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范围上包括信息技术革命和可再生能源革命两次技术革命浪潮，信息技术革命将贯穿于始终。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透视，澄清目前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歧和模糊认识。通过对马克思工业革命理论的阐释，不仅重申马克思有关“工具机革命”而非能源革命作为工业革命标志的观点，而且对历次工业革命中“工具机革命”与能源革命内在联系的历史规律性进行了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对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再“革命”，它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资本替代体力劳动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本质上是对人的脑力劳动的替代;二是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中的能源革命在本质上不同，可再生能源革命把能源采掘业转变成了制造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能源生产转变成了遵循收益递增规律的生产活动。
关键词：第三次工业革命、可再生能源革命、工业革命的理论、经济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JL009)“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贾根良(1962—)，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从事演化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研究。(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定义与范围
目前，人们在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解上仍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与2012年在中国出现的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定义的两个流行版本密切相关：一个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编辑麦基里在2012年4月发表的《制造和创新：第三次工业革命》“特别报告”中提出的以机器人、3D打印机和新材料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这可以称为“制造业数字化革命的版本”;另一个则是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的由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革命相结合所产生的“能源互联网”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这大致上可以称之为“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版本”，尽管杰里米˙里夫金在其著作中提到了麦基里所谈的内容，但他认为这只是其“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部分内容。在中国，虽然不乏学者认为这两个版本甚至多于这两个版本的内容共同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但由于人们的知识背景和专业视角不同，在对具体问题讨论时，明显地产生了对“制造业数字化革命”和“可再生能源革命”两个版本之间各执一端的两个阵营。
“制造业数字化革命”的阵营最为常见，他们从已有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知识背景来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把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如智能化等同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甚至有不少人直接把“两化融合”(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等同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这方面，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为代表，其中，吕铁和邓洲的观点颇具典型性，他们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制造业版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比“可再生能源版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具现实指导作用，据此，他们“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界定为新兴技术广泛应用推动下的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变革。这不仅在逻辑上自洽，而且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1]冯飞属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多于以上两个版本内容相加的学者，但他却认为，孕育当中的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突出特点可概括为“一主多翼”，所谓“一主”就是信息技术和生产服务领域的深度融合和结合，出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生产方式，所谓“多翼”是包括新能源、生物技术以及新材料等这样一些新的发展领域，未来二十年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还是“一主”，而“多翼”的主要影响尤其是新能源的影响大约要到30~40年之后[2]。显而易见，冯飞并没有把“可再生能源革命”看作是与“制造业数字化革命”具有同等地位的革命。
“可再生能源革命”的阵营在学者中也较广泛地存在着，他们从低碳经济的角度来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笔者2012年9月参加的工信部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专家座谈会上，大多数学者就持有这种看法，但这个阵营典型的代表更多地来自于能源和电力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其中以国务院参事、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能源局局长徐锭明和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振亚为代表。徐锭明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绿色技术为核心，低碳时代将由“第三次工业革命”带入，并力主加快中国智能电网的建设。刘振亚在《智能电网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一文中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全球能源体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谁能牢牢把握能源变革这个根本，谁就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智能电网是承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平台，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全局性的推动作用……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是，中华民族已经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中国新能源、智能电网发展均走在世界前列，在新一轮能源变革中处于有利地位，具备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勇立潮头、引领发展的条件。历史不应重演，机遇稍纵即逝。能源电力行业要自觉承担起历史重托，加快发展智能电网，巩固和扩大中国在智能电网领域已经形成的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贡献。”[3]智能电网也就是里夫金所说的“能源互联网”，据报道，该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从业者更是里夫金观点的拥趸者，这以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为代表，他在2013年年底出版的一本新书中专门从光伏产业的角度讨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4]。
那么，如何认识这两种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当不同的理解呢?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研究者、经济史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们在“技术革命长波”的名义下对工业革命史和世界经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的研究。他们都认为，自英国工业革命至信息革命，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新熊彼特学派演化经济学代表人物克利斯˙弗里曼甚至在1996年就已推测指出，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很可能是继信息革命之后的新技术革命诞生的重要动因，它将产生一种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和“可再生能源体制”[5]，这成了珀尼克和怀尔德在其专著中下述思想的来源：“清洁技术”是第六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技术革命特征[6]。经济史学家图泽尔曼和钱德勒发现，第一次和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组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按照他们的方法，第三次和第四次长波则构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7]150。那么，第五次长波也即信息技术革命的长波和“可再生能源革命”合并在一起是否就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笔者看来，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是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研究者，为了避免长波理论的概念性缺陷和对历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经济数据序列过于机械的理解，她以每次诱发技术革命浪潮的重大技术突破(大爆炸)作为起点，划分了五次技术革命浪潮[8]。在文后表中，笔者借用了佩蕾丝的这种划分，作为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相类似的说明，并列示了三次工业革命与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演化经济学的新熊彼特学派看来，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主要讨论的是作为第六次长波技术革命主体的可再生能源革命;麦基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下一代信息技术都属于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延续、具体应用和进一步发展，或者说在今后二十年内只不过是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展开期的表现。卡萝塔˙佩蕾丝近几年发表了多篇论文讨论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展开期问题，见佩蕾丝个人网站，中文文献请见拙文：《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因此，遵循图泽尔曼和钱德勒有关工业革命的经济史研究传统，从一种简化的角度来说，一个严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应包含着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和可再生能源革命这两次长波(或技术革命浪潮)的内容;而麦基里和杰里米˙里夫金所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加在一起实际指的是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浪潮的展开期加上可再生能源革命浪潮的整个时期，并没有包括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浪潮的导入期(1971—2000)。因此，在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上，目前人们在“制造业数字化革命”和“可再生能源革命”两个版本之间各执一端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与特征
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范围上包括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和可再生能源革命，演化经济学的这种观点有助于澄清人们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误解。例如，上海《文汇报》记者在对杰里米˙里夫金进行访问时，把可再生能源革命误解为一次单独的工业革命，这种观点在目前的中国就很流行——《文汇报》记者问，“有人认为，此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已经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而能源革命则是第四次了”。虽然杰里米˙里夫金对此做出了正确的回答，“不，两者都属于第三次工业革命”[9]，但他用“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的结合”划分三次工业革命的做法本身就是造成混乱的根源，这是本文现在需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此外，有学者还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如下质疑：杰里米˙里夫金所说的还不能称之为“革命”，因为无论是在生产方式、动力强度和控制精度上，能源互联网和制造业数字化革命都只能称作科技革命，因而称不上工业革命[10]。如果该学者把能源互联网和制造业数字化革命看作是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部分，他就不会怀疑它的“革命”性质了;但是，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该学者所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生产方式、动力强度和控制精度上具有什么特点呢?这个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回答过，这是本文这部分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现在让我们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或原因是什么?一些学者使用能源革命来划分工业革命，特别是杰里米˙里夫金提出“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的结合”是历次工业革命爆发的标志或原因。那么，这些看法是否正确或是否严谨?杰里米˙里夫金认为，通信是社会有机体的神经系统，而能源则是其血液，历次工业革命都是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的结合。19世纪，世界迎来了一次通讯技术与能源技术的融合，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以蒸汽为动力的印刷机代替了手工印刷，这使得人类可以以低成本制作大量的印刷品，知识得以传播，新的经济模式日益崛起，最终造就了密集的城市核心区和拔地而起的工厂。20世纪，人类经历了第二次通信技术与能源技术的融合，即第二次工业革命，电视、电话、广播等新型通信技术的出现，以及电力、石油等新能源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催生出城郊大片的房地产业以及工业区的繁荣。“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目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用和不断融合后，将带给人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再次巨大改变。因此，有人认为，杰里米˙里夫金有关工业革命起源和标志的这种观点对传统观念是颠覆性的。
但在笔者看来，上述看法是不正确的或至少是不严谨的。因为单独的能源革命并不能引起工业革命，历次工业革命也不是“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相结合”的结果，工业革命的起源或标志是工具机的革命，通信革命只不过是工具机革命的次生结果而已，而生产方式的革命则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非起源或其标志。笔者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工业革命理论的重申。马克思通过对工业化史的考察，认为工业革命或工业化实际上是技术进步引起的“工具机”对人类劳动的替代，而能源利用的进步则体现在其替代人的肌肉力量充当动力来源的形式的演进上，工业革命的标志或原因是工具机的革命，而非能源革命。
马克思指出，“原来只是用人当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却最早采用了牲畜、水、风作为动力……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十七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那种蒸汽机，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只以人为动力而设计的机构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11]马克思的这段话说得很清楚，虽然在十七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发明了蒸汽机，但并没有引发工业革命，只有当纺织机发明之后，人的肌肉充当动力来源根本上就无法适应生产率提高的要求，才使以蒸汽机技术为基础的能源革命得以发生。
实际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与能源革命无关，蒸汽机革命也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我们习惯上称作“产业革命”)爆发的必要条件。按照经济史学家罗斯托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783年，完成于19世纪30年代，但在1800年，大多数棉纺厂还在使用水力，水车(而非煤炭)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半段即第一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支柱部门[7]177;到1813年，英国已有2 400台自动织布机，其中一部分用水力推动，一部分用蒸汽机发动[12]。只是到了1829年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半段的1850年，棉纺织工业作为英国最早过渡到“蒸汽工业”的部门，使用的蒸汽动力才达到7.1万匹马力，使用的水力下降为1.1万匹马力[13]。因此，佩蕾丝指出，水力是第一次技术革命浪潮在动力方面的主导部门，煤炭工业只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因蒸汽机而成为铁路时代的动力工业，石油到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才成为动力工业[8]18-19。这种“典型化事实”不仅是对马克思工业革命理论的强有力证明，而且也揭示了历次工业革命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工具机的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历次工业革命的前半段，从而成为历次工业革命的起点或标志(请参看文后表)，而与其相对应的能源革命总是发生在该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或者说爆发在偶数的长波(也就是第2、4、6次)中，并在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半段作为动力方面的主导产业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遵循着马克思所揭示的工业革命的这一历史规律。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代替化石能源发电，它在其替代人的肌肉力量充当动力来源的形式的演进上并没有革命性的变化，所以，可再生能源革命不能看作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或原因。此外，虽然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是可再生能源革命的基础性平台，对可再生能源革命来说是关键性的，但它的发展却建立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工具机”革命——计算机及其衍生的信息通信和智能技术革命之上。智能电网就是电网的智能化，建立高速、双向、实时、集成的通信系统是实现智能电网的基础，没有这样的通信系统，任何智能电网的特征都将无法实现。因为智能电网的数据获取、保护和控制都需要这样的通信系统的支持，建立这样的通信系统是迈向智能电网的第一步，因此，信息通信技术(IT)革命是智能电网诞生的条件，而未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则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解前述马克思的那段引文上，人们往往不能对“工业革命是技术进步引起的工具机对人类劳动的替代”这句话进行深究，但这句话实际上隐含着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前次工业革命具有根本不同性质的揭示。固然，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用机器替代人，是技术进步引起的“工具机”革命对人类劳动的替代。然而，人类劳动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虽然可再生能源革命在其替代人的肌肉力量充当动力来源上并没有革命性的变化，但与前两次工业革命是对体力劳动的替代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本质上则是对人的脑力劳动的替代，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具有根本性不同的特征，这也可以说是对前两次工业革命的“革命”。
谁能否认计算机革命在信息收集、高速计算、数据处理、自动检索、通信(互联网)、电网智能化、物联网等诸多方面的革命性变化对知识工作领域中脑力劳动的巨大替代?但是，这只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目前机器人革命蓄势待发已充分说明，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信息技术革命主要表现为信息通信革命和对知识工作领域中脑力劳动的替代，而在今后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它将通过机器人和智能系统等在制造业、农业、流通、交通运输、社会服务和家务劳动等所有体力劳动领域不断实现对“脑力劳动”的替代，从而在更大程度和范围上实现对体力劳动的替代，并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智能化。
早在1946年，控制论创始者和机器人革命先驱诺伯特˙维纳在纽约科学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预言计算机将成为“未来自动控制领域的核心系统”，他还谈到了机械手(机器人最简单的形态)对制造业的巨大影响：“(控制论)给了人类一个全新的也是最有效的机械手，大大地节约了劳动力成本，这个机械手不但能尽可能地提高经济效益，不像普通劳动力那样，包含着直接的消极作用，而是趋利避害。因此无论如何，每一个劳动者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他们在与机械劳动者竞争的时候， 意识到了机械劳动者所占有的优势， 占据制胜地位的总是机械劳动者们。”[14]目前， 虽然3D打印机对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的影响还不会很快到来， 但近年来机器人在生产中的大幅度采用已经很明显地说明， 中国以廉价体力劳动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将遭受大规模被废弃的巨大危险， “制造业智能化革命”对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这是笔者之所以对杰里米˙里夫金有关工业革命的标志提出质疑的现实原因和意义。
三、可再生能源革命的性质与意义
按照我们上节的结论，既然工业革命的标志或原因是“工具机的革命”而非能源革命，那么，是否能源革命就只具有从属地位，它对工业革命并不是很重要?然而，如果能源革命不是很重要，那么，为什么在历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又总是要发生能源革命?每次工业革命是否可以不发生这种能源革命?如果非发生不可，那么，在这当中是否隐藏着某种不被人们广为了解的内在规律?就第三次工业革命而言，为什么要发生可再生能源革命?难道它仅仅是因为生态或环境危机所诱导的能源革命吗?可再生能源革命相对于以前的非可再生能源革命是否具有独特的革命意义?这些追问对深刻地认识目前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知识和能力有限，笔者在下面只能做出初步的解答。
众所周知，煤炭替代木材、石油替代煤炭是分别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能源革命”，煤炭和石油分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性能源和主导产业中的动力部门，是英国和美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彭穆兰[15]、斯塔夫里阿诺斯[16]和克里斯蒂安[17]等许多学者都认为，英国之所以率先爆发工业革命与其快速完成由木材向煤炭的能源转型和率先完成大量使用煤炭燃料的蒸汽动力化存在着直接关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虽然美国和德国在其前半段追赶并共同超越了英国;但在其下半段，正是基于其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优势并率先大量应用内燃机、石油化工等重要技术，美国才独自领导了以石油、汽车和大批量生产时代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这是美国战胜德国和英国在20世纪奠定其世界霸主地位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能源革命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具有这样重要的作用呢?19世纪中叶，第二代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有关美国学派的分期及其经济理论请见贾根良：《美国学派：指导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帕申˙史密斯提出的“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理论”(在这里，资本应该理解为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能源革命”的意义做出了解释。按照这种理论，劳动和资本在生产中共同提供的主要服务是“工作作用力”，即推动工具做功的能量或动力，显然，工业资本可以通过比体力劳动更便宜的方式制造推动机器做功的能量或动力，因为根据今天的食品和燃料成本，人的身体是一个相对低效的能量转化器。蒸汽动力生产每人时“工作作用力”的成本，要比依靠人本身还要低，因为给机器提供燃料和操作机器的成本，要比供养和维持人身体的成本低得多。机器和人的隐喻渗透于19世纪美国经济学说的始终[18]。
1852年，艾伦在其《自然力学的哲学与自然驱动力的源泉和行为模式》一书中对使用马力和和蒸汽动力(以木头或者煤炭作为燃料)作为工业动力的成本进行了比较，并使用生产这些不同食物和燃料所必需的土地面积作为比较的基础，揭示了在英国工业革命中为什么发生“能源革命”：使用马匹生产1天马力的机械能，所需的干草和谷物是63美分和5.75英亩土地;使用蒸汽动力生产等量的能量，所需的木头燃料在价格上要便宜些，但需要23英亩土地;而使用煤炭生产1天马力的机械能，则只需要24美分，价格还不到使用马匹生产的一半，而且也没有土地面积约束。显然，马匹注定是要被淘汰的，这也是煤炭为什么要替代木材作为蒸汽动力的能源来源的经济原因[20]。
美国学派所谓的能量就是现在的“能源”概念，当人力、牲畜、水和风作为劳动工具的动力时，人们往往并不把它们看作是“能源”，实际上，它们和化石燃料一样是能源，即能量的来源。因此，帕申˙史密斯认为，当经济使用的能量从人类体力进步到生物动力、风力和蒸汽动力时(当时电力和内燃机尚未出现)，收益递增主要反映在每个工人所能支配的日益上升的能量生产能力上。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人类可以更好地支配自然的能量资源，而由燃料提供动力的、能量密集型的资本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资本的生产力在日益提高的程度上超过它的(劳动等)成本，这主要是由每个工人所能推动的能量日益增长所导致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蒸汽织布机比手动织布机的生产率之所以高十几倍，原因就在于人的肌肉作为动力来源被动力程度高十几倍和单位成本更低的蒸汽动力所替代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的工业革命理论，只要把人的体力当作动力来源，就不会发生工业革命，蒸汽动力替代人力的基础在于织布机的革命，虽然蒸汽机早在17世纪就发明了，但并未产生工业革命。正是因为人力、牲畜或水力作为动力无法推动机械织布机运转，才对能源革命提出了要求，正是这种要求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迫切的需要。这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之所以发生能源革命的基本原因，如果没有这种能源革命，工厂就只能建在河边，工业革命就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以蒸汽机和铁路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也就不会发生。因此，在马克思所说的“工具机革命”与能源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还没有被人们广为理解的内在联系。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蒸汽机在推动重型机械的运转上已“力不从心”，因为它需要能量密度更高、更不受地点限制的动力来源。最初，由于电气化的发展，19世纪末的美国工厂就掀起了用电动机替代需要在工厂储备大量煤炭的蒸汽机的热潮。但是，由于无法解决电能的储存问题，电动车(储能问题仍是目前的技术前沿)在1900年之后就让位于由内燃机所驱动并以石油为动力的“汽车”。石油是汽车、石油化工、合成材料和内燃机等重化工业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也无法运转。因此，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基础上，爆发了以石油、汽车和大批量生产时代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由于“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石油密集型”工业体系最终替代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煤炭密集型”的工业体系。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息化、智能化是其核心，无论是计算机、各种软件、互联网、廉价微电子产品(电脑、手机等)，还是高速铁路、机器人以及智能装备制造业，只有电能才能驱动;而电能的能量密度则远高于石油，否则高速铁路就无法运转。“电能密集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工业体系最终将会替代“石油密集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化工业体系，这同样是计算机等工具机的革命对能源革命提出的要求。按照帕申˙史密斯的理论，收益递增是由每个工人所能操纵的能量密集度决定的，日益枯竭和成本不断上升的化石能源已无法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需要，而随着技术的进步，直接以太阳能、风能发电的成本最终也将会低于把化石能源转变成电能的成本，而前者却是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因此，这就引出了可再生能源革命与前两次能源革命在本质上的不同。前两次能源革命都没有摆脱资源采掘业因不可再生性而最终所无法逃脱的收益递减规律：由于资源日益趋于枯竭或品质不断下降，其供给是高度缺乏弹性的，随着资源开采规模的扩大，开采成本将不断上升，资源价格将不断提高，1970年以来原油价格的变化就证明了这一点：1970年，沙特原油的官方价格为1.8美元/桶，而2011年4月29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升至114.83美元/桶，41年间石油价格上涨近64倍。而风力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不存在枯竭或品质下降问题，供给是无限的，其生产率、成本和价格将完全取决于可再生能源生产设备的研发和制造活动，与以资源采掘活动为基础的化石能源生产遵循收益递减规律相反，可再生能源生产在本质上则是制造业，它遵循着收益递增规律，这就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能源基础，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活动的重大革命。可再生能源生产革命把能源采掘业转变成制造业，能源生产遵循收益递增规律，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同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又一突出特征。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面临能源供给压力最大的国家，特别是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这种压力已经是史无前例的。幸运的是，作为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核心，目前正在酝酿的可再生能源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经济所面临的能源供给趋于枯竭和化石能源所产生的严重生态危机问题。从能源安全和能源独立角度来说，由于“化石能源只有在特定的地区出产，需要巨额的军事投资和地缘政治操作才能获得，可再生能源不同，它是随处可见的”[19]，所以，与获得化石能源的经济安全必然会导致暴力冲突和帝国主义战争不同，可再生能源的可再生性作为能源安全和能源独立的基本来源在本质上则是和平性质的，它将对全球能源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抓住可再生能源革命的历史机遇对于中国摆脱地缘政治的约束、保证能源安全并实现能源独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肮脏生产方式”相比较，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在其下半段引入了绿色和清洁的生产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量生产范式是以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不仅没有解决不可再生能源的枯竭和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危机。因此，绿色技术革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下半段的主要特征，可再生能源革命是解决能源枯竭和解决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的根本性出路。正是站在这样一个战略制高点上，西方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革命的发展，正在加快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替代传统能源上已初见成效，一些国家已经走在中国的前头。据欧洲统计局2013年4月的最新统计数据，2011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已经达到13%，瑞典已经达到46.8%，而中国2010年末这个比例才为9.6%，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革命上仍有不小差距，应该奋起直追。
结语
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范围上包括信息技术革命和可再生能源革命两次技术革命浪潮，信息技术革命将贯穿于始终。可以看出，历次工业革命都是百年周期，都包含着两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奇数的长波(也就是第1、3、5次)相对于上次工业革命当然，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半段即棉纺织工业革命针对的是前工业革命时期，因此，革命性的特征是史无前例的。都具有间断性和“飞跃性”，这是经济史学家们把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长波称作“第二次工业革命”、把“信息革命” 称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原因，虽然他们在起始时间的确定上不尽相同。而偶数的长波(也就是第2、4、6次)则与上次奇数长波(分别对应于第1、3、5次长波)具有连续性并以其为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第六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即“可再生能源革命”的长波无疑是以信息通信技术革命长波为基础的，这是导致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如智能化直接等同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并不说明偶数长波不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偶数长波，历次新工业革命的威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才能被充分展现出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产业革命只有通过1829年开始的“蒸汽和铁路时代”才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重型机械和电气化革命只有通过大量生产才产生了所谓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息革命只有通过“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第六次长波才能为解决能源枯竭和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根本性的出路，它将与第五次长波共同创造“智能与清洁”的生产方式，并大约在21世纪70年代建立起与轻工业体系和重化工业体系相当不同的“智能与绿色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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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工业革命与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历次技术革命的开始年份和流行的名称核心国家动力部门支柱部门基础设施工业革命的区间、特征和主导工业体系第一次技术革命浪潮(1771)：产业革命英国棉花、生铁棉纺织工业运河
轮船
公路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1829)：蒸汽和铁路时代英国(扩散到欧洲大陆和美国)煤炭、生铁铁路和蒸汽机铁路
蒸汽船第一次工业革命(1771—1875)：机械生产方式的革命、轻工业体系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1875)：钢铁、电力和重化工业时代美国和德国追赶并超越英国钢重型机械、重化工、电气设备钢轨
电话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1908)：石油、汽车和大批量生产的时代美国，后扩散到欧洲石油汽车、石油化工、合成材料、内燃机、家用电器高速公路
无线电
机场第二次工业革命(1875—1971)：大批量生产方式的革命、重化工业体系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1971)：信息和远程时代美国(扩散到欧洲和亚洲)芯片计算机、软件、远程通信、廉价微电子产品(电脑、手机等)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2030年左右?)：智能和清洁技术时代?美国、日本、欧盟、中国?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太阳能发电、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3D打印机?智能电网、高速铁路、智能化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和其他方面等国民经济体系的智能化第三次工业革命(1971—2070年代?)：智能与清洁生产方式的革命?信息与绿色工业体系?
原标题：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自世界经济史的长期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