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引发的一系列核电震动中，德国无疑是最抢眼的。其逐步淘汰核电、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同时提高能源效率的能源政策被称之为“德国模式”。
有关德国核电的长期争议和斗争，不管是来自政治层面、民众还是能源界，终于在2011年的夏天画上了休止符。德国政府宣布将放弃核电，并逐步关闭境内的核反应堆，到2022年彻底摆脱对核电的依赖。除此之外，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将在2020年前将来自可再生来源的发电量增加一倍，达到35%;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0%，2050年减排至少80%。这个决定影响之大，足以彻底改变这个国家的能源未来。
德国形成强大的“反核文化”,有着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从社会层面上看,反核运动产生于战后欧洲生态环保运动与和平运动,而这两种运动在德国的影响特别大。1980年,德国在绿色和平运动的基础上成立了绿党,使得这种抗议性的参政形式最终被纳入到德国政治之中,环保和反核运动的主要能量从最初的思想文化领域到社会运动最终转移到政治领域。在现实政治和公共意识中,德国绿党在环保运动、反核运动和退出核能政策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2000年红绿联合的施罗德政府做出弃核决定,这是德国反核文化进入政坛后取得的首次重大成功。
就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不久之前，默克尔还是一位力挺核能的政客。2002年时任执政联盟社会民主党和绿党首次正式确定，将在2020年关闭德国所有核电站。但默克尔在2009年总理大选时就将此议题再次提上讨论日程，并在连任后推动将最后期限延长至2036年。当时默克尔还声称核电站是德国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迈进的安全过渡。但日本核电站事故让她的核立场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有关默克尔的突然转变有许多猜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不再那么关心她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德国要如何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核电之前占到德国总发电量的1/4，想要在短时间内弥补这个缺口，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否做到也是一个未知数。
德国的弃核决定令世界震惊，各国反应也不尽相同。但比起其他国家，欧盟显然对此更为关注。因为这个看似是德国“家事”的能源政策必将影响到其周边国家，乃至整个欧洲的能源格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应对弃核带来的电力短缺，德国不仅要从邻国进口核电，还得进口更多的天然气、煤炭和石油。其中绝大部分天然气将从俄罗斯进口，这也让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进一步加深。同时，这也将不可避免地推高其它国家的能源价格，从而给整个欧洲工业带来影响。
在过去的十年里，欧盟一直在推动能源一体化进程，然而却收效甚微。缺乏统一的能源政策是欧洲能源体系中的最大弱点。能够单方面做出一个决定，哪怕这个决定有可能给其欧洲伙伴带来不利影响——德国弃核事件再次暴露了欧洲一体化计划的局限。
将本国利益凌驾于整个欧洲的利益之上，这样的情况在欧盟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如果没有统一的能源政策，那么能源一体化就永远无法实现。当一个成员国在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能源决定时，必须将自己放在整个欧洲环境中考虑，而不是仅考虑自己。这并不是虚张声势的要求。就拿德国弃核来说，虽然德国独断地做出了弃核决定，没有将自己放在整个欧洲能源体系中来考虑。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德国是无法脱离欧洲的。无论是弃核还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德国都将同整个欧洲能源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虽然德国决心快速淘汰核电，但仅靠自己显然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这个巨大的电力缺口。除了一定程度的拉闸限电，德国还得想其他的解决办法。而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德国境内，而是来自邻国。加强同其他欧盟国家的能源合作，开发欧洲能源内部市场是帮助德国度过这段困难时期最佳方法。欧洲输电运营商联盟(ENTSO-E)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争取实现欧洲内部电力市场进口零风险的目标也十分重要。
由于大量关闭对环境友好的核电站，为了弥补电力缺口德国不得不提高了化石燃料发电比例，碳排放量也将因此出现显著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到2020年减排40%的目标将变得更加困难。
这样的弃核副作用显然对德国不利，尤其是德国一向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扮演着领导者及减排先锋的角色。但只要了解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到2013年整个欧洲将拥有一个共同的减排目标，取代各成员国各自的减排目标，整个欧盟电力生产所带来的碳排放量被视为一个整体。
所以就算德国使用更多的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增长的也仅是德国的碳排放量，不会是整个欧盟的。德国的碳排放量增长将推高碳排放许可证价格。从长远角度考虑，受此影响那些高碳排的发电厂最终将会因盈利下降最终被市场淘汰。换句话说，德国因使用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带来的额外碳排放量最终将会在欧盟体系内通过淘汰其他高碳排发电厂，增加低碳排发电厂的形式被平衡、消化掉。
因此，在气候政策方面，德国应该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同欧盟相配合，而不是同自己较劲。如果德国仍希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就应该增加对低碳技术的投资，提升欧盟整体的减排能力，这样才是帮助德国实现减排目标的最佳途径。
作为欧盟现任轮值主席国，丹麦很有可能在2012年上半年提出将欧盟碳减排目标从到2020年减排20%提升至25%至30%。气候政策的变化与德国能源转型同样息息相关，我们也十分期待德国能够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欧盟的这一决定。
“德国模式”效果如何、能否取得成功成了目前欧洲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由于这样的转型需要付出极大代价，所以其结果也难以预料。
虽然人们关注着德国能源政策的一举一动。但影响这一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并不是德国政府接下来采取怎样的能源政策。对较为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来说，市场特别是欧洲内部市场尤为重要。“德国模式”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能源市场前景，因为这关系到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发展以及欧盟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这些都将对德国能源转型产生直接影响。
如果欧洲可再生能源市场能够取得良好发展，对德国来说也十分有利，因为这将会降低其能源转型成本。但如果德国为了自身利益而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限制在国内，那结果就是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承担更高的成本。这无形中也将增大“德国模式”成功的难度。
想要实现无核、低碳的能源未来，德国仅靠自己是无法达成的，必须将这个目标放在整个欧洲能源战略中。如果德国还把实现能源转型当做自己的事情而拒绝同欧盟进行更多合作，那么等待“德国模式”的只有失败。唯有将自己纳入整个欧洲能源大框架内，德国的能源转型才有可能最终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