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在北京举办“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并在论坛期间发布了《我国三代核电发展战略价值研究》。
记者在论坛期间了解到，随着全球核电发展逐步进入回暖期，主要核电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仍在坚持发展和利用核能，国际核电市场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国三代核电发展的比较优势已基本形成，具备了从“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迈进的条件。但是，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三代核电“走出去”也将遇到自主创新、经济性、公众接受等各方面的挑战。
三代核电走向世界
“现阶段核电发展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核电发展的重心从传统的核电大国转向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二是核电技术升级改造的步伐加快，三代核电机组已成为全球在建核电的主要机型。”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专家委政策研究组组长、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黄峰解读上述研究成果时表示。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在运核电机组448台，总装机容量3.91亿千瓦，分布在3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拥有在运机组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99台）、法国（58台），日本（42台）。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在运核电机组37台，总装机容量3581万千瓦，位列世界第四，在建规模位列世界第一。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预测显示，205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可能达到8.71亿千瓦。世界核协会预计，到2050年世界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0亿千瓦。经合组织核能署和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年世界核电装机容量5.43亿千瓦，2050年将达到9.3亿千瓦。
“虽然不同的机构预测数据有所不同，但均认为未来全球核电的装机容量会有显著增长。”黄峰指出。
在国际核电市场需求增长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核能发展的热点地区。
“目前世界上79个国家有核电发展计划或规划，计划新建核电机组157台，容量162.1GW；规划新建核电机组351台，容量401.9GW。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核电发展占上述新增规模的70%以上。”中核集团董事长王寿君在论坛发言时指出。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我国出口巴基斯坦的恰希玛核电一期工程4台机组已全面建成，采用华龙一号的卡拉奇K2、K3项目已开工、恰希玛核电5号机组商务合同也已签订。而且，华龙一号已进入英国通用设计审查第二阶段，采用华龙一号技术的英国BRB项目已开启地质勘查。此外，我国还与阿根廷、沙特、土耳其、埃及、美国、捷克等国分别签署有关协议，开展了核电和相关领域合作。
目前，我国大陆在运的37台核电机组在技术层面都属于“二代”或“二代加”，在建20台机组中，一半属于第三代技术，包括4台华龙一号、4台AP1000以及2台EPR机组，“十三五”甚至“十四五”期间新建机组的主力堆型也将是三代堆型。
“我国核电已经实现了由二代向三代的技术跨越。”黄峰介绍，“目前，三代核电具备了批量化建设的条件。预计今后一个时期每年将开工6-8台三代核电机组。”
竞争激烈补齐短板
迎来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中国三代核电出海之路仍面临挑战。
“世界核电正在回暖，核电市场有发展空间，俄罗斯、美国、法国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王寿君在分析当前我国核电发展形势时指出，“我们要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以核电为龙头，推动核全产业链走出去，带动核燃料、工程管理、技术服务、装备制造走向世界，不断提升中国核工业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我国三代核电发展战略价值研究》也指出，一些传统核电大国的国内市场空间有限，而国际核电市场的总需求也不旺，海外核电市场竞争激烈。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核电强国的三代核电“拳头”产品均已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美日联合开发的先进沸水堆ABWR、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的先进压水堆AP1000、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开发的先进压水堆VVER、法德两国联合开发的欧洲压水堆EPR、韩国开发的先进压水堆APR1400都已进行了市场布局。其中，俄罗斯近年来凭借新技术的造价优势，占据了绝大部分新增市场订单，远远甩开其他国家。
除国际竞争外，我国三代核电发展自身也存在诸多挑战。
上述研究报告指出，我国自2016年以来未核准新核电机组开工建设，国家“十三五”电力规划确定的“装机5800万千瓦，在建3000千瓦”装机容量目标完成存在较大的困难。其次，我国是国际核电市场的后来者，在三代核电“走出去”的初期阶段，需要有建设周期和运行验证，而且目前在建的三代核电首批项目都承担了技术验证和工程示范的任务，需要后续项目分摊相关研发收入。
“中国核电技术长期沿用‘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路子，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也是中国核电发展的一个短板。”一位参会专家向记者表示，“而且，目前三代核电还没有批量化建设，经济性和市场竞争力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要进一步走向世界，就必须加大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力度，形成一批能走出去的自主品牌产品。”
记者还注意到，目前公众对核电的接受认可，依然是核电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我国三代核电发展战略价值研究》提出，我国对核电的公众宣传和科普教育工作起步较晚、覆盖程度较低。对核电发展的战略价值与核安全的认知参差不齐。“核电项目应进一步加强向公众开放并建立公众的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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