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7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布了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的报告。第五次评估报告将为新一轮的德班平台谈判提供科学依据。
IPCC评估报告虽然定位是科学评估报告，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具有政治和政策含义，尤其是决策者摘要(SPM)，是由各国政府代表团通过通宵达旦的谈判最终达成共识而通过的，也反映了各国政府在气候谈判问题上的立场。
很有价值的突破性进展
IPCC分成三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和适应以及减缓气候变化。此次发布的第一工作组报告，重点回答气候变化有没有发生，气候变化是由什么因素引起，未来气候变化趋势以及在实现气候稳定目标下如何确定全球未来累积碳排放量这四个问题。可见第一工作组报告为二、三工作组报告奠定了基础，这也是第一工作组报告率先发布的主要原因。2014年3月、4月和10月，第二、第三工作组报告以及汇总三个工作组的综合报告将正式发布。
与历次评估报告相比，第一工作组的评估有不少很有价值的突破性进展。全球气候观测资料在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高，并形成证据链。研究人员对气候系统的响应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应用的气候模式也有重大改进，加入了碳循环和动态植被等过程，考虑了重要的气候现象例如厄尔尼诺以及云、气溶胶等的影响，因此可以更好地解释人类活动的影响，并增强对未来气候升温趋势的预估能力。
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
报告提出，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自1950年以来，已观测到整个气候系统数十年乃至数千年所未有的很多变化。几乎所有地区都经历了升温过程，观测事实包括：地球表面气温和海洋温度的上升、海平面的上升、格陵兰和南极冰帽消融和冰川退缩、极端气候事件频率的上升以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持续显著上升等。
在1880～2012年间，陆地与海洋表面的气温已经升高了0.8℃ (0.65～1.0℃)(注：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IPCC评估报告中所有的具体数值都同时给出了上下限)。对海水温度变化的观测与地表的观测一致。
冰川消融速度在增加。报告首次估算出格陵兰和南极的冰盖损失，譬如2002～2011年，格陵兰平均每年的冰盖损失是平均每年2150 (1570～2740)亿吨，远大于1992～2001年间的平均每年340 (-60～740)亿吨。
海平面上升速度在提高，比以前预想的要严重。在数据翔实的1993年到2010年间，海平面上升的程度基本上与估计的冰川消融程度、海水温度升高的程度以及陆地水储存总量的变化相符合，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气候变暖基本上可以解释海平面上升的原因，成为支持全球变暖的强有力证据之一。
2011年CO2在大气中的浓度已经比工业化之前高出40%，达391ppm。甲烷浓度高出150%，氮氧化物浓度高出20%。目前这三种气体在大气中的含量都已经是8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并且还在以很快的速度上升。1750～2011年，全球通过化石燃料使用和水泥生产等，一共排放了3650亿吨碳(注：每吨碳折合3.67吨二氧化碳)，森林减少及土地用途改变的排放量为1800亿吨碳，总排放量为5450亿吨。其中，地表生态系统吸收了1500亿吨，海洋吸收了1550亿吨，剩下的2400亿吨留存在大气层中，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并引起全球变暖。海洋吸收的1500亿吨碳，也引起海水酸化，海洋pH值相比工业革命前下降了0.1，海水中氢离子浓度增加了26%。
人类活动系气候变暖主因
虽然温室气体通过温室效应造成地表温度上升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但是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气候系统。因此，报告使用了“辐射强迫” (Radiative Forcing)变化这一指标来分离和比较不同因素所做出的贡献。研究发现，工业化以来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带来的辐射强迫增加达到了3W/ m2，其中1.68 W/m2由二氧化碳排放增加造成。当然，人类活动不仅增加温室气体排放，也会通过工业和交通等排放污染颗粒物，带来降温效应。人类活动排放的气溶胶，加上炭黑并考虑云的影响，贡献了-0.9 W/ m2的辐射强迫变化。综合下来，与1750年相比，2011年人类活动造成的辐射强迫增加达到2.29W/ m2，并在1970年以后增长迅速，增加值比2005年增长43%。换算成温度变化，1951～2010年期间，温室气体浓度变化导致气温增高0.5～1.3℃，其他的人类影响带来的温度变化为-0.6～0.1℃。报告还考虑了太阳辐射变化和火山喷发等自然因素，发现工业化以来太阳辐射变化造成的正辐射强迫为0.05W/ m2，对升温略有贡献。火山喷发释放的颗粒物进入大气后能反射太阳辐射，减少到达地面的辐射，产生负辐射强迫，但是火山的影响是短期的。综合来看，在上个世纪，自然因素仅贡献了一个很小的辐射强迫变化，所导致的温度变化在-0.1～0.1℃之间，与实际温升情况相差甚远。所以此次评估报告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已经很清晰，并且有95%以上的把握认为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人员还利用全球气候模式，通过重建过去一百多年的地表和海洋温度曲线，如图所示。可以看到，只有同时考虑自然和人为因素时模拟得到的温度变化才与实际观测值比较接近，而自然因素的贡献很小。这也成为支持人为因素是气候变化主要原因这一结论的有力证据。
未来气候变化趋势
报告应用气候模式对未来的预估表明，如果太阳辐射没有显著变化以及没有大的火山喷发这些会显著影响气候的自然因素，与1986～2005年的平均气温相比，近期，也就是2016～2035年的平均气温会高出0.3～0.7℃，全球升温的趋势仍然会继续。
报告表明，与1850年到1900年相比，除了最低情景外，在所考虑的其它所有情景下，21世纪末全球表面温度变化都有可能超过1.5℃，而在两个高排放情景下，可能超过2℃。温升会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北冰洋海冰继续萎缩，陆地冰川和冰盖继续消融，而海平面的上升速度也会加快。
中国减排压力上升
温度目标以及对应的浓度和排放目标是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核心问题。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大会以来，各国已就全球未来温升水平控制在2℃作为全球长期目标达成了政治共识。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提出气候系统的危险阈值水平为2℃，稳定浓度为450ppm CO2当量。2009年意大利举行的八国峰会将2℃温控目标写入会议决议，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将2℃温控目标写入协议，2010年坎昆协议正式确认该目标。但是由于温升目标本身不能直接分解，如果要对气候谈判和实际政策进程产生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将该目标转化为温室气体浓度和排放目标。如上所述，第五次评估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截止到2011年，全球累积CO2排放量已经达到5310亿吨。如果按照最严格的累积排放8000亿吨碳的限制(66%的概率，考虑非CO2辐射强迫的贡献)，扣除已有排放量，全球在2012～2100年剩下的排放空间仅为2690亿吨碳。可供参照的是，2010年全球CO2排放量约为91亿吨碳。所以如果按照2010年的排放水平估算，剩下的排放空间仅够全球继续排放30年。
因此，报告引申出来的一个核心结论就是，2℃温升控制目标约束下，所有国家均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排放量巨大，且相对其他国家仍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未来的排放空间将会受到严重约束。事实上，中国排放何时能够达到峰值以及峰值水平是多少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要求中国在2025年前达到排放峰值。
当然，IPCC评估报告基于气候模式所给出的上述结论，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只能给出十分宽泛的估值范围，难于给出确切的数值。因此，要基于不确定的科学评估结论去指导要求明确具体目标和责任的全球气候谈判以及相关政策实践，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的邹骥教授评论说，“由温升目标推断的长期排放目标和排放空间数值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它和应对气变社会经济技术措施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双重不确定性，面对来自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叠加起来的这个双重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在确定应对气变目标的战略决策中，进一步发展处理不确定性的科学思维和正确方法，以一种辩证的眼光既重视不断探索这样一个目标趋势，形成不断逼近更精确目标的机制和过程，又不陷入对排放目标和排放空间数值简单机械的理解。”
关于未来碳排放空间的具体数值虽然存在争议，但是总体趋势比较明确，即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全球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碳排放约束目标，而中国将是这个进程中的关键角色。发达国家对中国碳减排的要求与压力将与日俱增，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因此，中国在面临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将在已有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额外受到来自碳的约束，决定长期发展空间的碳排放空间将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甚至面临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争夺未来发展空间的挑战。同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政治中被孤立的风险也在加大，外部发展环境趋于恶化。因此，中国需要在今后几年关于德班平台的谈判中，积极推动和参与相关国际体制机制的建设，妥善处理国际社会对中国减排的压力以及国内尽快实现低碳发展转型二者之间的关系，寻找全球利益和中国利益的平衡点，实现中国国内的低碳发展转型目标和时间表与国际气候进程的契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气候变化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组”执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