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加快建立与之相协调的市场机制 ，考虑增进节能减排指标
今年8月31日，国务院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要求改革发电调度方式，研究推行发电权交易,并要求电力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节能发电调度工作的监督。
“小小的制度创新本来可以带来大变化，但没想到实施起来这么艰难。”清华大学教授夏清谈到当前节能发电调度面临的问题时，发出上述呼吁。
近日，亚行技术援助项目召开专题会议，邀请课题组及业内专家就中国节能发电调度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与会专家认为，随着不同问题的显现，节能发电调度正面临多重严峻考验。
实施方案各有特点且效益显著
2007年8月2日，《节能发电调度办法（试行）》（以下简称53号文）获批施行，首选贵州、广东、江苏、四川、河南等五省开展试点，打算取得经验后尽快在全国推广。
2010年7月21日，在广西、云南、海南基本具备试运行条件后，南网开始全网节能发电调度模拟运行。同年12月27日，南网宣布区内五省区全部实施节能发电调度。
截至2010年11月，南网全网共节约标煤633万吨，通过减少电煤消耗，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3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2万吨。此外，通过加强脱硫在线监测，两试点省区脱硫效率达到94%以上，合计减少二氧化硫排放478.6万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董军告诉《每周能源观察》，最早试点的贵州已经形成了由管理与技术支撑的节能发电调度体系。
目前，贵州节能调度工作实现了日常化、标准化和体系化。
广东电网公司与世界银行GEF基金合作，改进了节能发电调度方式，制定了辅助服务补偿及并网运行考核系统。
2009年11月至2010年3月试运行期间，补偿费用共6408.99万元。
水电装机容量占62%的四川省，“丰枯”矛盾突出，丰水期尽可能多发电，火电以最小开机方式运行，枯水期及夏季用电高峰时段火电承担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水电调节能力差，牵涉到的经济补偿问题较为突出。为此，四川明确火电向水电转让发电份额的价格为每千瓦时0.06元，同时明确对关停小火电的补偿由四川省电力公司提供。
南方电网在其指导意见中，初步明确了节能发电调度的基本原则，提出优化水火电调度，保证汛期富余水电吸纳；优化火电机组发电调度，减少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优化系统潮流分布，降低输电线损。同时，加强地区调度火电机组的节能管理、信息管理和技术支持系统建设。
江苏省改“价格优先、效率优先、时间优先”为“效率优先、价格优先、时间优先”。
河南省的方案明确对供热机组、水电机组、燃气机组和清洁利用中水的机组进行政策倾斜。
面临效率环境能力等多重考验
节能发电调度是以节能、环保、经济为原则，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前提下，优先排序调度风能、太阳能、水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发电。对火电机组，按煤耗水平调度发电，煤耗低的多发、满发，煤耗高的少发或不发。这意味着高耗能高污染的发电机组能够获得的发电小时数将越来越少。
然而现状却与53号文初衷相悖。11月3日，国家电监会通报的去年全国30万千瓦及以上常规燃煤机组发电利用小时专项监管情况显示，约半数省份6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利用小时数低于30万千瓦级机组，也低于常规燃煤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存在发电小时数倒挂现象。其中就有参与节能发电调度试点的贵州、广西、广东和云南等省区。
“几个试点省是否完全按53号文要求做到位了，是否完全脱离了计划电量安排，不难判断。”一位与会专家对此提出质疑，“在当前情况下，如果不推53号文，不进行节能发电调度，电量差可能会比实际更大。”议而不决的煤电矛盾，是节能发电调度要迈过的坎。国网能研院副院长蒋莉萍认为，不同机组获取煤炭资源的能力不同，产生的效率不均衡。
清华大学教授夏清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在美国燃料成本达到40%，电厂就没有发电积极性了，现在电厂燃料成本上升到了70%，造成企业都不愿意再建火电机组了。
“谁等谁也应该统筹考虑，牺牲不可再生能源去等可再生能源，这中间就有如何平衡的问题，现在各方压力很大。”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曾鸣说。
“电网负荷的峰谷差加大，为保安全稳定供电，节能调度还要解决系统调峰需求和能耗最小目标之间的矛盾。”蒋莉萍表示，目前国内节能潜力大的地区，价格较低，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实现“区域内优化”与“区域间”协调，值得深入研究。
除了以上原因，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副总工程师郭国川认为，今后节能发电调度还应该关注火电排放量与发电量挂钩的问题。“如果把排放留在省里，电量送出去，地方是接受不了的。因为实行总量控制，各省可能首先把大电厂停下来，也会阻挠电量输出。”“问题出在机制上。”郭国川认为，目前，节能发电调度技术方面问题不大，归根结底是缺乏适应于节能发电调度的环境和机制。
建立的市场机制要考虑节能减排指标
节能发电调度争议较多的还有经济补偿问题。
2009年，国家电监会等三部门联合要求，试点省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制定经济补偿办法。试点过程中，各试点省分别结合实际，制定了不同的经济补偿方案。
比如，广东的辅助服务补偿，贵州的低限标准补偿，四川的电价附加补偿以及江苏、河南的发电权交易等。
“按现在的补偿办法，辅助服务补偿基金全年12.8亿元，解决不了现行单一标杆电价机制下，发电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专家表示。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曾鸣认为，必须建立完善的辅助服务市场，承担辅助服务的机组得到经济补偿，从而有利于节能调度实施。曾鸣建议，现有电价体系下，全国采用统一的经济补偿模式推广难度较大，可能会造成各省或跨区送电省份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为此，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能实现持久作用而更能适应节能调度方式的电价机制。
如何与电力市场改革结合，曾鸣表示，首先应考虑建立电力中长期合约市场，引入大用户直接向大机组购电的双边合同，以保证大机组回收部分固定成本，增加其相对小机组的竞争力。建立发电权交易机制，作为合约的补充，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夏清认为，当前节能发电调度主要面临精确性、节能性、经济性、安全性、有序性等挑战。“应通过科学有效的发电机组序位表形成方法，设计一种全景、全过程的新型节能发电调度模式”。
新模式中，同类型机组如何分析运行效率，夏清介绍，能耗相同效率优先，效率相同 环保优先。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总工程师杨金田分析，我国火电厂分布密度是世界上最高的，火电厂排放标准制定、修编一次比一次严，已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他提出“应从节能发电调度到节能环保发电调度转变，竞价上网引入环保设施折价标准，与我国电力发展模式、电价机制结合起来，将节能指标、环保要求、机组效率统筹考虑，实现综合效率最大化”。
曾鸣提出了增加环境成本电价的三部制电价的构想，与上述想法呼应。曾鸣设想，三部制电价中，容量电价采用政府测算，电量电价市场机制形成，环境成本电价按不同煤耗机组进行测算，依照环境影响程度作为补偿依据。
“与未来电力市场平衡对接，就要实现以量为目标的机制设计与以价为方向的市场化机制的对接。”蒋莉萍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