，大批煤老板淡出公众视野。偌大的舞台上，“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煤老板，尤其显得引人瞩目。煤改之后，煤老板们对已有的利益难以割舍，而新的出路还不明朗，大戏刚刚开幕。而他们之间，围绕山西省日渐稀缺的煤炭资源所展开的角力与格斗，亦日趋激烈。
张新明与吕中楼，这两名山西煤业“大佬”之间的争斗，即为一例。
张新明在2005年曾荣登“胡润能源富豪榜”，并在8名入选的山西富豪中位居首位。而吕中楼，亦非等闲之辈，199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的他，是一名经济学博士，有儒商之誉，曾供职于国家科工委。
从2009年开始，围绕总价已飙升至数十亿元的金海煤矿，这两个曾经交好的山西煤业“大佬”，反目成仇，展开一场角斗。
“二人当时堪称好友。”接近张吕二人的人士透露，吕中楼与张新明的恩怨源于一座名为金海的煤矿股权交易。交易之后两年，两位大佬反目成仇。
太原一知情煤老板分析，这是一起极为普通的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完成之后4年，工商资料等手续也已按协议变更完毕，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交易时双方当事人中有一方受到胁迫或欺骗的前提下，已经转让其拥有17%股权的原股东，却向法院要求返还46%的股份，而法院一审判决居然支持这一诉求。
2008年山西着手煤炭资源整合，至今矿井数量从2600座压减到1053座，办矿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大量民间资本从煤炭领域退出，煤老板去向不一。根据非官方估算，近万亿民资退出煤炭。
高利贷债主——山西煤老板的新江湖
而“煤老板”们不甘落寞，更不会谢幕，他们正寻找新的江湖。
在这场行业变革和资本盛宴中，更多的人不愿意放弃煤炭旧业，奔赴新疆、内蒙等地寻找新的资源。尽管，他们的朋友不断地劝说：“早转比晚转好，煤炭属于全民所有，是战略资源，应交由国家规划开发。”
“毕竟，他们对煤炭熟悉。同时，也不愿意在煤炭的暴利中置身事外。”一位山西本地企业业主说。
除此之外，煤炭老板的归宿并不一致。山西华杰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崔晋宏告诉记者：“煤老板转型领域比较分散，完全脱身煤炭行业后，有的投资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同期，一些转型项目，被当地视为标杆产业，给以财政支持。
对于资源地区而言，经济转型实际上是煤炭转型，或者说是煤老板的转型。2011年山西省政府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意见》，目的是留住民间资本，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
按照山西规划，“十二五”期间，山西省计划利用民间投资3万亿元，民营经济年均增加值达到20%，民营经济占GDP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
山西省将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装备制造业企业重组整合，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煤炭机械、汽车工业、铁路装备、重型机械、新能源和节能环保装备等领域。
今年，山西投资促进局列出920个招商引资项目，涉及煤炭、焦化、冶金、电力、装备制造、煤化工、新型材料、文化、旅游等产业，拟引资金额9184亿元。一是为民资搭建平台，二是为山西转型寻找资金。
山西省工商联人士告诉记者，煤炭资源整合后，民间资本不断寻找新出路。“在政府引导下，煤老板转型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走煤炭深加工循环经济路子，二是投资装备制造、新型材料、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产业。”
基于山西“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型产业规模化”的转型发展思路，煤老板们更倾向于在资源深加工领域转型，走煤-洗精煤-焦化-余热发电-瓦斯发电-电石化工循环经济路线。
这条路线让他们仍在煤炭行业浸淫，分享资源红利。除去上述实体经济外，山西煤老板在PE、VC等金融投资领域较少。相反，一些煤老板更愿意在地下钱庄成为“高利贷”债主。
近日，铁道部对外公布《铁道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依法合规进入铁路领域。在山西煤炭铁路运力紧张的形势下，为煤老板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
“但对于铁路投资民营企业有所顾虑，一是铁路投资规模大，民资进入后所占比重小，难以控股;二是民资进入铁路领域存在制度障碍，民间投资担心利益受损。”崔晋宏说。
评论：下一个“煤老板”是谁?
5月31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民企座谈会上表示“山西煤老板是历史现象，随着时代发展将淡出历史舞台。”
“煤老板”是对民营煤矿主的特有称呼，是一个有着复杂情感含义的词。一方面，“煤老板”代表这对财富的艳羡;另一方面，“煤老板”也代表着“为富不仁、破坏生态、黑了天、污了水、坏了地的形象”(袁纯清语)。在外地老百姓看来，“煤老板”还代表着一群拥有巨额财富，但素质低下的商场“豪客”。
“煤老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以为，“煤老板”是在中国经济制度下催生出来的一个畸形的商业群体。在私有产权得不到法律保护、经济发展又创造出强烈需求的社会环境下，这群人敢冒制度风险、充满草根精神的群体游走在制度边沿，通过和权力寻租的官员紧密结合，置制度规范、生态保护和资源效率于不顾，疯狂套取短期利益。当他们拥有巨额财富的时候，招来艳羡、嫉妒和仇视;当他们被制度洗劫的时候，又往往能博来社会理解和同情。
我手头有一份2002年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撰写的《煤炭行业评价和进入战略》，在这份研究报告中，研究者称：中国煤炭市场以1996年为分水岭，1996年以前在国家“有水快流”政策的导向下，乡镇煤矿蜂拥而上，煤炭市场仍供不应求;1996年以后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内煤炭市场供求关系逆转，1998年“关井压产”政策的实施后，产量有所下降，2000年出现需求回升的好势。
这份研究报告揭示的是2001年前民营煤矿的命运起伏。1996年之前，改革开放充分激活了中国的经济活力，能源需求暴涨。 “有水快流” 的煤炭发展思路为小煤矿快速发展大开绿灯。1997年之后，由于受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煤炭需求急剧下降。小煤矿又率先成了“关井压产”的牺牲品。德隆国际的研究报告称，1998年国务院43号文件对小煤矿实施关闭政策后，截至2001年已关闭小煤矿达到5万处。尽管如此，仍不能扭转煤炭行业的亏损局面。2000年开始，一些持续亏损、发不出工资的国有煤矿企业开始寻求出路，于是不少中小型煤矿以现在看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职工或者民营资本。
出乎意料的是，德隆国际的这份研究报告出台的2002年恰恰又是中国煤炭市场的第二个分水岭。在这一点上，长于产业投资战略研究的德隆国际也没有意识到未来的10年，中国的煤炭行业会以一种超乎其想象的速度发展。其报告预测“从现在(2002年)到2015年，全国煤炭需求将以1.5%的年均增长率低速增长，国内煤炭年需求量将从目前的11亿吨增加到13.5亿吨”。实际发展速度却远远超过了研究者的预期，2011年中国的煤炭产量即已经达到35.2亿吨，不出意外的话，2015年中国煤炭产量将超过40亿吨。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煤炭行业所创造的财富神话让“煤老板”成了舆论的焦点，“煤老板”所代表的是是非非也在这个阶段演绎得淋漓尽致。
不幸的是，仅仅过了6年，拥有巨额财富的“煤老板”再次遭到覆灭的命运。发轫于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从2008年开始对民营煤炭资本进行了一场系统性的冲击，大量中小民营煤矿被强行整合，众多投资者血本无归。其效果就是 “2008年开始的山西煤炭资源整合，2600多个煤企老板通过兼并重组，已经缩减为130个。”
我不是为“煤老板”开脱叫屈。当我看到山西农民在被川流不息的运煤车破坏得不成样的道路上蹒跚前行时，当我看到本应是清泉汩汩的山间小溪流淌着污浊的黑水时，当我看着整天笼罩在浮土中已经分辨不出本色的乡村屋舍时，我为山西产煤区农民生活的感到痛心和悲哀。 而屡屡发生的矿难事故，更是让人感到出离的愤怒。
但如果冷静地思考一下，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真的是“煤老板”的无知和无良吗?不是的，是制度。对于一个随时可能被别人拿走而又能产生财富的东西，你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想方设法在合法拥有的时候掠取最多的利益。想想2008年至今煤炭资源整合的后果，那些老老实实按政府要求从年产9万吨，改造到年产15万吨、30万吨、乃至60万吨的民营煤矿，最后却在2008年后被低价“国有化”，这些“煤老板”如果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那早在前几年煤价疯涨期间就应疯狂开采，赚足了跑路，也不至于落到2008年后鸡飞蛋打。
经历了2008年到现在的煤炭资源整合，不仅山西，其他各产煤大省的“煤老板”也将“淡出历史舞台”。但如果我们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试水其他垄断行业的民营资本恐怕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责令“淡出历史舞台”，而这正是民营企业家们对最近国务院正督促各部门制定“新36条”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铁路、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担心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煤老板”是一个还将延续的时代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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