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内外能源发展现状与趋势出发，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十年来，我国顺应全球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大势，把推进能源革命作为能源发展的国策，能源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新形势下，能源安全出现新特征，也要求我国进一步壮大能源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提前谋划调整能源国际合作布局，密切关注防范转型过程中能源安全风险，先立后破，彻底解决能源安全瓶颈。
（来源：电联新媒 作者：刘建国）
我国已形成开放条件下
保障能源安全的政策框架
2014年以来，我国统筹推进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科技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能源国际合作，形成了开放条件下的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政策框架，有效提升了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一是通过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和提高能效，我国基本上告别了过去粗放式的能源消费模式。我国已经形成了抑制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政策、制度以及调控工具体系，能源需求增长已经由高速转为较低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4%，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2%的经济增长。
二是我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替代了部分化石能源需求。截至2024年3月底，我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6.6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约4.6亿千瓦，水电装机容量约4.2亿千瓦，核电装机容量约5700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超过全国累计发电总装机容量的一半，实现了对煤炭的大量替代。2024年1~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294万辆，市场占有率超过32%，有效缓解了机动车快速增长引发的石油需求增长。
三是我国具有较强的能源持续供应能力，足以保障常规环境下的国内能源需求。我国的煤炭资源较为丰富，并且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为电力稳定供应奠定了良好基础。自2024年1月1日起，我国建立了煤电容量电价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煤电兜底保障作用。我国国内石油生产每年稳定在2亿吨左右的水平，天然气产量连续6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与此同时，我国已形成了以煤制油、煤制气、煤制乙二醇和煤制烯烃等为主的现代煤化工产业体系，并具备一定的产能储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能源安全呈现新特征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秩序和格局深度调整，能源地缘不稳定因素增多，叠加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明显增多，激发威胁能源安全的多重矛盾与风险。
一是地缘不稳定引发能源供应中断、价格冲高风险增大。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是国际大变局的重要嬗变期，地缘政治博弈日趋复杂，大国博弈加剧，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秩序重构等将波及能源领域。俄乌冲突尚未平息，巴以冲突烽烟再起，若局势进一步升级，甚至存在扰乱整个中东地区稳定的可能性，恐再次引发全球油气供应中断、价格冲高。
二是新能源产业发展涉及的技术、标准、稀有金属等逐渐成为能源安全施压新手段。在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可再生能源驱动的能源转型正带来极其显著的地缘政治影响，将重塑地缘政治版图。随着各国争相发展新能源，未来全球针对新能源领域技术、标准的争夺将更为激烈。与此同时，清洁能源发展所必须的多晶硅、钴、锂等元素巨大需求日益增多，这些材料、稀有金属与煤炭、石油、天然气一样，其分布天然具有地缘属性，在地球上的分布集中程度甚至不亚于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未来，能源系统再次如同化石能源时代一样，产生了高度依赖自然地理分布的矿产需求。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深入，围绕稀有金属的地缘政治争夺将更为激烈。
三是能源安全突出矛盾由化石能源稳定供应风险向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性风险转变。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及能源转型的推进，包括油气在内的化石能源需求峰值将很快到来，并在此之后大幅下降，化石能源稳定供应风险也将随之大幅降低。与此同时，电力将成为终端能源的主体，新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中的占比也将持续提高，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性风险将尤为突出。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背景下，低层空气明显变暖，大气不稳定性增强，强对流天气数量增加，过去百年一遇或几十年一遇的极端气象灾害事件出现的概率、时间、范围和地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能源稳定供应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特别需要强调，随着终端用能电气化比例越来越高，电力中断风险带来的危害更为严重。
先立后破
彻底解决能源安全瓶颈
一是壮大能源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降低油气对外依存度、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根本之举。一方面，需创新管理机制，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彻底消除弃风、弃光体制机制障碍，从制度上化解火电与新能源发电矛盾，尽早摆脱对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创新转型路径，鼓励各种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避免出现“一刀切”的做法。另一方面，我国在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共享出行、智能网联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就，具有推动交通能源融合发展的基础。可将推广新能源汽车作为加快能源转型的突破口，加快交通运输实现高效化、去油化、电气化发展，试点开展充换电站电池储能参与城市电力调峰、智能电网发展的可行商业模式，助力提升电网稳定性。
二是提前谋划调整能源国际合作布局。我国参与能源国际合作也要顺应全球能源市场变化趋势，进一步调整油气贸易布局、加强对新能源相关关键矿产资源供应保障的关注、引导我国企业扩大新能源领域国际合作。逐步调整油气进口合作国布局，减少高风险及与我国互信度较低地区油气进口量，近中期在巩固提升与俄罗斯、沙特等国开展油气合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可再生能源与氢能、储能等领域合作。加强对钴、锂、镍等关键矿产资源需求量、储量的预测预警，研究分析未来全球的贸易流向。与重点资源国家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联合开展重要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统筹设计合作研发和技术交换等合作战略，以保障和支撑国家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落实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要求，引导海外能源投资加速清洁化、低碳化转型。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推动新能源技术和产品、节能环保服务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
三是密切关注防范转型过程中的能源安全风险。当前正在进行中的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防止“运动式减碳”、不能急于求成。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需要全面夯实煤油气产业链体系，加快形成多主体、多层次、多功能的能源储备体系及管理制度，增强化石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同时，要着力解决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过程中的各类安全风险。建立差异化的电力保障预案，积极开发抽水蓄能、天然气调峰、新型储能等灵活性资源，增强电网弹性，强化智能电网相关技术攻关以及示范应用。加强网络攻击风险漏洞排查，健全事故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取证和追踪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