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9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日本名古屋大学共同创办的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低碳经济蓝皮书：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主要围绕绿色发展的“十三五”规划、碳市场以及低碳技术、新能源与低碳城市等主题进行了研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皮书说 ID：pishushuo)
低碳经济蓝皮书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议》的达成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为未来节能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进展、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与积极推动、谈判机制和协议内容创新以及中国的积极贡献等是协议得以通过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本次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深度参与和适度引领是中国参与并塑造全球治理的又一成功案例。煤炭行业的清洁生产和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国际环境谈判成果和国际贸易投资谈判的有机配合等是中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中履约和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内容。
《巴黎协议》具有风向标作用： 有助提高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低碳经济蓝皮书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议》的达成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为未来节能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进展、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与积极推动、谈判机制和协议内容创新以及中国的积极贡献等是协议得以通过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本次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深度参与和适度引领是中国参与并塑造全球治理的又一成功案例。煤炭行业的清洁生产和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国际环境谈判成果和国际贸易投资谈判的有机配合等是中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中履约和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内容。
《巴黎协议》为未来全球产业技术革命和投资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效率，新能源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将成为未来长期的产业技术发展方向。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佳发展案例，不仅促使发达国家加快新能源的发展，而且让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技术本土化、生产本土化能带来技术创新和成本的降低，使得最初以外向出口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演变成为国内国际市场并重的现实格局，成为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动力。
煤炭的消费是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重要的来源，有效控制煤炭的使用是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重中之重。同时，煤炭的消费也是中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研究表明，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细颗粒物和汞的排放高于其他化石能源，加上大量煤炭作为终端能源而被直接消费，煤炭是产生PM2.5的重要原因。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报告，2014年中国原煤产量39亿吨，占当年全球煤炭产量50%左右。中国煤炭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长期维持在80%左右。虽然煤炭消费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会不断下降，但到2035年，煤炭消费仍然会占中国基础能源消费的51%。中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要“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强煤炭清洁利用，提高煤炭集中高效发电比例，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要降至每千瓦时300克标准煤左右”。
2014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就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出5点要求，强调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并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研究“十三五”能源规划。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能源需求强度和增速下降，煤炭市场需求增幅回落，中国煤炭市场呈现总量宽松、结构性过剩的态势。未来5~10年的国内外能源形势，为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煤炭清洁利用问题上，要提高电煤占燃煤总量的比例，确保新增煤电装机技术的先进性。中国电煤占燃煤总量的比重约51%，直接散烧约占20%，电煤比重与美国的93%、欧盟的82%、俄罗斯的64%、世界平均比重的78%相比差距很大。在煤电发展上要发展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逐步淘汰亚临界燃煤发电机组。考虑到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应该加大对煤基多联产技术的试点和投入，为未来可能的碳捕捉和埋存做好技术储备。
利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能源价格较低的战略机遇期，加快淘汰和取缔小燃煤锅炉和散烧煤的使用，实现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十三五”规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布局更具全球视野
低碳经济蓝皮书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议》的达成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为未来节能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进展、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与积极推动、谈判机制和协议内容创新以及中国的积极贡献等是协议得以通过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本次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深度参与和适度引领是中国参与并塑造全球治理的又一成功案例。煤炭行业的清洁生产和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国际环境谈判成果和国际贸易投资谈判的有机配合等是中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中履约和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内容。
当今世界发展与环境格局正经历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东升西降”的变动趋势更为明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其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中国经济总量从1990年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6%提升到2012年的11.4%(World Bank，2015)，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
2008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驱动下，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科技研发，发达国家出现“再工业化”、“回归制造业”浪潮，力图推动新一轮以智能、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科技革命。历经多年的酝酿，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有望孕育突破。一是得益于一系列技术突破，如美国页岩气革命对全球能源格局和地缘政治带来深刻影响。二是新能源等绿色低碳技术不断突破，全球竞争开始展开，重点是新兴技术领域的标准、专利之争。三是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信息技术深度应用的革命，深刻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
气候变化、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深。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能源供应紧张态势未能扭转，给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第五次IPCC评估报告显示，如不采取行动，全球变暖将超过4℃，远高于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2℃升温目标。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水资源污染和短缺、自然灾害频发、大气污染等问题依旧严峻，推动各国和社会舆论形成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作为千年发展目标的更新和升级，在历经3年多的艰苦谈判后，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17个领域169项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新协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议》，就2020年后的全球减排达成约束性公约，标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的格局。
在上述背景下，“十三五”规划站在全球视野，结合国内需求对生态文明建设做了全面的部署，既体现了目标导向，又突出问题针对性。“十三五”规划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以下几点：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
“十三五”规划提出10类16项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指标，均为约束性指标，占全部指标的一半，进一步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十三五”规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布局体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
中国工业总增加值的近1/10为自然资源消耗和碳损失成本
低碳经济蓝皮书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议》的达成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为未来节能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进展、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与积极推动、谈判机制和协议内容创新以及中国的积极贡献等是协议得以通过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本次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深度参与和适度引领是中国参与并塑造全球治理的又一成功案例。煤炭行业的清洁生产和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国际环境谈判成果和国际贸易投资谈判的有机配合等是中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中履约和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内容。
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忽略了资源快速消耗与环境严重恶化相关的成本，该类成本将导致实际的国民福利降低。对此，很多学者讨论是否将相关因素计入国民经济核算系统中，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消耗成本、生态恶化成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恢复成本，从而能更全面地体现环境经济的变化。
Atkinson、Hamilton和Pearce等提出的包含资源和环境成本在内的社会核算矩阵主要关注资源短缺和碳排放，不考虑其他污染排放成本。通过将系统追溯增加值的产生和分布的理论核算框架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相结合，我们可以在开放条件下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将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生产净值的社会核算矩阵中，从国民生产净值中减去资源消耗成本，即可获得资源净产值。同样，扣除环境排放损失即可获得环境净产值。
世界银行基于这一社会核算矩阵框架，利用真实国民经济核算重新定义和衡量国民福利。正式的真实储蓄模型是由Kunte等提出的。与系统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相比较，世界银行设计的真实储蓄核算以及经调整的简化净储蓄更实用。利用自然资源开发和采购获得的租金，可以衡量自然资本损失。租金是指利用国际价格计算的生产价格与总生产成本之间的差价，此类成本包括固定资本贬值与资本回报。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自然资源开发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但如果资源租金过低，可能导致过度开发。如果获得的租金不是用于再投资，而是用于消耗，则同样是“不合理的”。污染损失一般是指二氧化碳污染，该值是根据一吨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国际边际损失计算的，Fankhauser认为该值为20美元。
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尝试在中国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系统，并创建针对1992~2002年的绿色投入-产出表和绿色社会核算矩阵。由于该阶段的数据有限，相关研究只能对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进行物理数量核算假设。中国环境保护机构在2004年编制的绿色GDP仅考虑了污染排放的成本，没有考虑资源消耗，尤其是非生产性资源的消耗带来的损失。胡鞍钢等在计算中国绿色储蓄率时，对世界银行给出的定义进行了扩展。
蓝皮书课题组通过进一步发展世界银行的真实储蓄方法，计算了工业行业的自然资本损失。利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及其延长表追溯最终消费，重新计算了中国工业行业的增加值、资本形成、资本存量等相关的要素。最终通过对资本产出弹性进行调整，重新估计了中国工业各行业的生产率。结果表明，在过去20年间，中国主要的工业部门存在着显著的自然资本损失，带来了平均10%的名义增加值损失，对其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显著，在1995~2010年导致了约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
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误区：“花钱买配额完成任务”
低碳经济蓝皮书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议》的达成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为未来节能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进展、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与积极推动、谈判机制和协议内容创新以及中国的积极贡献等是协议得以通过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本次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深度参与和适度引领是中国参与并塑造全球治理的又一成功案例。煤炭行业的清洁生产和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国际环境谈判成果和国际贸易投资谈判的有机配合等是中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中履约和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内容。
湖北省于2014年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在过去近两年的筹备过程中，企业对配额如何分配的问题极为敏感，许多企业对于碳排放权交易存在认识上和实际执行上的偏差，希望获取更多的配额，在企业正常增速发展的同时保证在履约期结束时能够有富余的量，不需要花额外的成本来购买配额或其他抵消品种。这种理念与政府推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初衷是矛盾的。
蓝皮书指出，碳排放权交易并不限制企业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市场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和手段之一，完成中国政府承诺的2020年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企业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减排目标：一是降低产量;二是采用新技术;三是在市场上购入配额或中国经核证的减排量(CCER)等其他抵消品种，来缓解自身所受的约束。第一种方式是企业为完成减排目标采用的最为消极的应对方式，不仅会损害企业利益，也未体现节能减碳的实际意义，而采用第二种和第三种则会激励清洁技术的发展，对低碳经济的实现具有长期的价值。因为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引导资金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企业可通过碳金融手段盘活碳资产用于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另一方面，企业通过自身的低碳发展和节能技术改造，可实现配额的盈余或产生可用以抵消的自愿减排量，企业通过配额或减排量的出售获得经济效益，以此来进一步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更多的减排和技改的项目，推进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
另外，碳排放权交易并不鼓励“花钱买配额完成任务”。
湖北省针对电力行业采用历史排放法与基准线法结合的配额分配方式，其他行业均使用历史排放法完成分配，大多数企业反映此种分配方式对于企业要求过严，企业必须每年进行节能减碳才能免受责罚，在减排技术改造与“花钱买配额完成任务”两种履约方式中，部分企业会因减排技术改造成本高或者周期长而选择后者。
盈利指标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于一些生产技术已经比较先进、节能技改空间相对较小的企业而言，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减排会给企业增加巨大的成本，因此，可以理解其为“花钱买配额完成任务”，但是，此种选择也体现了企业发展模式上存在的短视和误区。碳排放权交易旨在通过市场手段倒逼企业采用引用先进生产技术、调整生产结构、利用新能源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同时，企业也可通过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如碳汇林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等CCER项目来抵偿企业的部分排放，达到减少排放压力的目的。
二级市场作为碳市场制度体系建设的核心应予以更多重视
低碳经济蓝皮书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议》的达成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为未来节能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进展、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与积极推动、谈判机制和协议内容创新以及中国的积极贡献等是协议得以通过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本次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深度参与和适度引领是中国参与并塑造全球治理的又一成功案例。煤炭行业的清洁生产和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国际环境谈判成果和国际贸易投资谈判的有机配合等是中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中履约和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内容。
中国已开展碳交易试点并计划在2017年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这是用市场的力量代替行政管制来解决温室气体减排的重大创举。二级市场运行好坏直接关系碳交易体系的成败。碳交易体系复杂，包含了配额分配、市场交易、排放报告与核查、抵消、监督管理等环节，二级市场是碳交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碳交易体系的核心，是一级市场存在的基础，没有二级市场的定价机制，一级市场定价的合理性将无法检验，金融市场碳资产的金融属性将无法发挥，企业的减排行为也将无法激励，一级市场终将成为向碳税过渡的工具。二级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形成激励机制、引导社会投资、开展金融创新、化解体系风险、纠偏政策制度、实现信息公开和增强国际定价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一)价格发现，优化资源配置
定价功能是二级市场的核心功能。二级市场上众多交易主体通过自愿交易、充分博弈发现真实价格，价格指导控排企业开展碳资产管理。企业通过交易实现减排成本的转移，减排成本高的企业以低于减排成本价买进配额，减排成本低的企业以高于减排成本价卖出配额，交易产生了企业福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了福利的分配，促进了减排并优化了资源的配置。
(二)市场流动，实现减排激励
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可以确定买卖双方的均衡供需数量，为企业减排变现提供了保证，避免了“有价无市”的局面。企业开展碳减排，如果在市场不能售出获益，将会影响企业减排的积极性，企业有可能减少技术改造或投资，最终将会影响温室气体减排的大局。二级市场的强大流动性帮助企业实现了收益，调动了企业减排的积极性。
(三)筹资投资，吸收社会资金
二级市场为资金需求者(控排企业)提供了通过碳配额筹集资金的机会，也为资金供给者提供了投资对象，便利了大量投资人参与碳市场。碳排放权的商品属性和投资价值，可以吸收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进入碳市场，为企业减排提供直接资金。二级市场同时吸引大批的专业机构和投资人入市，他们对市场的专业研究和市场操作也将引导市场良性发展，促进市场真实价格的形成。
(四)金融属性，推动金融创新
二级市场是碳金融创新的基础，较强的流动性增强了碳排放权资产属性，也为碳金融创新提供了条件。较强的市场流动性有助于碳金融的创新，例如，碳排放权质押贷款、配额托管、碳基金入市等，都是建立在流动性的基础之上，流动性消除了碳排放权不能市场处置的后顾之忧。碳金融的一系列创新降低了企业的减排成本，拓宽了企业的减排融资渠道。
(五)主体多样，化解体系风险
丰富多样的市场主体，有助于市场自动调节、分散、吸收、化解非系统性风险。二级市场引入多样的投资人，由于参与交易目的、预期和策略的差异，同样的市场信息将产生多样的市场反应，从而促使资源在市场上有多种方式流动，为市场提供了有效缓冲，缓解了整个碳交易体系的压力。
(六)市场反馈，纠偏政策制度
二级市场的运行情况可以检验碳交易制度体系的有效性，为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依据。由于碳交易市场尚处于建设初期，制度不够完善。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发现、验证、反馈和纠偏功能能够有效降低或弥补核查、分配不当对碳交易试点造成的冲击。市场通过运行检验政府政策并进行反馈完善，从而实现市场运行和政府政策之间监管和约束、促进和激励的相互作用。
(七)信息公开，指导企业决策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等信息，反映了市场的运行情况，为市场参与人碳资产管理提供了决策参考。结合市场信息，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生产、排放、经营目标等实际情况，制定碳资产管理策略，实现低成本减排，甚至直接通过碳交易投资获利。
(八)国际定价，增强国际地位
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建立，碳排放权将成为跨国流动的具有投资价值的金融资产，并将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投资领域。中国面临一次全新的机遇，构建中国主导的国际碳交易市场战略格局，通过二级市场建设促进中国形成世界碳定价中心，争夺全球碳市场的主导权，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的主要结算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途径，也是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争取全球定价权的难得机遇。
原标题：报告精读 | 低碳经济蓝皮书：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