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推动全球能源结构持续变革
苗中泉
（国网能源研究院）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向全球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过去十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过程中，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国能源合作一直是其重要基石之一。十年树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能源合作，以其充沛的内在动能，深刻、全面地推动着全球能源系统结构、市场结构、主体结构、治理机构和价值结构的持续转型。面向未来，为确保能源国际合作更加行稳致远、更加合乎互利共赢的初衷，需在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能传媒研究院”作者：苗中泉）
一、“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从五个维度变革全球能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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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改进和优化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能源系统结构
一方面，在中国企业强大高效的工程建设能力支持下，诸多具有地区乃至世界影响力的重大能源项目从无到有，为当地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清洁转型提供了最基本的物理条件。标志性工程有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巴西美丽山±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巴基斯坦卡拉奇K-2和K-3核电站项目、卡洛特水电站、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电项目、阿根廷高查瑞光伏电站项目、黑山莫祖拉风电项目等。另一方面，以跨国、跨区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重点，根据国际能源贸易的客观需求，建设以中国为中心的辐辏式能源基础设施管网系统，推动相关国家能源关键基础设施从事实上的“孤岛化”向“网联化”方向演进，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先后建成投产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跨境油气管道；与俄罗斯、蒙古国等7个国家开展电力互联互通项目建设，积极宣传、推动以特高压和清洁电力为核心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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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促使全球能源市场供需结构变革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十年，也是全球能源市场格局大调整的十年。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全球能源主要的消费地区集中在欧洲、北美，以中日韩印为代表的东亚地区能源消费增长迅速。十年后，仅中国一国的年度能源消费总量就已经达到全球总量的25%，相当于美日印三国的加总；在全球石油进口贸易总量和天然气贸易总量中的占比分别达到20%和14%；其中LNG进口在全球LNG贸易中的占比超过21%。世界能源市场的消费重点和主要购买力，已经从北美和欧洲大幅转移至以中国为重心的太平洋西岸地区。全球能源的主要供应地区，也呈现更为显著的多元化特征。除传统的欧佩克+之外，页岩油气革命促成美国油气战略大转型，从全球主要的油气进口国一举变为最大的油气出口国，并成为推动液化天然气区域市场扩张为全球市场的关键力量。供需地区关系的变化从根本上重塑国际能源市场格局。“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以中国的巨量能源市场需求为中心，形成了覆盖俄罗斯、中东、北非、拉美、东南亚等全球能源传统供应地区的世界能源贸易关系网络，成为全球能源市场格局大调整中的决定性力量。
03
显著增强世界能源从业主体结构的多元化
自工业革命带动第一次能源革命以来，世界能源领域的主要行为体，长期以欧美世界的能源寡头为主，在上世纪曾一度出现过英美七家石油公司瓜分世界石油市场的局面。从1960年代开始的中东产油国石油公司国有化进程开始，国家石油公司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的作用逐渐匹敌、超越欧美私有跨国能源公司。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成为原油进口国后，主要依托国有石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确保安全稳定进口。而其他能源领域的国际拓展相对迟缓。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框架下，以电力、电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为主的各类中国能源机构，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后海外扩张的机遇，以国际产能合作为重点，实施了设计、施工、装备、管理、运营、服务等一体化“走出去”战略，成为国际能源全产业链条上积极活跃、卓有竞争力的参与者。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建设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新能源装机，而且供应了全球近70%的光伏产能，满足了超过60%的全球风电机组市场需求。“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成为中国能源企业全面走向世界、接受国际竞争考验、实现持续发展壮大的“东风”。中国能源企业也从国际能源市场的追随者，稳步发展成若干领域的领跑者，掌握行业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引领转型发展的话语权，有效增强了国际能源市场主体的多元化。04
持续优化国际能源治理结构，促进原本碎片化的治理机制趋于体系化
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欧美经济体能源消费增速趋于停滞，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持续发展，原本由国际能源署协调经合组织等主要油气消费国、由“欧佩克+”组织负责协调油气生产和出口、双方共同决定能源市场走势的国际能源基本治理架构，已难以有效应对诸多新问题。加之全球清洁绿色转型加速推进，国际能源治理的对象、内涵、外延都出现重大扩展，原有治理机制的碎片化现象更加突出。“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一方面不断扩大“朋友圈”，定期举行能源部长级会议，打造日益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就安全稳定供应、跨国能源合作和加快清洁转型的政策沟通、规划对接、能力建设、技术交流和联合研究等展开对话、部署行动。目前，“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成员国达33个，超过国际能源署，也成为国际能源治理领域主要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兼有主要能源供应国和消费国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以能源合作为牵引，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坚持做现有国际能源治理体制机制的维护者、完善者，积极融入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跨国能源治理机制。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先后共同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中国—阿盟清洁能源培训中心、中国—中东欧国家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中国—东盟清洁能源合作中心等5个区域能源合作平台，通过常态化、多层次、多轨制沟通对话，不断修补和完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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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动并引领世界能源价值结构转型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能源行业存在价值重心从商品向服务转移的基本趋势。2012年以来，这一趋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先进能源企业感知，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转型发展战略。从单纯的能源商品提供商，转型为更具增值空间的能源服务供应商，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壳牌、意大利电力公司等知名跨国能源企业已制定相应战略。个性化能源服务、能源数字技术、能效服务、新能源项目建设与并网运维、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技术、智慧电网建设、能源产业链拓展业务等，成为世界先进能源企业最具增长潜能的业务板块。顺应这一转型趋势，在“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的十年中，中国能源企业积极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领域的政策经验、先进技术、重大装备等高端产业资源走出国门，将能源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方案、中国制造转化为新的业务增长极，不断向国际能源产业价值链U型曲线的两侧升级。特别是电网类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成功投资运营巴西、菲律宾、葡萄牙、澳大利亚、意大利、希腊、阿曼、智利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骨干能源网，投资和承建的项目均为关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实现了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和技术、装备、标准一体化“走出去”。这既是全球能源行业价值结构转型的现实例证，也代表着“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未来深入发展的基本范式。
二、“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亟需完善三项内容
第一，以更加紧迫的使命感尽快在中国能源消费市场范围内建成有足够影响力的国际能源交易枢纽，核心是在国际能源市场中加快形成与中国能源消费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定价话语权。缺乏国际能源产品的定价话语权，不仅意味着中国无法享受在国际能源贸易中根据市场惯例进行充分博弈的合法合理的权利，而且意味着最大的单一国家能源采购需求无法有效转化为复杂局势下参与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战略能力。特别是天然气“亚洲溢价”问题，虽已是老生常谈，但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随着中国天然气进口需求的持续扩大，虑及当前和今后可预见时段内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局势必将更趋复杂和紧张，解决这一问题将变得更为紧迫，时间窗口不断缩小。2013年在上海设立的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经过十年的发展，从无到有、筚路蓝缕，但影响力还有大幅提升的空间。
第二，根据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情况变化，动态调整相关项目投资建设的风险评估与防控机制，坚持审慎的主基调，做好从“写意画”向“工笔画”的转型调整。2019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持续疲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升级；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和政治治理造成深远冲击；2022年的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对各国、各地区的系统性影响直到现在仍未能清晰评估。这些情形，已经迥异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客观环境的变化，要求“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在下一步发展中，也必须有新的改变。具体而言，就是必须更加强调风险意识，要将宏观政治经济不确定性与具体项目的投资收益风险分析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高度尊重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主体作用，坚持市场逻辑，处理好底线风险防控和化危为机、大胆开拓的关系，做好相关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的动态管理。
第三，更加充分地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项目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ESG标准体系等融合，不断提升中国相关企业开拓未来国际市场的前瞻竞争力。一方面，当前参与相关能源合作项目的中国企业，对ESG等国际上新的更为严格的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的重视度不够，相关信息披露存在缺失，这对其进入高端项目形成了门槛性制约。另一方面，积极融入现有国际绿色标准话语体系，在倒逼国内企业改善管理、加快高质量转型的同时，有利于最大程度地扩散其国际项目的影响力，打造更加积极亮丽的“国家名片”，降低新业务开拓的交易成本。此外，近年来美国、欧洲相继推出了“蓝点网络计划”“全球门户计划”等面向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尽管这些计划被认为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公开的制度性竞争，但我国相关智库机构宜尽快着手研究将“一带一路”与欧美相关计划对接融合的可行性，并主动发出提议，争夺维护全球经济体系开放性的国际道义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