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不仅给日本国内，还给世界造成了重大影响。直到现在，事故平息仍然前景不明。对于放射性污染情况的掌握也难说充分，今后的危害无法预测。
在能源供应方面，对于今年夏季电力短缺的担忧已经显现，但核电事故造成的影响不止如此。日本政府“到2030年新建13座核电站”的能源基本计划已经难以维系。首相菅直人表明“将从零开始重新审视”。
日本政府已经要求滨冈核电站停运。原因是滨冈核电站位于可能发生的东海地震的震中，遭遇大地震袭击的可能性非常高。至于其他核电站，根据目前的推测，在30年内发生震度6级以上地震的概率不到1％，因此不要求立即停运。
但这次地震告诉我们，以灾害发生概率低为由降低安全对策级别绝不可取。
日本平安时代发生贞观地震（869年）时，东北沿岸也遭遇了规模与这次相同的海啸。在发现这个情况后，日本产业综合技术研究所的冈村行信博士曾在政府的审议会上提出了强烈警告。如果政府接受警告制定预案，这次地震的灾情应该减轻不少。
也就是说，这次的海啸并没有超出预料。只是千百年一遇的海啸而已。而且，地震和海啸造成的灾害都可以预想。不像气候变化那样无法准确预测具体会发生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对海啸和地震并不是在无知（unknown）和不确定（uncertain）下做出的决策。
即便不能正确预测时间，地震也总会发生。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几十年后。根据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日本需要针对过去经验和现有科学知识透露出的最大地震和海啸，制定应对预案。
政府推算与大岛推算
即便是最完善的预案也同样存在危险。我们对于自然的认知原本就不够充分。对于核电站的形态，仅由该领域的专家讨论决定并不恰当。必须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从更广泛的视野，对安全性进行探讨。“危险应该降低到何种程度”最终将成为社会性、政治性的决策。
安全对策的强化不可避免，但这意味着提高核电站的安全对策费用。也就是发电成本的上升。在此之前，核电一直被公认价格低廉。这也是政府发展核电的一大原因。但这个理由并不牢靠。
“核电价格低”依据的是日本综合资源能源调查会电气事业成本分科会2004年出台的报告（参照表格）。但在最近，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大岛坚一的研究结果显示，核电的发电成本高于其他电源。
比较表格中的二者可知，核电的发电成本在报告推算中为5.3日元/kWh，价格最低，而在大岛推算中，1970年度到2007年度的实际值为10.68日元/kWh，高于火力和水力。而且这还是地震前的评价。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此次核电事故伴随的对策费、赔偿费和今后预计增加的安全对策费，在大岛推算中，核电的发电成本也高于其他电源。
为什么二者的推算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首先可以指出的是推算方法的差异和使用数据的差异。
报告推算是以标准设备为对象，统计发电需要的种种费用。而大岛推算则是实际值。这种根据各电力公司公布的“有价证券报告”，推算各种电源发电成本的方法由同志社大学教授室田武发明，大岛教授改进而成。
无论是哪种方法，推算的正确性或许都存在争议。标准设备方式假设了各种前提。实际值虽然反映的是“实态”，但也必须对统计范围等进行某种标准化。
核电的无形成本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在比较发电成本时，首要任务都是把发电产生的全部成本计算在内。这一点虽然尽人皆知，但实际做到却不容易。
以向海外购买发电需要的某种资源为例。资源可以是化石燃料也可以是铀。如果开采现场发生了严重的环境破坏，没有采取任何对策，那么，在购入资源的价格中，就不包含环境损害费用。这笔费用转嫁给了环境损害的受害者和社会。但是，一旦违反规定，发展成赔偿问题，这笔费用就有可能需要反映到价格中。
对于经常被指出难以推算的后端（乏燃料再处理和放射性废弃物处理等）费用，报告推算将其计入了发电成本。这一点可以给予肯定，但问题是，后端费用的估算是以核燃料回收政策按照政府计划进行为前提的。众所周知，核燃料回收政策的不确定性极大，现在完全没有按计划进行。因此，后端费用的估算很可能过低。
大岛推算首先统计的是电力公司的实际支出。电力公司发电需要的支出记录在“有价证券报告”中。但大岛教授指出，如果单凭电力公司的支出费用，核电站将无法工作。发电技术的开发、电站厂区、维护占据着巨额的财政支出。虽然火力和水力等也能够获得针对厂区的财政支出，但借助“电源三法”补助金，核电得到的财政支出远比其他电源丰厚。
如果这笔财政支出对于核电而言不可或缺，那么，即使没有计入电力公司的费用（没有计入电力公司的“有价证券报告”），也应当算作是核电发电成本的一部分。
核电的无形成本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在比较发电成本时，首要任务都是把发电产生的全部成本计算在内。这一点虽然尽人皆知，但实际做到却不容易。
以向海外购买发电需要的某种资源为例。资源可以是化石燃料也可以是铀。如果开采现场发生了严重的环境破坏，没有采取任何对策，那么，在购入资源的价格中，就不包含环境损害费用。这笔费用转嫁给了环境损害的受害者和社会。但是，一旦违反规定，发展成赔偿问题，这笔费用就有可能需要反映到价格中。
对于经常被指出难以推算的后端（乏燃料再处理和放射性废弃物处理等）费用，报告推算将其计入了发电成本。这一点可以给予肯定，但问题是，后端费用的估算是以核燃料回收政策按照政府计划进行为前提的。众所周知，核燃料回收政策的不确定性极大，现在完全没有按计划进行。因此，后端费用的估算很可能过低。
大岛推算首先统计的是电力公司的实际支出。电力公司发电需要的支出记录在“有价证券报告”中。但大岛教授指出，如果单凭电力公司的支出费用，核电站将无法工作。发电技术的开发、电站厂区、维护占据着巨额的财政支出。虽然火力和水力等也能够获得针对厂区的财政支出，但借助“电源三法”补助金，核电得到的财政支出远比其他电源丰厚。
如果这笔财政支出对于核电而言不可或缺，那么，即使没有计入电力公司的费用（没有计入电力公司的“有价证券报告”），也应当算作是核电发电成本的一部分。
对于全部电源，大岛推算都统计了包括财政支出在内的发电需要的总费用。这样一来，核电反而成了最昂贵的电源（表格中“包含财政支出的总值”）。如果考虑到原子能发电无法调整输出功率，必须由抽水蓄能发电补充，其价格还会更高（表格中“原子能＋抽水蓄能”）
如果依据大岛推算，这次的事故不仅给核电的安全性打上了问号，过去盛传的经济性也将遭到质疑。核电的经济性只有在巨额财政支出的支撑下才能得以成立。“便宜”的旧有评价只能说是国家的杜撰。
如果核电成为昂贵的电源，发展核电的依据之一就将崩溃。倘若仍然要发展核电，那么，发展的依据从何而来？
总而言之，彻底验证发电成本必须成为思考今后能源政策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