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母都是地下工作者。我名字取为“念念”，是母亲用来纪念近亲中两位为创建新中国而牺牲的烈士的。
童年里，我最引以为乐的事情就是玩耍。五岁那年，我得了一场大病，当时受医疗条件及家庭条件的局限，我只能在家卧床休养两年。但在这两年里，我并没有失去童年的快乐。我比别的小朋友提前进入读书时代。两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科普读物、少年儿童杂志、由名著改编的连环画等。阅读不仅使我对科学、文学、艺术等都产生兴趣，成为一个爱好广泛的人，还让我在童年里成为弄堂里的“孩子王”。经常有一帮孩子围着我转，听我讲南道北，说东言西。
我天性贪玩，高中之前学习成绩一直都属于中等水平，初中即将毕业时，我突然顿悟到要好好读书，突击了一段时间后，以班上前几名的成绩，考入上海市的重点中学之一——位育中学。高中期间，我的学习成绩几乎每年都是班上第一名，考上清华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这期间我也并没有放弃玩耍。
“又红又专”
我走进清华园，第一印象也就是绿茵、红楼，风景如画，并没有更深远的体验。直到六年校园生活结束，并工作了几十年后，我才逐渐领会到清华这六年对我一生的重大影响。
我考上清华那年是1958年，正值国家大力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清华当年强调的校训并不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是“又红又专”。校长蒋南翔先生还提倡，“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些潜移默化的思想，对我影响至今。
我所就读的工程物理系，当时还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各个专业都用代号，我学的专业代号是“220”，和“红药水”的俗称一样。当时工物系刚办了三年，缺少专业教师，大部分教师都是从其它系转来的，“220”专业尤甚。因此，绝大部分老师不仅要授课，自己还要抓紧学习，师长们都非常努力，教学水平很高。“220”专业两门最重要的基础课由教研室主任刘广均教授和系党总支书记余兴坤教授亲自讲授。刘广均教授讲课特别注重物理概念，凡是物理概念没弄清的同学，就算会做作业，会回答问题，也不算过关。余兴坤教授是“双肩挑”，工作很忙，但除讲课以外经常利用休息日给同学们作辅导、解答问题。回想起来，我在几十年科研工作中取得的多项成果，都与这两门专业基础课所讲述的理论、技术有关。
我还记得，在1964年我们的毕业典礼上，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向应届毕业生作了题为“做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的报告，蒋校长在报告中要求同学们“首先要做一个革命者，然后才去做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要让工作选择人，而不是人选择工作”。当年的7月底，首都5万名高校和中专毕业生汇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听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同志作报告。首长们从人类发展史讲起，勉励同学们要担负起历史的重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走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的道路。从那年起，我由学校分配到二机部在天津的理化工程研究院工作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