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提上日程。能源革命踏上征途。“十三五”将是我国能源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期。
来源：微信公众号 能源研究俱乐部 （ID：nyqbyj）作者： 蒋学林
方向明确、前景光明，但路需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十三五”能源之路如何走，还需集思广益、共谋新局。
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电为中心的特征将更为明显。为此，本刊记者近日就电力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专访了原电力部总工程师周小谦先生。
他表示，电力市场应适度超前发展，但亦需重视过剩问题，发展速度不能过快。他特别提出，“新能源要科学协调地发展”。
记者：能源转型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大事，美国、德国等已走在前列，如何评估我国能源转型的差距？
周小谦
能源转型要注意本国能源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经过两次能源转型，已实现了由柴薪向煤炭，再向油气的转型，油气消费比重达到70%左右。我国油气消费比重还很低，依然以煤炭消费为主。去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43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比达到64%、油气占比24%、非化石能源占比12%。
全球能源转型的方向是明晰的，即从高碳能源走向中碳能源，再走向低碳能源，最终走向无碳能源。我国依然处于高碳时代，与全球整体能源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距。有的人说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100年，我觉得至少70年。我国风电基本上2005年以来才规模发展、太阳能发展则在2010年以后才逐步规模应用，目前非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并不高。
能源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煤作为主要能源的状况短期内不会改变。这也是我国能源转型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记者：当前我国电力总体宽裕，但在能源转型、调整能源结构要求下，电力装机尤其是新能源发电依然快速发展，如何看待这样的矛盾？
周小谦
电力适度超前发展。电力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在电力供应充足时，要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电力不足；而在电力供应不足时，也要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过剩。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电力需求放缓，出现电力暂时“过剩”。当时提出“三年不上火电”，严格控制了电力建设速度，以至于2003年后出现了严重电力短缺。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依然在恢复过程中。受此影响，中国能源需求疲软。即便如此，也需要坚持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电力过剩1%造成的浪费，要远小于电力短缺1%导致的损失。
从长远看，我国电力需求也还有较大上升空间。我国年人均用电约4000千瓦时，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发达国家年人均用电差异较大，德国、日本等年人均用电量七八千千瓦时，美国、加拿大等则相当于其两倍。即使以人均用电较低的德国、日本作为参考标准，我国也还有约4000千瓦时的增长空间。
目前电力是否过剩、过剩程度如何，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各方认识也并不一致。有人以整体电力设备利用小时数判断过剩情况，其实是有出入的。近年来大规模发展的新能源发电，因其随机性、波动性、间歇性，本身可利用小时数就低，也是拉低整体利用小时数的因素之一。以火电利用小时数作为判断标准可能更为准确，火电利用小时数应以5000小时作为平衡点。去年火电利用小时数为4329小时，表明电力总体宽裕，需要适当控制电力发展速度。
记者：您认为具体应当如何控制电力发展速度？
周小谦
我的总体想法是高效清洁发展火电、深度开发水电、规模化发展核电、科学协调发展新能源。火电在电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较长时期内不会改变，只有稳住火电才能让电力安全供应有基本保证。火电现在不能叫停，今后还需要继续发展。新开工火电项目数量可减少些，在现有项目节能减排、灵活运行等改造方面上多下工夫，走高效、清洁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约50%，低于世界平均比重，更远低于发达国家比重，今后应进一步提高电煤比重。根据规划，2020年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到60%以上。
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电开发程度相比，我国水电开发程度偏低。去年底全国常规水电装机约3亿千瓦，尚有2.4亿千瓦技术可开发量，潜力巨大。最近，云南决定不再开发建设25万千瓦以下中小水电站，四川提出暂停核准30万千瓦以下中型水电站，是值得商榷的。
核电是最清洁的能源。加快发展核电，增加核电的比重，对于减排目标的实现是不可或缺的选择，也是我国调整能源结构的最主要路径。我2014年底提出，2020年我国核电最少要有7000万千瓦，现在可能时间来不及了，但加快发展的方针应当坚持。“十三五”期间，每年核准新建6至8台核电机组的速度，应当继续提升至10台或更多。久拖不决的内陆核电也应尽快放开。
当前，新能源发电技术尚未完全成熟，能源利用率普遍较低，与其他能源的耦合度存在不足，且经济性相对较差，不能很好地满足用户需求，今后必须坚持走科学协调发展之路。太阳能发电刚开始发展，以群众运动方式搞工业发展是不对的，必须以效率优先。我认为，光伏发电能源转换效率在未达到30%的情况下，不宜大规模发展。而且，光伏等新能源应以分布式发电为主，更加注重“效益规模”而非“规模效益”。
我国当前能源规划的关键问题是组织体系不稳定、不专业。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去多个国家考察电力规划工作，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给我印象深刻。虽然同是发展中国家，但其能源规划工作的专业性、稳定性值得我们学习。
以前我们做电力规划时，与煤炭、铁路、交通等各相关部门都有完善、固定的沟通联系制度，每五年结束后也会做相应评估。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后，全国电力格局巨变，电力规划工作也出现了较大变化。“十一五”“十二五”连续两个五年未正式出台电力规划，行业发展缺乏统筹协调。
记者：电网发展方面，持续多年的特高压争论最近又热起来，您持什么观点？
周小谦
对特高压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交流特高压，业界对直流特高压的看法比较一致。首先，需要肯定特高压的创新贡献，全盘否定是不对的。有人反对搞特高压，理由之一是其他国家没有搞过。我认为这是媚洋思想，不能说别人没搞成我们就不能搞。特高压是中国及至全球电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让中国电网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多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其次，需要注意特高压的应用范围。特高压有其本身的经济适用范围，不能无限制的应用。
配电网要全面发展。一直以来，配电网是我国电网的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强。近两年来，国家推出了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总投资20000亿元）、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总投资预计超7000亿元），这是非常得力的举措，配电网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八个字的概括非常关键，我认为同时还应强调“经济”。新能源应当以配网消纳为主，减少远距离、大规模输送，分布式、就地消纳应是其基本形态。能源互联网可为此提供技术支持平台，但同时注意把能源互联网简化为电力互联网的倾向。
记者：行业发展离不开改革支撑。当前，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正在推进，您怎么看此次改革？
周小谦
电力市场体系建设需要合适时机。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后，我就意识到电力市场体系难以建立。随后三年全国严重缺电，供应保障尚且不足，何谈市场交易。果然，当时作为重头的区域电力市场建设在2006年陷入了停滞。目前，则是建立电力市场体系的好时机。电力供应形势较为宽松，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电网企业应更积极地参与、支持电力体制改革工作，抓住有利时机促进建立健全电力市场体系。
我一直认为，“输配分开”不具备现实基础，输与配并无明晰界线。发、输、配、用（售）四个环节中，“厂网分开”改革已切分了“发”，其他三项中“用”应当是可以切分的环节。本次改革将产业园区作为用户端放开切入口，今后居民用户也可考虑纳入。
特别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要关注农村供热、供电问题。农村问题不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会落空。对于能源领域，农村问题关键是供热、供电问题，但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推进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应考虑在农村多推广小型的热电（冷）多联产项目。热电联产是能源梯级利用的有效方式，能源利用效率可以提高到80%~90%。
延伸阅读：
原标题：独家专访|原电力部总工程师周小谦谈电力改革与发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