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冬以来，面对雾霾我们已经无计可施。沦落到如此境地究其原因，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大家的逻辑出了问题。人类最大的荒唐，莫过于逻辑的荒谬，而荒谬逻辑一定是因为常识出了问题。
今天在微信中看到令人尊重的北京大学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题为：“林毅夫谈雾霾：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改善是不可取的！”的演讲稿。他在文中提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雾霾，认为我们雾霾严重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快，这是似是而非的观念。不是说把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下来了，雾霾就会减少。不能说经济增长的速度跟环境没关系，但这不是根本问题。
他说：环境污染跟发展结构有关系。如果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相对于在农业耕种阶段的时候，以及在高收入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时候，环境压力就大。在这种情况下的，我们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再加上地方监管不利，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环境恶化。
林教授认为，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改善，这个说法不太成立。如果我们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那意味着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要延长，如果我们不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就没办法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
林教授的想法也太过一厢情愿了。在河北一些污染最严重的地方，那里肆无忌惮污染环境的钢铁老板们早就举家移民不是中国人了，他们祸害自己的旧日家园，买通腐败官员任其排放，将产品在国际市场按照大白菜的价格倾销，最后将这些黑心钱汇到国外投资移民买房子置地。林教授可以到山西做做调研，那里污染最严重的小煤矿、小焦炭、小钢铁、小冶炼、小电石……的老板们，还有几个继续住在山西的，他们祸害完了家乡，然后嫌弃山西污染严重，全家拍拍屁股走人了。只有林教授还在苦等他们积累了财富，在家乡发展服务业推进产业升级。
根据林教授逻辑推论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必须忍受环境代价快速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快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才可能将我们的经济发展推进到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而他的逻辑代表了现今很多人的发展观念，而这种逻辑似乎与正常人类的逻辑大相径庭。我们不禁要问林教授们，难道我们大家等到呼吸系统出了问题，再到医院病床上去享受中国的服务业转型吗？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相信今天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人向往着空气污染、雾霾和呼吸系统的各种疾病。
根据新华社主管，瞭望周刊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2017年1月6日发表的题为：“雾霾伤身究竟伤在哪儿？与肺癌发病密切相关”一文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因PM2.5暴露导致的过早死亡约有80万人，因此它也被列为世界第13大致死原因。2016年10月，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刊登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及团队就中国空气污染现状以及改进建议的综述。钟院士表示，日本、欧洲和美国分别进行过十数年的研究观察来分析对比肺癌的死亡率，结果明确表明肺癌发病率的增加与雾霾关系很密切。一般来说，PM2.5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肺癌风险增加25%~30%。他们认为，虽然雾霾与中国肺癌发病和死亡的确定关系还需要一定时间来观察和证实，但这十年来中国肺癌发病率增长比其他肿瘤都要快，京津冀地区肺癌发病率增速明显，农村虽吸烟率更高但肺癌患病率却比城市明显偏低，很多非吸烟或二手烟接触者罹患肺癌等现象都可以间接推测雾霾极有可能是导致肺癌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日医院院长王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的疾病统计中，肺癌、肺心病、肺结核分别被纳入肿瘤、心血管和传染性疾病，但实际上这三类疾病都是典型的呼吸系统疾病。若将这三类疾病纳入呼吸系统疾病进行统计，则呼吸系统疾病所致死亡占我国城市居民总死亡率的五分之一强，占农村居民总死亡率的四分之一强，均列各系统疾病死亡率的第一位。
《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出现肺癌新发病例73.3万例，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20%，占男性癌症发病率四分之一；而在死亡率方面，中国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16.1%，平均每年有60万人死于肺癌，肺癌死亡人数占全部恶性肿瘤死因25%。
在这里，我们并非想批评林教授，因为有着与林教授相同逻辑的人充斥政府、企业、媒体、学界各个社会层面。这种与正常人类不同的逻辑，其实可以追溯到“发展是硬道理”。因为，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没道理。所以，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遵纪守法都成了“软道理”。就因为这个硬道理，各地才会有“先污染后治理”的政治逻辑，而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对雾霾的束手无策或视而不见，以致掩耳盗铃就不足为奇了。
林教授说：在老牌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当他们处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因为这是产业结构造成的。
这些国家处于我们今天相似的发展阶段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技术进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环保技术当今的水平，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中国环境污染最大的问题不是发展阶段问题，不是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的落后，而是违法排放，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以中国燃煤火力发电厂的环保标准和技术水平为例，绝大部分环保指标都超过全世界先进水平。不仅如此，其他很多工业的环保标准和污控技术也在全球相对先进。问题并非出于中国所在的发展阶段，而是环境违法排放导致了从众效应。正是在这种“发展是硬道理”的逻辑下，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在环保上“要钱不要老百姓的命”，能为而不为之。
国家每年为火电厂烟气脱硫、脱硝、除尘补贴超过千亿元，但并未有效实现燃煤电厂减排目标，反而是电企骗取环保补贴屡禁不止。2016年就有多达42家火电企业骗取国家脱硫脱硝电价补贴，其中，华能国际骗补8亿元、大唐发电骗补5.8亿元、浙能电力骗补2.6亿元。共和国长子们的央企和国企都是如此，其他企业就可想而知了。这还是被环保部门当场捉到的，还有多少企业没有被捉到？在这一次雾霾中，尽管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严格的限产措施，仍有大量企业违规生产，其中一些是国家命令淘汰的技术，就在地方政府眼皮底下继续黑烟滚滚。
中央第三巡视组向环保部反馈专项巡视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未批先建、擅自变更等环评违法违规现象大量存在，背后隐藏监管失职和腐败问题；二是有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违规插手环评审批，或者开办公司承揽环评牟利；三是环评技术服务市场“红顶中介”现象突出，易产生利益冲突和不当利益输送；四是环评机构资质审批存在“花钱办证”现象，后续监管不到位；五是把关不严、批而不管、越权审批不仅导致污染隐患，而且加大权力寻租空间；六是地方环保部门环评审批中腐败问题易发等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在“发展是硬道理”的逻辑指导下，加上林教授们发展阶段理论的佐证，对于本地企业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和排放污染睁一眼闭一眼放任自流，使得违法企业利润增加，竞争力增强，规模还不断增大。而其他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方利益不得不去效法，最终良币不得不屈从劣币。我们不禁再问，如果所有的企业都依法依规排放，大家在同一环保的标准下经营，难到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吗？这与发展阶段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
其实，存在逻辑问题的不仅仅在学者中，我们的主管环保部门的领导的不少观点也让我们费解。2017年1月6日，环保部陈吉宁部长就大气污染防治与媒体见面，《科技日报》记者问陈部长，现在老百姓迫切期待知道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能呼吸上新鲜空气。陈部长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预测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背后非常复杂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接受程度，也取决于我们在技术上能不能有更快的突破。美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花了很长时间来找原因。陈部长还说，德国怎么一夜之间解决了污染问题呢？其实它们也不是一夜之间，它们都是用了20年到40年的时间才解决的。我相信我们会比它们更快一些。
这话听似颇有道理，但是，我们中国开展环保工作并非是昨天的事情，环保部也不是刚刚从天上掉下来的。1974年10月，国务院正式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负责制定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规定，审定全国环境保护规划，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的环境保护工作；1982年5月，组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内设环境保护局；1984年5月，国务院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副总理兼任；1988年7月，国家成立独立的副部级国家环境保护局；1998年6月，该局升格为正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8年7月，总局正式升格为环境保护部。该部门存在至今42年后，它的领导突然告诉我们，呼吸上新鲜的空气是一个非常难以预测的问题。
1996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九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我国开始对污染物实施总量控制，逐年递减的政策。当年将二氧化硫、烟尘和工业粉尘列入总量控制目标，“十二五”又加入了氮氧化物。这些不仅是直接的污染物，还是二次形成PM2.5的主因。2000年国家修订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有计划地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各地方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2015年再次修订该法，第二十一条确定：“国家对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按总量控制原则，所有新建项目主要污染物都应在排放总量中先获得限额方可建设。我们非常想知道这30年来，环保部门对污染总量是如何控制的？如果有效控制了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为什么雾霾还是挥之不去？
陈部长也在抱怨，环保确实基层执法能力不足、执法人员少，很多地方连执法车辆都没有，也没有执法着装，下去之后执法有困难。这些年依赖于现有的环保体制效果不能令人民群众满意，尽管环保部门认为环境越来越好，但是大家的感受却大相径庭。为此，陈部长也“感到很内疚和自责”。或许数据显示环保部门功劳不小，但是老百姓却没有相应的体验，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和监督。
大家常常看到各种环境违法无人问津，更不要说有效监管了。雾霾治理或不要说的那么玄虚，好几年了，还在说：“环保治理从来都不是靠蛮干来解决的，必须是有序的、科学的，这样社会代价才能小，才能一步一步知道采取的措施有效性如何。”“大气治理必然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多数地方政府除非万不得已，不会大量投资武装环保执法队伍，因为这样的投入不能创造GDP，还会破坏地方的投资环境。在目前的机制下，必须改变逻辑，创新出一个新的机制。
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治理雾霾应该打一场人民战争，也只有靠一场人民战争才可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而如何“依靠人民”？陈部长也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公众来参与举报这些小污企业”。老百姓仅仅“参与举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中央在落实人民主体地位中，提出“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环保部门应该建立相关制度与污染违法排放举报者分享违法排放污染物罚款，在上海等一些省市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车载视频监控举报交通违法，并分享罚款，立刻就使交通违章行为大幅度下降。一个商品打假就调动了那么多群众的参与，如果将违法排放污染物罚款用于奖励监督举报者，就会在社会上出现一大批装备精良，技术高超的社会化的职业环保卫士。不仅可以很好地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水平，而且对现有环保体制实现更好的监督和补充，同时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拉动经济发展。这就是中央提出的：“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对于环保上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回归正常逻辑，尊重基本常识是治理雾霾的根本，既没有那么复杂，也无需漫长的时间。新任北京市长蔡奇一上任，就将重污染天“单双号限行”改为黄标车和国一国二现行。微信公众号“中科院之声”刊发了一篇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后李汀的一篇文章，认为黄标和国1国2车的颗粒物排放占了全部排放的74.3%，氮氧化物占了53.6%，碳氢占了66%。这样的制度安排必然会“良币驱逐劣币”，加速高污染汽车的淘汰。
而中石化将在北京推行“京6”标准燃油，将油品中的芳烃、烯烃和多环芳烃的比重大大降低，因为这是美国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之后，各国减少汽车尾气的普遍采取的有效措施，用不着我们扯来扯去花了很长时间来找原因。
至于陈部长说的雾霾“涉及背后非常复杂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接受程度”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治理雾霾的绊脚石。他担心的无非是各级政府担心的税收、就业和GDP问题，毒贩子也创造就业和GDP，难道因为他们创造了就业和GDP就可以继续贩毒危害老百姓吗？从本质而言，违法排放与毒贩子别无二致。我们让所有的企业都依法排放，让所有的各级政府环保部门都依法审批核准项目，难道社会就会不接受，经济发展因此就会受影响？
实事求是地说，陈吉宁部长在环保上供需巨大，远胜前任。但是，他的担心反映出政府各级官员的一个普遍的逻辑认同，而整个逻辑就是我们战胜雾霾最大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