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8日，第2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盛大开幕。这届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誉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让世界记住了一个现代城市的中国“面孔”。
这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成就的一个缩影，这是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重要展示。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倡导下，“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应运而生，承载着人们对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美好憧憬。能源，则再次扮演关键角色，成为让理想照进现实的一把“金钥匙”。
8月6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在江西新型城镇化论坛上表示，城镇化的核心是改革。因此，“所有人必须转变观念，否则期待就会落空。”
2011年，城市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开始由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经济社会和城镇化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专家预计，到2050年，我国城镇化人口达到65%至70%。城镇化带来了能源消费、机动车使用的快速增长。同时，我国也为城镇化发展付出了高昂的资源环境代价。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逐步形成，即以集约、智能、低碳、绿色型的发展方式，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
转方式调结构
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攀枝花学院2.1兆瓦太阳能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能源至关重要。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董秀成说：“新型城镇化是重点也是难点，其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改变甚至可能带动国家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
新型城镇需要从依靠资源投入和消耗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主的集约型增长模式。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效抑制高耗能产业膨胀，通过政策调整产业结构，鼓励清洁化、消耗低、污染小产业的发展。
广开源精节流
推广新型能源利用方式
“面对新型城镇化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要‘广开源’，研发可再生能源、分布式能源;‘精节流’，提升传统能源利用效率。这是推动新型城镇低碳、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式。转变能源利用方式将可能成为改变传统粗放、低效、污染能源体系的突破口。”董秀成说。
我国传统的化石能源分布不均衡，适用于大规模开发、集中使用。新能源则恰恰相反，适合规模小的城镇、农村，故城镇、农村具有新能源发展的空间优势。
德青源(北京)生态产业园。
另外，我国能源传统模式是“入大网”，而实际上，入网价格甚至高于出售价格，进出网过程还会造成资源浪费。所以规模较小的城镇、农村可以依靠分布式能源自成体系，实现自给自足。但分布式能源建设初期投资较大，前期开发需要政府整体规划和政策支持。
新型城镇化资源水平应晚起步、高起点，采用可再生的优质能源。但现阶段，传统能源仍是主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才是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出路。中化集团原总地质师曾兴球说：“阶梯电价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用电浪费。天然气也可以实行阶梯气价，通过国家调节价格机制抑制高能耗企业发展，改变传统粗放型的发展道路，通过精细节流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抓机遇迎挑战
国企须寻发展空间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能源转型初期投资较大，单纯依靠公民行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由政府统筹规划，企业要有所作为。其中，国有企业要承担政治、经济双重责任，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董秀成认为，国有企业需要在新型城镇化政策中寻找发展空间。
对于以中国石油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国企来说，挑战来自保供压力。资料显示，十多年来，城镇化每增一个百分点，需多消耗4940万吨标煤的能源。因此，保证天然气这一清洁能源的充足供应既是政府责任，又是国企担当。国企应协调国内外两个市场，建设覆盖小城镇、农村的基础管网，构建天然气输送网络。另外，国企还需加强创新能力，加大新能源开发力度，研究适合新城镇发展的可再生优质能源，找到政治责任和经济效益的平衡点。
同时，新型城镇化也为传统能源企业发展清洁能源提供了重要机遇。老城镇可利用的土地有限，发展模式已定型，发展新能源的难度很大。而新城镇的基础设施和规划是全新的。国企需要与政府合作，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增加LNG加气站等配套基础设施，在新城镇中推广新能源汽车、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并以新城镇为示范，带动全国低碳排放交通工具的发展。
寻找治疗“城市病”良方
粗放型城镇化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酿成了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
过去30年，我国城镇化进程经历了快速推进的阶段，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攀升至2012年的52.6%。然而，在取得惊人成就的同时，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为特征的城镇化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粗放的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的概念被推至公众面前。针对新型城镇化的资源利用问题，8月6日，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和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以及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讲师郭兆晖。
姜克隽认为，我国过去进行的城镇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并不是“摊大饼”式扩大城市面积，而是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变成市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然而现实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虽然居住在城市地区，但无法享受与城市人口享受的同等水平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其生活质量远不及城市居民。他们仍然是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农村人口。而且，大量的人口迁徙使得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城市问题也日渐凸显。
首先，大量的资源消耗使城市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数据显示，在全国654个城市中，有近400个城市面临城市供水不足的问题，其中约200个城市严重缺水，北京、山西、河北、河南等全年降水分布不均、降水总量相对较小的省市，地下水过度开采问题突出，地下水位普遍下降。
城市空间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这突出表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这类城市的人口数量远远超出城市现有资源能够承受的范围，交通拥堵现象严重，欧美国家城市化200年才出现的“城市病”，在我国城镇化30年后便集中爆发。
其次，粗放型城镇化导致城市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城镇化的直接表现是高楼大厦越来越多，柏油马路越来越密集。这些变化在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意味着大量植被和地下水循环系统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同时，城市的快速扩张也使污染物不断增加，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
城市面临“不可承受之重”，新型城镇化迫在眉睫。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相对欠发达，资源与能源消费量远低于城市地区，加速城镇化会导致我国资源与能源消费量急速增加的忧虑也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对此，姜克隽认为，新型城镇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需要未来10年、20年逐步推进。“如果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走势，到2025年，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将显著提高，农村家庭的资源与能源消费量将远高于城市家庭。”实际上，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在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较高的北京地区。有数据表明，居住在怀柔、昌平等北京郊区的一个农村家庭冬季采暖需要3吨至6吨煤炭，仅这一项就远远超出北京一个城市家庭一年的能源消费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将促进资源节约。”姜克隽说。
新型城镇化要告别过去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的模式，资源与能源的利用是关键。郭兆晖认为，新型城镇化的资源与能源利用要把握三个原则。第一，将自然环境对环境污染破坏的最大承载能力与城市发展所需的资源与能源量相结合，对城镇化所需的资源与能源量划定一个上限;第二，以进行城镇化的农村人口为对象，将这些资源与能源合理分配;第三，将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对资源与能源进行合理定价。
“关键在于要把资源与能源合理利用的界限设计好。”郭兆晖认为，通过加大节能降耗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以减少传统能源的消费需求等手段，城市发展可以突破既有资源环境约束，提高资源与能源量的上限，从而大大拓展新型城镇化的前提条件，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口自由迁徙奠定基础。
“风车森林”矗立戈壁滩
“风城”是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城的别称。每当大风刮来，四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人们“谈风色变”。
图为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九龙路上的晨曦街景。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组织下，托克逊县先后吸引了华电集团、华能集团等企业，在小草湖、克尔碱、通沟等昔日“谈风色变”的风区架起风力发电机。“三十里风区”的风能资源已经变成新疆著名的风电基地，在戈壁旷野上矗立起一排排壮观的“风车森林”。
循环发展折射新型城镇化内涵
当前，中国面临三大主题任务，即工业化、城镇化、生态化;同时需要采用三条主要路径，即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这一任务必须完成，而且城镇化也必须以产业发展为基础。
城镇化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土地、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结构的融合过程。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注重进度，更要注重质量。要建设“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有特色的多元城镇化建设模式。
生态化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条件。它与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相辅相成，渗透其中。
完成三大主题任务，需要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贯穿其中。绿色发展是纲，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是目。纲举目张，相得益彰。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是绿色发展的一体两翼，循环发展侧重于资源问题，低碳发展侧重于能源问题。三者在本质上都是可持续发展，可实现协同发展。
显然，与城市化相比，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更符合我国国情。在我国城镇化大规模推进过程中，尤其要加深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
新型城镇化应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城镇化不是一个简单地将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城镇化的本质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满足城镇居民多元化、公平性的社会需求，因而必须体现出人的发展水平。从国际普遍经验来看，世界171个国家(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城镇化率之间直接展现出正向关系。
新型城镇化应是因地制宜的城镇化。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镇数量增加与规模扩大的过程，而是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应根据功能定位和区划要求，在不同层面规划设计城(市)镇功能群，增强城市辐射能力和城镇的互补功能，建设不同特色的城镇化模式。
新型城镇化应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城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切忌一哄而上，盲目冒进。要坚持产业先行，坚持城市发展与自然承载能力、社会承载能力和经济要素的优化组合相均衡，否则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会随着城市集群和产业结构调整更加不平衡，导致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严重不协调。
当前，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同时又面临着土地、能源和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严峻制约。因此，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在众多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循环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其三个层面的循环，即从企业内部的小循环，到园区层面的中循环，再到社会层面的大循环，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与我国城镇化道路异曲同工，因而循环经济可为我国城镇化提供新型发展模式。
探寻“太阳能小镇”新型城镇化之路
今年上半年，山东省即墨市投资1.08亿元进行“太阳能小镇”的一期建设，总占地62亩(1亩=0.067公顷)，其中社区服务中心4000平方米。目前，已完成入户调查，形成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初稿，并聘请青岛城市规划设计院、同济大学完成详细规划初稿。
那么，“太阳能小镇”是什么?
2012年3月9日，在全国两会山东代表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橡胶与轮胎工程技术中心主任袁仲雪提出了推广即墨市“太阳能小镇”这一城镇化新模式。它是一种以光伏科技为支撑的新型城镇。它将多个自然村的土地集中起来流转给企业，由企业建成中心社区及光伏农业科技大棚。中心社区推广工厂化房屋技术和太阳能路灯等设施，通过配套建设太阳能产品及服务设施，建设一个低碳、智能、绿色、环保的社区，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光伏农业科技大棚棚顶进行太阳能发电，并到国家电网，棚内种植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发展高效农业。小镇将太阳能综合开发应用、设施农业发展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行有效融合，实现政府、农民、企业三方共赢。
光伏农业科技大棚内景。
这种创新模式为农村人口找到了出路。按照协议，农民把耕地流转给企业，由企业实施农场化生产。农民凭空就得到每亩土地相当于1000斤小麦的流转收入。同时，“太阳能小镇”建成后，将至少吸纳1.5万个劳动力就业，这将占到普东镇现有2.1万多名劳动力的大约70%。这意味着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可直接进入企业的二产环节就业。此外，由于光伏大棚发展的是高效现代农业，单位产出效益较原来要提高10倍以上。因此，不仅企业可以从中得到更多收益，农场农民也可每月领取2000元至3000元的工资收入。
这种生产模式，也将顺其自然地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适应土地集中使用，普东镇将利用3年时间，将全镇规划建设为10个新型农村社区。这就很自然地把分散的农村居民点进行合并,促进集中居住和公共设施共享。
以往，农村社区建设容易出现新的居住方式与传统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矛盾。但是，“太阳能小镇”在建设之初规避了这一问题。一方面，“太阳能小镇”使农民不仅住进楼房，而且实现了从农业劳作者向产业工人的转变，实现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步转换。农民从平房搬进了楼房，由分散居住改为集中居住，还能享受光伏技术带来的太阳能产品。
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在火热进行中。将光伏技术、新农村建设形成互动的“太阳能小镇”建设，或许会给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带来诸多启发。
链接
即墨市创立“太阳能小镇”将从农村新型社区创立入手。计划创立的第一个农村新型社区为“大信镇向阳社区”。这个社区将依托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等太阳能光伏发电企业，普及工厂化房屋技巧和太阳能路灯等装备，使太阳能装备成为社区的有机构成部分。
这个社区现在正与西班牙OSA计划设计公司谈判，计划利用水、空气等自助式能源，摸索再利用旧房拆卸后发生的固体建造草芥，既能获得节能环保低碳的收获，又能使农民在物业成本上常年补益，创出独具特色的社区新形式，树起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社区标兵。
大信镇向阳社区涉及4个村庄、1311户、2990人;计划总投资6.5亿元，创立农民住房2622套、总建造面积19.67万平方米，计划占地260亩，可减少用地326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