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将迎来《巴黎气候协定》达成10周年。为此，中国和法国政府于2025年3月27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定支持《巴黎协定》及其温控目标，即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测算，若要实现《巴黎协定》2℃控温目标，全球需要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然而，《巴黎协定》的目标看来很难实现。国际能源署（IEA）提出，为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在2030年降到212亿吨。然而，2023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增至374亿吨。鉴于2020年以来全球排放量逐年上升，它在2024至2030年这七年里下降40%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来源：能源新媒 文/王海滨 作者系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级经济师）
世界能源低碳转型的前景
气候变化主要由化石能源燃烧导致，因此能源低碳转型与气候变化及其应对密切相关。然而，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以来，世界能源低碳转型推进得并不顺利。一方面，全球化石能源消费量仍在增长。从2015年到2023年，世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分别增长4.3%、7.0%和15.4%。另一方面，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进展缓慢。2015年化石能源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为86%，2023年下降为81%，年均下降约0.6个百分点。碳中和目标要求从2015年到2050年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年均下降约1.9个百分点，而实际降速远低于要求。
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缓慢，原因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其中一些国家的低碳工作不够给力，是迄今世界气候治理遇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些化石能源出口国还没有做好旧时代落幕的准备。由于其经济严重依赖化石能源出口，它们希望世界化石能源消费能够继续兴旺发达，并对削减化石能源消费的重要动向保持警觉。比如，在2023年迪拜气候峰会（COP 28）上，大多数国家要求在会议协定中写入“逐渐淘汰（phase out）化石能源消费”，但部分化石能源出口国对此坚决反对。结果，最终文件采用了更温和的措辞，即“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推进能源系统向脱离化石燃料的方向转型”。简言之，是要“转离”而不是“逐渐淘汰”化石燃料。
对高碳发展感兴趣的不只是化石能源出口国。一些发展中国家相信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有密切关系，并希望再走一遍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高碳发展道路。它们虽然赞同《巴黎气候协定》提出的温控目标，也提出了本国的碳中和时间表，并着力发展本国的新能源项目，但把它们的人财物力主要用于发展煤电、燃油等高碳项目上。尽管它们也希望看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但更担心本国的碳排放量不够高。
近年来发达国家在气候治理上进行战略收缩，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新变化，也是世界能源低碳转型遇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收缩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发达国家在承担气候资金责任上的态度渐趋消极。2024年巴库气候峰会（COP 29）的核心议题是气候资金。会上发展中国家提出希望发达国家每年为它们提供上万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遭到发达国家的拒绝。西方政府认为自己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上已经尽力了，不愿意做出过多贡献。英国能源大臣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表示：“发达国家已经做了很多努力，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尤其是在公共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史蒂文·吉尔博（Steven Guilbeault）则称：“加拿大等国家并不否认需求。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无法用公共资金达到数万亿美元的目标。这根本不可能。”
西方能源转型政策变化及其原因
在西方各国中，美欧能源转型历来受到较多关注。由于两党政治和社会撕裂的影响，美国政策波动性大。欧洲的气候和能源政策总体上比美国更积极，但近年来明显收缩，何以如此，值得重点关注。
欧洲新能源发展成就领先全球。比如，2023年，可再生能源在欧盟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达到16.6%，这远高于8.2%的世界平均水平。在电动汽车发展方面，欧洲同样走在世界前列。2023年欧洲电动汽车注册量约占世界的25%，仅次于中国。
大力发展新能源让欧洲付出了较大成本。比如，德国新能源的发展在欧盟内比较突出，而其表现之一是其风光电规模较大。2023年可再生能源（以风光电为主）在德国能源消费总量里的占比高达22.8%，比欧盟平均水平高6.2个百分点。然而，德国的低碳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多年来德国实施以固定上网电价（Feed in Tariff，FIT）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造成德国国内电价偏高，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能源开支。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的“能源之痛”更加突出，掣肘其能源转型政策。俄乌冲突导致欧盟能源成本高企，欧盟企业对减排成本的抱怨不断。俄乌冲突造成欧洲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大涨，化工、钢铁等能源密集型企业遭受冲击，一些企业被迫外迁。欧洲电力价格大涨也降低了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比如2024年6月德国、法国、英国的居民平均电价分别是每千瓦时0.396美元、0.305美元和0.356美元，而同月中国和美国的电价分别为每千瓦时0.075美元和0.179美元。可见，当月德国电价分别是中国和美国电价的5.28倍和2.21倍。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电价偏高，显然会降低电动汽车等用电设备对欧洲消费者的吸引力，从而影响欧洲交通运输等领域电气化的发展进程。
同时能源成本上涨推升了欧洲通胀水平。2022年10月，欧元区CPI同比增长10.6%，创历史最高值。同月英国CPI增长率更高，达11.1%。之后欧洲通胀率虽然下降，但至今仍然偏高。严重的通货膨胀引发民众不满，并导致近年来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纷纷发生政治地震。经济和政治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盟内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力量。
此外，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各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000多亿欧元的援助，同时大幅提升防务开支。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后，积极推行新孤立主义，明确表示将尽快从乌克兰脱身。鉴于此，最近欧盟委员会已提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可以预料，无论该计划会否通过，今后欧洲国家的防务支出都将继续增加，在此背景下，欧洲会更难支付巨大的气候资金。
气候治理新时期中国的应对之策
近年来欧美气候政策明显收缩。西方国家不愿或无力像过去那样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导致世界气候治理进入新时期。无论是推进气候缓解（climate mitigation），还是加强气候适应（climate adaptation），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此，中国政府需要增强意识，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以及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无论西方气候政策如何变化，中国都需继续大力发展新能源，持续推进本国能源低碳转型。
其次，鉴于气候灾变愈演愈烈，灾害性天气越来越多，而世界碳中和目标按时实现的希望渺茫，中国应该高度重视气候应对，尤其需要加强对气候脆弱地区（包括部分沿海和山区地带）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护。
最后，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现象，气候治理需要全球努力。鉴于此，尽管国际气候合作的难度明显增加，中国政府和企业仍然需要知难而上，努力发展国际合作，包括加强与欧洲、加利福尼亚等坚定支持气候治理的美国各州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欧洲和美国深蓝州的社会等基础较好，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危机意识和合作意愿较强。中国可有针对性地重点加强与它们的资金、技术、产业、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共促世界气候治理大业。
原标题：世界能源转型势头的转变及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