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
近年来，“雾霾”问题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危害升级的突出标志。一些雾霾严重的城市实施控煤、控车、控油、治污等污染防治措施，确有必要，也有成效，但离实现呼吸上清洁空气的目标尚远。而一味采用车辆限行限购、工厂停工停产等简单化行政手段进行治理，不仅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而且治标不治本。那么，雾霾到底应该怎么治理?
谈治理，先要搞清楚雾霾的成因是什么，虽然这还需要大量科研分析，但基本判断已经可以作出，即它明显与我国国情中如下几个要点紧密相关：第一，我国约94%的人口聚居于仅占43%左右国土面积的黑河—腾冲线(亦称“胡焕庸线”)的东南方，使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压力呈现“半壁压强型”;第二，我国基础能源主要是国内储量丰富的煤炭，目前全国电力供应中约80%是需要烧煤的火电，而煤的清洁化使用难度高，大气污染等负面效应突出;第三，前几十年，我国在特定发展阶段形成了重化工业支撑的超常规、粗放式、外延型快速发展模式，单位GDP能耗系数高，污染因素高度集中而难以有效化解。这些情况可称为我国能源—环境压力方面的“三重叠加”，也是在解决雾霾问题时辩证治理、对症下药强调结构优化、供给管理的客观依据。
在这“三重叠加”中，除了人口分布、自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特征等基本上不可选择的因素，还有可塑性强的制度机制因素，后者存在的缺陷对于雾霾等环境问题的产生难辞其咎。煤、电、油等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能源耗用相关的制度安排存在明显问题，形成了资源粗放利用的不良传导链条。在“从煤到电”(又会传导到众多产品)的产业链上，一直存在严重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助长了粗放浪费乃至挥霍、与节能降耗背道而驰的增长模式和消费习惯。社会主体大多没有真正把节电、节水、节油当回事，而节电、节水、节油实际上就是节煤降污减排，就是抑制和减少雾霾。
这些年来，政府在节能降耗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以行政手段为主的选择式“关停并转”，操作空间有限，仅适合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以法规划定准入技术标准的“正面清单”方式，理论上适用于中小企业，但难免产生防不胜防的“人情因素”和设租寻租，出现种种扭曲和不公，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真正可靠、效果无疑的治理方式，是通过深化改革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长效机制。通过经济杠杆，让市场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竞争真正优胜劣汰，把低效、落后、过剩的产能挤出去，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蓝天碧水和清新空气。这种杠杆调节一是全面的，即产业链上全覆盖;二是“内生的”，即生产者、消费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产生节能降耗的动力;三是长效的，即是可持续、可预期的。
所以，彻底解决雾霾问题，必须抓住可塑、可选择的机制与制度安排问题不放。有必要从资源税等改革切入，推动煤、电价格和相关产业部门系统化改革，进而推动完善地方税体系和税收制度的新一轮税、价、财联动改革。这一问题其实过去已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还亟须在联动改革上形成“路线图”、“时间表”和可行性方案设计。
2014年12月1日起，全国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这正是新一轮税、价、财联动改革的关键起点。抓住我国煤炭市场价格走低的宝贵时间窗口，将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机制覆盖到煤炭，将有望进一步理顺我国基础能源比价关系，冲破利益固化藩篱，使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能源资源价格，成为一只威力巨大的看不见的手，促使全国6000多万市场主体和13亿多居民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积极主动地节能降耗。那时，企业会千方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家庭和个人会注重节水节电，减少浪费。全社会都行动起来，群策群力，消除雾霾就将计日程功。
政府除了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建好企业优胜劣汰机制，还应更多关心群众生活。当能源资源比价关系的变化传导到最终消费品时，应及时适度提高低保标准，使低收入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同时，应做好宣传工作，引导人们自觉调整消费习惯，践行低碳生活。
前些年一方面政府反复强调科学发展而电力体制改革中关键的价格形成机制迟迟不动，另一方面民众对雾霾怨声载道而一说到水、电、气的价格调整又极为抵触这样的“两大悖反”，一定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原标题：贾康委员：推动煤电改革治雾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