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开封实业家魏子青，筹资本银8万两，征地50亩，招收工人40名，在开封城外创建了河南省第一家商办电力公司——普临电灯公司，1911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试灯发电，这算是河南最早的电，到今年已经100多年。
最早的电力广告
元宵节观灯是旧时汴梁城内一大习俗。这天，魏子青在鼓楼街布置一台小发电机，装上电灯，供大家观赏。消息传出，轰动全城。人们说：“鼓楼街电灯锃明瓦亮，一盏顶油灯一百盏。”还有人说:“电灯亮，穿着衣服能照出女人的花兜兜。”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稀罕万分，一时间，名门闺秀、乡民村姑，有乘轿的，有乘坐手推土车的，纷纷从几十里外来开封观灯，电灯前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把鼓楼街挤得水泄不通，都是来欣赏从来没有见过的锃亮的“洋灯”。第二天起，四里八乡的艺人“踩高跷”、“跑旱船”、“猪八戒背媳妇”等民间演出不约而同聚到灯下助兴，市中心一带人们通霄达旦地欢庆。这种自发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三天，电灯在开封城引起巨大轰动，甚至波及到其他城市。魏子青的“电灯广告” 获得巨大成功，他的钱没有白花，电灯引起开封各界人士的关注，为以后电力事业的发展开了先河。
普临公司的发电机设在城外，先安装好60千瓦发电机组开始向市中心地带供电，后又安装100千瓦蒸汽机组。当时由木杆架设裸线，由南门外把电力送到十里之遥的繁华闹市。当时的闹市区只有鼓楼街、马道街、寺后街、书店街和南北书店街一带不大的区域。
公司初建，普通百姓不知电为何物，不敢使用，为促销，普临公司公开发布《售灯章程》：安装电灯三千盏以内各户所需灯泡、电线、概不收费，并备有大小灯泡供用户挑选;三千盏以外，每灯收取安装费大洋四元四角。于是，阔绰的店铺和衙署先装上电灯，用上电灯的商铺生意格外好，连不想买东西的人们也不由地进来逛逛。从此，电灯逐渐进入了大小商家。三个月，用电灯的客户发展到2000余家。随后，在以上街道还安装了路灯，大街五十步一盏大灯，小街道六十步一盏小灯。另外，开封火车站至寺后街也安装了路灯。路灯达数百盏，普临公司很快站稳了脚跟。电灯用户按灯头瓦数大小计算电费，叫做“包灯”，没有电度表。这种“包灯”计费的原始状态，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魏子青发展电力掘得第一桶金后，迅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1914年招股20万元，兴办郑县(郑州)明远电灯公司;1917年和杨少泉再度合作筹建洛阳照临电灯公司;1919年与淮盐缉领袁俊伯合资兴办信阳光明电灯公司。河南电力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开封有不解之缘，更与魏子青的辉煌业绩分不开。魏子青1928年病逝，去世的时候才58岁。
芦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于1938年6月6日侵占开封，对普临公司实行军管，工厂改名为“华北电业株式会社开封支店”。自从日军侵占开封之后，发电机房内筑起炮楼，厂区四周修筑哨台，由日本人昼夜站岗，监视工人操作值班。工人们衣衫褴褛，吃着谷子、烂豆子度日。工人曾争取过涨工资，均被武力无理地镇压下去，工人就以消极怠工、破坏设备等方式进行过反抗斗争。
开封电厂前厂长马宗法曾叙述过这样的经历：开封电厂与商丘电厂联网，马宗法值班，由于消极怠工，发电机与商丘电厂不同步并列烧毁，责任重大，处境危险。但他抓住了日本女兵福田在操作前曾给商丘打过电话的事情，把责任推到福田身上，日本军官信以为真，打了福田一巴掌，马宗法化险为夷。
魏副理“转干”
“魏副理”原名叫魏志远，是创办普临电灯公司的魏子青的孙子，是开封电业局前身普临电气股份公司的第三代资方代表。建厂时，他本人持有4000块现大洋原始股，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家。由于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动放弃股权，不要分红，只领工资，自愿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被国家认定为副厅级国家干部，享受14级干部待遇。退出工作岗位后，国家颁发有老干部离休荣誉证。
1938年日寇侵占开封，普临公司陷入日本侵略者手中，魏家举家弃业逃往陕西，长达八年。1948年10月24日开封解放，普临公司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军代表进厂，广大职工群众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劳动，投入到修复机器、整修供电线路的工作中。不久，人民政府又拨款18.5亿元中州钞(约合18.5万元人民币)用于恢复生产，使全市迅速恢复供电。魏志远作为资方代表参与生产管理，职务是副经理，“魏副理”就是从这时叫起来的。
为了明晰公私股权，1950年3月至1951年12月，普临公司连续发布《登记股权通告》，告知包括迁往外地或移居国外的所有持股人进行登记。此项工作，一直进行到1955年才澄清普临公司的股权总计6000股，计30万元。人民政府投资的公有股已占股权总值的95.264%,全部私人股成分只有4.736%,随之报请河南省工业厅批准，“普临电气股份公司”改称“公私合营开封电厂”。
在1956年10月18日股东大会上，魏志远主动提出放弃股权，将手中持有的80股(折合现洋4000元)股票交公。魏志远放弃股权以后，仍任副经理职务，掌管营业事务。在他的办公抽屉里放着一本燃料工业部颁发的《电价政策》，凡是涉及电价问题，都由他答复才能算数。魏志远虽然身为“副经理”，但这时已转换为普通一兵，与职工群众打成一片。
魏志远炒得一手好菜，爆炒虾仁、宫爆鸡丁是拿手好戏，他时不时邀请一些年轻人去他家中做客，“五一”、“十一”过节，还请他们到当时开封有名的大酒楼中兴楼去大吃一顿，当然都是魏副经理买单，大家有说有笑不分彼此。魏志远2004年11月去世，终年85岁。
受到毛主席接见的电业工人
新中国成立后，普临公司有三位工人进京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汪登瀛，1950年9月25日赴京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大会;周桐轩，1956年4月赴京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郭砚田，1959年11月5日赴京出席全国群英会，被国务院授予“先进生产者”光荣称号。这三位工人师傅都是普通劳动者，是新中国成立后为电力事业建功立业的杰出代表。
“1948年10月开封刚解放，大街上的弹壳还来不及清理，解放军就派人到普临公司要大家复工，我们听到复工的消息可高兴了，很快就投入到抢修80千瓦小发电机的工作中。政府还给我们发了钱和衣服，大伙干得更来劲了。仅用了27天就修复了发电机发电，那天是12月8日下午，全市人民正欢庆开封解放时，市内路灯恢复了供电。”82岁的离休干部周桐轩提起当年，不由得露出了自豪的表情。首批复工的工人师傅都是技术骨干，其中多人后来被吸收入党，提拔为领导干部。
就在全市恢复供电的第三天，修理车间汪登瀛师傅肩负着大家的委托，脱下满身油腻的工作装，换上刚刚发下的兰色卡其布新衣，进京出席全国劳模大会，去见毛主席。职工们笑逐颜开，敲锣打鼓，夹道欢送，仪式简朴而隆重。
1953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劳动竞赛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周桐轩带领的第一青年班，以连创五个“百日安全”、各项指标领先的优异成绩震响全厂，成为全厂学习的榜样，被推举为河南省劳动模范。于1956年4月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这年周桐轩28岁，在会上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他一个劲地喊：“毛主席万岁!”把喉咙都喊哑了。周桐轩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47年后，在他庆贺75岁生日时，又把所获得的奖章佩挂胸前，拿起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出席证，向孙辈们兴奋地讲述当年见到毛主席的热烈情景⋯⋯
郭砚田是有名的实干家，艰苦朴素，勤劳一生。1959年他进京出席全国群英会，穿着的是一身工装。更激动人心的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下帖子请他出席宴会。请柬上写着：“郭砚田同志：定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星期四)晚五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敬请光临”，署名：周恩来。他从北京回来，向大家一遍又一遍讲述所见所闻，心中充满着幸福和自豪。这份请贴，至今被当作珍贵文物保存在他的家中。
周桐轩是三位先进人物中唯一的健在者，1989年7月光荣离休，现年83岁。他一生热爱斗鸡，人们戏称“斗鸡主任”，现在还养着6只斗鸡、4笼鸟，庭院里种着一架青皮大葡萄。在儿孙绕膝的祥和家庭里，安享着幸福晚年。
原标题：开封电力百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