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601985,股吧)“走出去”前瞻
核电“走出去”，无疑是继核电重启后，今年最令业界振奋的消息。
5月7日，“华龙一号”——福清二期5号机组正式FCD(浇注第一罐混凝土)，这被誉为中国核电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标志。
5月15日，在由中国工程院、国家能源局联合主办的第三届能源论坛上，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表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在南非和土耳其进展顺利，“土耳其能源部长重申，2017年要开工建设，2023年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结束土耳其建国100周年无核电的历史。”
从全球来看，核电作为清洁能源中最现实可行的选择，也被世界接受。1月29日，由国际能源署和经合组织核能机构联合发布的《核能技术路线图》指出，即使考虑到2050年电力需求将有所增长，核能从当下377GWe增加到930GWe(占总发电装机容量17%)，将帮助世界降低13%的碳排放。
根据核电行业的发展规律判断，未来15年，全球核电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
截至2015年5月，全球在运核电机组共438台，总装机容量3.79亿千瓦。世界核能协会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到2030年，国际核电市场将新增160台左右机组(不含中国)，新增投资达1.5万亿美元。
老牌核电强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日本以及韩国等新兴势力早已“磨刀霍霍”，抢滩逐鹿、布局全球核电市场。
站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面对“热腾腾”的机会，中国核电企业尤其需要冷静下来，客观分析、厘清思路。
从战略上，与高铁同被视为国家“名片”的核电，当如何利用好新一轮全球核电勃兴的机会?
从战术上，中国核电企业凭什么在国际市场“攻城拔寨”，我们的底气来源于哪里?中国企业是否有足够实力“笑傲江湖”?
从市场上，未来突破的引爆点何在?中国企业如何在国际市场实现“大步走”“齐步走”?
从机制上，如何鼓励企业“抱团出海”，避免国内其他行业的“前车之鉴”，借鉴核电强国的“他山之石”?
……
这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解答，更需要核电企业在“出海”之后用行动交出漂亮的答卷。
凭战略：
“农村包围城市”
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类似，世界核电的未来在亚洲，亚洲核电则要看中国。中国堪称核电大国，截至2015年5月，在建27台核电机组，装机容量为2961万千瓦，居世界首位。
对于中国核电产业而言，落实国家核电“走出去”战略，使我国由核电大国成为核电强国，需要硬实力，更需要大智慧(601519,股吧)、大战略。作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带一路”战略，无疑为中国核电“走出去”提供了绝佳的平台空间，核电企业需利用这一舞台，内修外练，对内提升我国核电技术的底气，对外增强全球市场对“中国创造”的信心。
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数字显示，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在利用核电，21个国家核电比例超过10%。目前全球14个国家正在建设核电机组，40多个国家正在积极谋划发展核电。仅“一路一带”沿线64个国家，就包括有核电国家19个，计划发展核电国家25个，目前规划机组140台左右，总投资规模超过1.2万亿美元。
伴随着世界核电的复苏，2014年以来，中国核电加快“出海”脚步，目前已与法国、阿根廷、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捷克、哈萨克斯坦等国签署合作文件。未来，“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将为我国核电开拓国际市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5月中旬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政策明确提出，推动我国优势产业产能走出国门，促进中外产能合作，拓展发展空间。鼓励较高技术水平的核电、发电及输变电等行业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并鼓励金融机构开展PPP项目贷款业务，提升我国高铁、核电等重大装备和产能“走出去”的综合竞争力。
从实际情况来看，核电作为“百年项目”，需要合作双方拥有良好的互信基础，因此“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国家应该成为重点开拓对象。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表示，未来人口数倍于发达国家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走低碳发展路径，核能将是其推进能源变革的重要技术选项，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为核电技术的后来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应该是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研究发现，2030年前，新兴核电国家的核电新建规模(在建、计划和意向性)在200～220台之间，并将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由此，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间的进行合作，可以以点带面，逐渐切入进入亚洲、非洲和拉美等新兴市场。此轮我国中国核工业集团的ACP1000入选巴基斯坦卡拉奇1号、2号机组也是经过恰希玛项目多年检验、培育的结果。
凭技术：
从“借船、拼船”到“造船”
核电产业“走出去”，需要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挑战在于，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以自主机型为引领，实现技术、资本、装备、人才甚至安全文化的综合性输出。
2014年，我国核电企业以资本优势与法国公司组成联合体，叩开英国核电项目大门，被某些业内人士视为中国核企进入海外项目的一条差异化路径。
从战略角度讲，技术、工程、装备、服务和资本输出都应是“走出去”的不同侧面，但从更深远层面考虑，实现核电“走出去”战略，更为重要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的出口，从而带动国内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和技术服务企业整体“走出去”，真正实现产业链的共赢，否则，就只能是低层次的“走出去”，做别人的“小伙伴”。比如，在融资基础上通过贷款换工程，作为跳板走出去，只能算“借船出海”;依靠设备输出、工程建设走出去，因可替代性较强，最多算是“拼船出海”;只有以技术为先、型号牵引，输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和品牌，才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堪称“造船出海”，应该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么，中国核电“走出去”的自信源于哪里?突破方向在哪里?
从技术层面来看，《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明确了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重点推进AP1000、CAP1400、高温气冷堆、快堆及后处理技术攻关。
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刘宝华的判断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跻身世界核电发展的第一方阵。我国核电正朝着现代化、规模化、自主化、系列化的方向发展，具备了在更高起点上稳定持续发展的条件。在三代核电领域，我国开发出基于AP1000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同时拥有基于法国M310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在四代核电技术方面，具备了快堆和高温气冷堆的研发能力，同时在核燃料国产化与循环等关键环节技术方面，也实现了重大跨越，取得了一批重大成就。
以华龙一号为例，其共获得743件专利和104项软件著作权，自主知识产权覆盖设计技术、专用设计软件、燃料技术、运行维护技术等领域，完全实现了独立自主。在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出口造价仅为同类机组的60%左右，已经具备了参与国际商业市场竞争的实力。 4月份，中国和巴基斯坦国两国达成出口5座“华龙一号”核反应堆的协议，涉及金额约为150亿美元。
以国家重大专项支持的CAP1400为例，自主先进技术加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将构成CAP1400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举全国之力的国家品牌，在技术先进性之外，其已经带动产业整体升级，基本完成三代核电产业链建设。国家核电技术公司预计到2020年实现CAP1400核电站成套出口，并带动关联行业共同出口。到2030年批量获得国外核电项目工程总承包项目，成为全球核电技术主要供应商。
在面向未来的第四代核电领域，我国的高温堆示范工程也已经按照2017年并网发电安排全力推进。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张作义指出，未来，我国很有希望将这一技术输出到世界各地，因高温堆可以广泛应用于制氢、稠油开采等领域，未来前景十分广阔。
此外，小型先进模块化多用途反应堆，因其高安全性、小身型、多用途——发电、供热供汽、海水淡化和海洋开发，在发展大型反应堆的同时，也是可以考虑的差异化发展战略。
凭产业：
综合实力的竞争
一个通俗的说法是：出口一个核电站，相当于出口100万辆桑塔纳汽车。对一国经济而言，核电产业作为科技和制造业的精华体现，其对经济带动作用举足轻重。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测算，核能级应用产业的直接效益带动二次效益达1：5。
我国是全球四个拥有完整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整个核工业体系完备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优势。5月19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作为这一伟大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提出了包括电力装备十大重点领域。
通过自主攻关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核电装备国产化取得了重大突破。目前我国已建成了以东北、上海和四川为代表的三大核电装备制造基地，发展壮大了一批为核电服务的配套设备和零部件生产企业，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核电装备制造和服务体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总工程师隋永滨认为，目前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具备了每年生产12套核电装备的生产能力。
作为世界上第8个核电技术出口国，我国迄今已出口了6台核电机组和6座研究反应堆。当前国际主流先进的三代技术，包括俄罗斯的VVER、法国的EPR、美国的AP1000、加拿大的CANDU，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CAP1400、华龙一号等先进堆型，都在进行研究使用。
30年来，中国企业是全球唯一没有间断核电建设的企业，建造技术和能力得到国际认可。2012年秋天，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其全世界唯一的核电建设培训机构——核电建设国际培训中心设在了中核建二三公司。从实践来看，中国核电建设也非常突出。以法国EDF(法国电力公司)的EPR核电站工程为例，从FCD到穹顶吊装工程所用时间长短来比较，芬兰的队伍用了48个月，法国的队伍用了56个月，而中国核建只用了24个月。
在安全运行方面，中国核电站运行多年来，在7级事故标准中，还没有发生过2级或2级以上的事件和事故，未发生环境事故。
凭机制：
利而不害，围而不争
就在5月15日的第三届能源论坛上，融合中核、中广核的“华龙一号”技术如何携手“走出去”，避免“一笔写出两个华龙”再度得到广泛关注，对此，中国工程院一位原副院长感叹“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实际上，我国面临的尴尬还不仅仅在于当下“一笔写出两个华龙”——“华龙一号”一个品牌下，中核与中广核机型的差异性问题，未来，还可能面对“华龙一号”与国家重大专项支持的CAP1400相互PK的尴尬，而后者按照重大专项研发和示范工程建设的进展，原计划是2014年FCD，2018年年底建成投产。随着现有体制的调整，会造成CAP1400定位从原来的通用平台成为一家企业产品的尴尬，势必会影响其在产业内的接受度以及“走出去”的幅度。
在核电机型领域，我国在确定了先进压水堆技术路线的基础上，一直以来存在“一枝独秀”和“满园春色”的争议。当下所谓的品牌、路线，主要包括“华龙一号”、CAP1400、ACP1000，ACPR1000+等不同机型。
实际上，这些争论折射了业界发展理念的差异。客观来看，拥有不同机型有利于市场选择，由政府主导机型输出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当政府色彩淡化之时，即是市场力量崛起之日。同时，基于一种主要堆型的多机型、品牌发展策略，有利于培育不同级别的制造业能力，提升一国的装备总体水平。
部分专家的担心在于，过多机型一来会分散自主创新资源，增加突破创新的难度，很难做到个个精彩，得到国际市场认可;二来会造成技术标准的不兼容，影响国内企业真正做强做大。
基于此，未来如何统一技术路线，打造国家品牌确实是考验相关部门执政智慧和决策魄力的一大难题。毕竟，内部商业利益协调只是浅层次问题，如何形成科研与技术品牌方面的合力意义更为深远。
目前看来，参照俄罗斯做法的呼声渐高，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的建议是，可由国家能源局牵头，联合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及各核电企业，建立国家统一领导的核电“走出去”协调机制。此举可推动政府间核能合作，营造良好“走出去”国际环境，同时能够协调国内产业政策支持，合理划分国际市场，协调国内核电企业有序竞合，也有利于协调资源配置，科学处理国际国内市场关系。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院长郑明光建议，在国际市场开拓中，可以由国内不同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参与，但技术应以统一品牌进行市场开发，以实现技术路线统一化，投资主体多元化，防止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因推广各自机型而造成的资源分散、浪费和无序竞争而导致的失败。
正如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大势一样，在任何行业，产业链上各方只有合作、联手方能实现利益最大化。2012年，中广核和国核技分别联手法国阿海珐和美国西屋参与竞购英国Horizon核电项目，最终均未能“笑到最后”，其教训不为不深。高铁领域南车北车在海外竞争中传出的种种不和谐，余音犹在耳畔。对于正在“走出去”的中国核电企业而言，必须直面残酷的现实，未来，等待中国核电企业的，并不都是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核电强国的“围堵”也无法避免。“出海”的中国核电，需经历一场从内到外的涅槃，合力练好“内功”就至关重要。
核电企业需要明白，“走出去”不是某个环节、某个企业的竞争，而是整个生态圈的竞争。当核电企业走出国门，面对全球竞争时，应该更加自觉地跳出自身利益的藩篱，关注产业整体的发展。在中核建副总经理祖斌看来，“核能领域的竞争不是零和游戏，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本属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各家企业本应该协同努力，做到‘利而不害，围而不争’。未来，应利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所营造的良好氛围和创新条件，借助诸如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等新技术和新手段，在不损害其他环节、其他企业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自身挖潜、合作共赢的方式，对核能产业链进行帕累托改进，推动核能产业链趋向帕累托最优”。
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或许，未来基于“华龙一号”平台，融合中核、中广核以及未来的国核技公司技术的“华龙二号”“华龙三号”……也将出现，并成为我国核电“走出去”的新品牌、新名片，与现有技术携手“出海”，扬帆远航……
(本文参与讨论嘉宾包括中国核能协会副理事长赵成昆、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院长郑明光、国家能源局核电管理工作组首席专家姬世平等，由本刊主笔王伟执笔)
原标题：凭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