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和创新，建立现代化的能源市场体系，再辅以科学细致的研究和有效的技术路径选择，新能源完全可以在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实现绿色能源转型和促进社会就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赶上全球能源转型的步伐。
一、国际经验表明，优化能源结构是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
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朱敏文章介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起步都是从煤炭能源开始的，大量使用煤炭曾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经过数年的努力，如今发达国家的能源已转变为主要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60%以上，并都在大力开发利用新能源，着力实施能源转型战略，努力在本世纪中期，使能源体系由目前的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变为未来的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这是全球能源发展的新趋势。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已提出了清晰和明确的能源转型目标和战略。德国提出的2050年目标是可再生能源占到全部能源消费的60%;丹麦提出的2050年目标是全部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全球能源发展趋势看，能源转型发展是大势所趋，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很难支撑国家的现代化。
二、目前中国能源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
文章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能源不仅消费量大、利用效率低，而且在能源结构上高度依赖煤炭等化石能源，新能源比重明显偏低，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不利于保障能源安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势在必行。中国当前能源供应以煤为主，煤炭占到全部能源消费的67%，而发达国家的煤炭消费比重大都不高于20%，甚至更低，一些北欧国家已基本不消费煤炭。目前中国的煤炭产量已达40亿吨，大大超过中国煤炭的科学产能能力，其生产、运输和消费导致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恶化，持续的雾霾天气就是能源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无论如何实现煤炭的清洁化利用，煤炭的开采和运输问题始终是无法避免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可能减少煤炭的消费，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可再生能源。
然而，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的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在管理方式、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北方地区已建成的风电、光伏和西南地区已建成的水电存在弃风弃水现象，另一方面，又必须燃烧大量煤炭去发电以满足电力需要。这表明中国的能源建设、运行和管理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问题，没有真正建立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理念和意识。发达国家经验证明，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利用不仅需要有先进的技术产品，更重要的是先进的理念，并要建立适应可再生能源特点的能源运行和管理体系。
三、体制机制问题是中国能源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障碍
文章分析，目前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固然有资源禀赋因素，然而应当看到，煤炭比重居高不下、新能源比重偏低的深层次诱因却是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的。新能源发展的关键体制包括电力市场体制和电力监管体制，包括市场准入监管、电价监管、对电网公司的监管;关键机制主要有电价机制、电力交易机制、运行机制、宏观管理。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战略定位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新能源产业市场环境建设滞后，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难落实，各方利益协调机制不畅，新能源技术进步和金融保险服务体系创新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仍制约新能源行业健康发展。
首先，新能源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尚未明确其战略定位。现行的《可再生能源法》是2005年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2009年12月进行了修订，由于新能源已经从过去的配角变成了如今的主角，而相应的法律规范修订却没有同步跟上。与此同时，《电力法》也应加紧修订，剔除不适应新能源发展的内容。必须从法律上、体制上、机制上，形成发展新能源的环境，清除固有的障碍。除了从法律上明确新能源的定位，新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指标要像碳排放指标一样，必须是具有约束力的刚性指标。在这样机制的导向下，地方政府才会去着力破除新能源发展的重重障碍。
其次，目前的电网监管体系不利于新能源发展。电网监管体系在行业监管方面，监管职权设计较分散，缺少社会和公众监督;在所有权监管方面，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考核重在保值增值，缺少公共责任履行情况的考核。促进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公司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增加了电网公司的投资成本，降低了盈利能力。电网公司应注重考察新能源电网规划与电源规划的协同情况，如新能源发电并网速度、全额收购完成情况。在新一轮电改背景下，远期电网应只承担电力输配业务，突出其公共服务功能，收入模式改为由政府核定的过网费，并附有一定财政补贴。
再次，规划协调机制对新能源关注不够。发挥火电机组在电力系统中的调节作用，不应该是技术问题，而更多是利益问题，是体制机制问题。此外，审批管理机制存在职能交叉重叠问题。许多新能源项目管理环节多，审批权重叠、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现象严重。
最后，财政补贴机制运行管理方式尚需进一步完善。财税政策对新能源支持对象的范围相对有限，对电网的激励性措施和财政补贴不足，对提供备用容量机组的补偿缺乏。财政补贴的收取与发放方面，存在附加值调整滞后与补贴不到位的问题，新能源补贴滞后、不能及时到账等现象，容易导致全行业相互拖欠，会影响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若能将与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收支有关的资金确定方式、收支操作流程、管理和监督工作等实现公开化，可再生能源行业将能获得明确的发展规模参考，有助于解决资金征收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缺口的现象，有关部门的管理权限也将相应得到明确，使得补贴资金的发放或补发能够及时、顺利地进行，从而使得补贴资金得到更高效的利用。
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升级
文章提出，首先，应将新能源产业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在新能源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应对《可再生能源法》开展有针对性的修订工作，细化和明确老问题，纳入新形势和新任务，解决新问题，使《可再生能源法》始终保持与产业和国家发展需求同步，使中国新能源产业始终沿着法制的轨道健康发展。构建各级政府绿色政绩考核体系，推广绿色GDP核算等，使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改善成为重要考核指标和问责因由，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切实让政绩考核真正转移到“以绿色发展论英雄”上来。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对污染排放实行最严格的监管，让污染排放、非绿色能源生产和消费付出的代价远大于使用清洁能源技术、实行绿色能源生产和消费付出的成本。推进以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为代表的环境权益交易创新探索，为绿色能源产业的成长提供金融支持，促进企业改进技术工艺，控制好温室气体排放。
其次，加快传统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步伐。利用目前传统能源价格下跌的有利窗口期，要在开放上游市场、监管中游市场、实现下游市场动态管理、摸索天然气战略储备以平抑气价的基础上，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改变中国的天然气定价与国外进口价格完全脱节等情况，以利于集约用气和引进国外天然气资源，加大天然气替代散烧煤的步伐，有效改善国内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采用更为灵活的电价机制，引入两部制电价机制，建立跨省交易市场化定价机制，形成合理的输电环节定价机制。形成市场化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更加真实地体现能源产品的稀缺性，促进企业和公众节约、节能和使用清洁能源，有效改善国内能源消费结构。
再次，在能源规划协调中应更多关注新能源发展。年度发电计划优先考虑新能源的年度发电计划，适当灵活调整降低发电计划与上年发电量关联，电力调度机制提高调度中心实时调度管控能力，扩大跨省电力交易。财税机制应体现环境外部成本，扩大新能源财政补贴激励范围，注重财税手段和其他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的有机结合。如设定碳排放总量，将排放配额分配给各发电企业。建立适应新能源发展的体制机制，清除新能源发电在输送、分配、存储等环节的瓶颈，解决其并网和消纳问题。
最后，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绿色可再生能源消费的良好环境。如果仅有绿色能源的研发和生产，缺少普通民众的消费使用，最终将虚有其表。普及国民的绿色文化理念和绿色能源消费理念显得急迫和重要。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普及非绿色消费就是增加自身健康成本、绿色消费就是提高健康效益的消费理念。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绿色责任，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绿色文明教育等推进能源绿色消费革命，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学校、民间组织特别是高等学校要注重教育示范作用，引导整个社会绿色能源消费理念的培育。公民要进一步提高环保意识，抵制消费高耗高污产品，培养绿色消费的良好习惯。
原标题：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能源结构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