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改革的博弈，我们不能被一些表面上的利益纠葛蒙蔽了眼睛，国资委怎么管，混合所有制怎么搞，这些问题的最大要害是国有股最终也要按照现代治理规则办事。
文˙赵义
自十八大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已经非常清晰了，主要体现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姊妹篇”——三中全会给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四中全会则明确了要用法治来给出改革的制度化方案。
即将到来的2015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原因就是，诸多重大改革将陆续要给出制度化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一定是充满了激烈的博弈。这涉及到重大的利益重新调整，更涉及到为中国下一个10年甚至30年的成长提供支撑性的规则。
比如国企改革，总体的方案一直在讨论之中，至今并未出台，其中有很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进行的是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为什么先解决这个问题?国企负责人薪酬的乱象，的确需要整治。从国企改革的逻辑上说，如果是行政任命的国企负责人，那么负责人和职工的收入比例以及不同企业负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要纳入行政伦理调节的范畴。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国企负责人的企业家才能如何得到回报?这是行政伦理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是必须经过市场化的选择。市场化选择在国企内部就体现为治理结构的完善。目前正在讨论的国资委管资产不管企业、混合所有制等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国资委直接选人就避免不了行政化和市场化的冲突。而混合所有制比较容易形成建立在现代股份制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结构。混合所有制的关键之处是股权的分散，由此形成一套现代企业的治理体系。
薪酬改革就是要先框定行政任命负责人的薪酬等规范，先把“体制内生存”确定下来，而愿意在市场上兑现自己企业家才能的那些人，则进入新的治理结构。
我们可以再用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逻辑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实现的。
一个是格力董明珠的故事。格力的实际控制人是珠海国资委。2012年珠海国资委曾经提名一位格力总裁人选，但被其它股东联手投票否决，董明珠董事长和总裁“一肩挑”。事后看来，几年前格力大股东向经销商转让部分股权就为这个事件埋下了重要伏笔。今年格力国有股进一步稀释。在福布斯发布的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CEO薪酬排行榜上，董明珠排名11位，是499万元。
这个薪酬应当说体现了董明珠企业家才能的价值。但董明珠也险些被地方国资委提名的人选替代，是比较合理的治理结构(也可以说是非国有股东)拯救了她。董明珠的故事是混合所有制运行后的一个典型样本。重要的是，地方国资委也是按照现代企业治理规则来行使权力的，和行政任命色彩的国企完全不一样。
另一个例子是笔者曾经采访过的南方一个世界500强制造企业。其责任人属于那种典型的执掌一个国企20多年的带头人。他的薪酬在此次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的媒体报道中多次提及，年薪为870万。报道给人的印象是薪酬太高了。
这家500强企业负责人对笔者曾经说，我们不说自己是国企，我们是公众公司。实际上，这家企业的国有股占比接近50%。但是两大央企控股，像双极结构，不存在一股独大。这位负责人主掌企业的时候，从其中一个央企辞职，以职业经理人身份担任总裁，而央企也不再向公司派出干部。其薪酬也按照董事会的文件进行，并非“旱涝保收”。
董明珠和这家500强企业负责人有很多共同之处，实际上都是职业经理人，的确做出了不菲的业绩，也拿着会让人议论纷纷的高薪。并且，他们都在一个企业服务多年，甚至是一个企业强势的带头人。这样类型的企业负责人，往往具有经过实践考验的企业家才能，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和国有股东关系的课题。正是比较均衡的股权结构和比较良好的治理规则，保证了他们能够用比较长的时间推行企业发展战略，将企业带到了很高的位置，也自然带来了所谓高薪的“后果”。他们实际上用自己的实践为下一步改革的制度化方案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从以上国企改革的例子可以看出，下一步改革的博弈，我们不能被一些表面上的利益纠葛蒙蔽了眼睛，比如钱拿多了拿少了之类的问题。国资委怎么管，混合所有制怎么搞，这些问题的最大要害是国有股最终也要按照现代治理规则办事。国资委只管资产不管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目的也是如此。尤其是当国有资产逐步实现财团化之后，正是依靠现代治理规则去发现具有企业家才能的职业经理人，以实现“增值保值”，也破解众所周知的“褚时健困境”。
也就是说，如何避免“褚时健悲剧”、“李经纬悲剧”，仍然是摆在国企改革面前的一个关键考验。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副主编)
(文章来源：《能源评论》杂志)
原标题：国企改革的要害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