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4年11月21日，张思平退休，卸任深圳市委常委。回顾其从政生涯，当地媒体喻其为“改革闯将”。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亦在微信中写道：深圳市委常委张思平今天退休了。我和他相识是因为电力体制改革，他当时任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负责改革工作。改革前广东省电力资产是属于广东省的地方资产，并不属于央企。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中要将全国电网拆分成两个，以西电东送工程形成的云南、贵州经广西向用电大省广东送电形成了南方电网雏形。但云、贵、广西电网资产属国家电力公司，三个省加起来也不及广东一个省的资产总量，所以在拟议中的南方电网，广东省电力资产占了近7成。如果按原有资产股份，广东省应该是控股的，南方电网应该是广东省控股的地方企业。但这对于央企的云、贵、广西电力部门是不能接受的，改革推进不下去。作为广东省副秘书长的张思平是支持电改的，但立场当然会站在广东的角度考虑。后来的结果是将云、贵、广西、广东、海南电力资产组成南方电网，收归成为了一个网，南方电网主要干部由中组部任命，广东省是“人财两空”。最初张思平准备到南方电网任职，结果也落空了。应该说在这场改革中广东省顾全大局，没有广东省的支持，电力体制改革是搞不下去的。这期间我和张思平打了很多交道，成了朋友，我知道他心中的苦衷。今天谈到电力体制改革，事非经过不知难。许多不知道电改之难的人在夸夸其谈。广东电改究竟历经哪些曲折?12月初，本报记者赴深圳采访张思平，还原当年电改始末。在新电改方案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新一轮电改即将启动之际，我们编发此文，意在激励更多的人探索改革之路，勇当改革先锋。
张思平 (网络图片)
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广东电改起步了
中国能源报：站在今天，您如何评价广东电改的意义?
张思平：2000年到2002年的广东电改为全国电力体制改革发挥了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我国电改最早在广东突破，没有广东的破题，不会有后来全国的电力体制改革。
因为广东电改打破了当时国家对电力体制改革意见分歧非常严重的局面。最早，广东率先进行的厂网分开为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打开了一个缺口，打破了全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僵持局面。5号文之后，广东的牺牲和支持又促成了南方电网的组建。如果南网无法组建，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落实就会大打折扣。回想起来，那场电改对我国垄断行业和重要基础设施行业的改革起了重大作用。不仅在当时，即便对现在的电改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能源报：电改为什么会在广东破题?
张思平：广东省当时经济发展很快，全省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1/10。彼时，在广东，家用电器已经开始进入家庭，城市生活用电的数量和比重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广东电力建设比较落后，供电不足严重影响着当时的工业和城市居民用电，工厂开四停三或者开五停二在珠三角很普遍，部分居民用电也难以保证。电力供应严重不足不仅表现在电源的建设，还特别表现在电网的薄弱上。22万千伏以下的配电网相当落后，再加上当时广东省电价较高，老百姓意见也比较大。为鼓励电源建设，广东省电力公司和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都陆续建起电厂，但地方电厂跟广东省电网的电厂有很多矛盾。
彼时广东还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尤其是小平同志南巡以后，广电集团认真贯彻“以电养电”的方针，把累积资金基本全部投在生产上。当时广东省的电力资产是广东以外的国家电力公司总资产的16%，而利润总额为当时国家电力公司利润总额的60%以上。应当说，广东省电力的发展为广东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广东世界工厂的形成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增加又无法得到满足，电力建设矛盾非常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在全国还没有进行电力体制改革时，广东省就起步了。
中国能源报：您当时的角色是?
张思平：1997年起，我担任广东省体改委主任，负责全省的体制改革。到1999年底，由于省政府机构改革，体改委撤销了。我本要回深圳，但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表示，广东是改革大省，虽然省体改委撤销了，省政府仍需要一些了解改革的同志继续推进改革。于是我就被留任广东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协助常务副省长分管协调有关计划、改革、物价等工作，具体负责电力体制改革。当时的广东省长卢瑞华很信任我，让我担任电改小组组长，总体协调电改。
这样的格局有利于改革的进行，相关部门和分管领导也都支持我的工作。
国家电改起步前夜——广东已至竞价上网
中国能源报：广东电改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张思平：在全国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以前，广东省大体上做了卖电厂建电网、厂网分开、电网上市、竞价上网这几件事。
第一，提出卖电厂、建电网的广东电力建设基本策略，也就是基本方向，现在来看也符合如今改革的基本方向。针对广东电力企业建设一方面满足不了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又缺乏大量资金的情况，我提出“卖电厂建电网”：让电厂建设社会化，通过市场化的电厂建设促进电源建设，而卖电厂的钱又可以帮助电网建设。
当时我们卖了几个重要电厂，包括沙角B电厂、黄埔电厂、云浮电厂，采用的是公开拍卖的形式。这种政府卖电厂且用公开拍卖方式进行乃是全国首例。我们先拍卖的是沙角B，我印象中价格在每千瓦6000元左右。拍卖是完全公开化的，我们委托了拍卖行发布拍卖公告，动员企业参加。 “卖电厂建电网”符合后来电改的基本方向，是厂网分开和竞价上网的前奏，为广东电改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第二，推动厂网分开。广东率先进行的厂网分开并不容易。当时有很多人不赞成，但卢瑞华比较坚决，李长春也支持。在省委常委会讨论时，我历数了厂网分开的好处及不分的不利，会议最后决定分开。这个过程总体比较顺利，电力系统对厂网分开也没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因为改革非但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反而增加了一套班子，分别成立了粤电集团和广东省电网公司。
广东的这次厂网分开比较彻底，广东省电网只留下了一个抽水蓄能电站，甚至当时我提出抽水蓄能电站也是可以分离的。晚间用电便宜点，白天用电贵点，通过经济手段完全可以满足电力调度需求。国外的电网没有抽水蓄能电站，不是照样可以调峰?但由于有些同志对电网的安全、调度的安全仍存疑虑，尤其是抽水蓄能电站还保障着核电运营的安全，因此就留了一个。总体上，广东的厂网分开没有后遗症，这对后来推动国家电网改革都相当有利。
第三，推动电网上市。厂网分开后，按照国外输电网公司的模式，“网”可以上市，用来募集更多资金进一步壮大。于是我请了中金公司来做广东电网的上市前期工作，直接厘清了广东电网的资产，确认了电网的盈利水平，提出了输配电价改革方案。电网公司不依靠买电、卖电获取购销差价收入，电网就相当于高速公路，我们给其确定了合理的回报率，定了过路费。这是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一旦突破，输配分开和竞价上网就有了基础。这个方案在小组已大体通过，但由于国家提出组建南方电网的事，广东电网上市的事最后还是功亏一篑了。
第四，竞价上网。既然厂网分开了，电厂投资主体多元化了，竞价上网就是一个必然要求。当时已拟定了广东省竞价上网的基本方案，该方案已经不是一个内部方案，而是一个公开征求意见的方案。
由此诞生的全国第一份输配电价改革方案和第一份竞价上网方案，放到现在依然十分有价值。当时也考虑了各个方面，比方说市场调度是采用独立调度还是依附于电网公司?考虑到突然独立运行电网公司难以接受，就设计在电网公司下面组成一个电力市场调度。所以说，在全国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以前，广东省大体上就做了卖电厂建电网、厂网分开、电网上市、竞价上网这些工作。现在回头看，当时广东电力体制改革确实胆子大，步伐大，真正起到了率先突破的作用。
中国能源报：这些方案的出台过程顺利吗?
张思平：总体是很艰难的。首先厂网分开争议很大，全国争执不下。但我想的是正因为电力紧张才要分开，才能为引进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电源建设创造条件。幸运的是， 广东省长很坚持，尽管非常难。
其次围绕广东省电改，也为全国电改，我当时带队考察了好几个国家，如美国、阿根廷等，当时国家计委电力处的同志也参加了考察团，并为后来的国家电力体制改革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也就是说，这场改革并不是拍脑袋进行的，我们认真比较了国内外情况。由于广东是改革开放先行的地方，一直都很坚持市场理念，所以市场化改革在广东一直不断，这样就为电改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中间有个插曲，当时国家电力公司坚决反对厂网分开，但总经理高严竟跑来考察学习广东经验。高严当时相当于电力部部长，同时还担任过云南省委书记，可见中央对电改实施的紧迫性，把高严都“压”来了。
广东电改停摆——南网前期组建方案出台
中国能源报：中金方面表示，后因南方电网成立，广东电网无法独立操作，未能完成上市。如果没有南网的组建，广东电网可能早就上市了。
张思平：是的。大概是2001年下半年至2002年初，广东电改遇到几个大的背景：
第一个是中央争论广东还要不要建电厂。从广东利益来讲，电源紧张当然想建，但当时为了开发西部不让广东建，搞西电东送， 在云南、贵州、广西建了1000万千瓦电源。
第二，当时中央主导进行了电力、航空、铁路、电信四大垄断行业改革。电力体制改革由国家计委牵头，计委主任曾培炎任组长，副主任张国宝任副组长。由于广东省率先厂网分开了，当时电改小组成员除各部委外，唯独请了广东省。电改原则就是刚才讲的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输配分开等，但这里面争议很大，落不了地，电改处于一个胶着状态。我觉得张国宝可能非常着急，因此他带着国家计委的同志来广东做调查。当时争论的除了厂网能不能分开以外，就是全国到底是一张网还是几张网。
当时张国宝跟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中央准备成立南方电网，广东加上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你广东同不同意组建南方电网?第二，你张思平是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代不代表广东省意见?”我当时还算年轻，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我说：“南方电网就看你们怎么组建，如果你们用计划经济的形式，采取无偿划拨，采用行政手段，广东不同意。如果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按照《公司法》来办，我们广东同意。”
这是前提，同意的前提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必须按照《公司法》来办，按照资产大小来组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作。当时我也在考虑，广东省是用电大户，而西电东送又是未来的方向，假如我们成立一个由广东省控股的南网，既控制了电源又控制了电网，对我们十分有利，何乐而不为呢?
“好，我们就按照你提的意见，按照经济规律、《公司法》、资产比例组建南方电网。”由此张国宝回去以后，国家解决了一张网还是两张网的问题，确定了组建南方电网和国家电网两个公司，随后2002年国家正式出台了电改方案，即国务院5号文。其中，关于组建南方电网，明确写道：“在南方电网公司经营范围内，原地方电网资产比重较大，其组建工作由控股方负责，按各方现有电网净资产比例成立董事会，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并负责经营管理，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这是5号文原文，体现了广东省合理合法要求。可惜后来国家有关部门在组建南方电网过程中并没有按照5号文办事。
当时我初步了解到，广东电网资产占到五省电网资产的7成，利润占9成。我想，毫无疑问是广东控股，绝对控股的南方电网对广东太有利了。
中国能源报：所以您就参与到南网的初期组建了?
张思平：对。5号文正式发文后，曾培炎在国家计委主持几次电改领导小组会议，广东省就是我参加，我很兴奋也很认真。由于5号文上讲：“南方电网的组建工作由控股方负责”。因此，为了南方电网的筹备，当时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我带着小组到其他四个省份去调研：云南、贵州、广西、海南。从调研情况来看，我发现当时其他省的电力公司管理非常落后，负荷小、人员多，好多钱没有用在电网建设上，但每个地方都建成了很好的宾馆，阔气程度远远超过广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后来我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国家电力公司的体制是以省为核算单位，赚得多就给国家交得多，赚得少就交得少，不够交还倒补钱。这时候傻瓜才去赚钱并上交国家电力公司呢，并且这几个不赚钱省电网的工资也比广东省电力公司高。
第二，我组织起草了南网的组建方案和公司章程。怎么组建，哪些步骤，什么原则，资产怎么处理，都是我组织讨论确定的。并且在形成初步组建方案后，我还在深圳大梅沙主持召开了一个五省讨论南网组建方案和章程的会议。各省都派了省政府副秘书长和电力公司领导参加，包括当时的国家电力公司南方公司。五省加上南方公司共六家。应该说，他们对组建方案和章程都没什么特别不同的意见。当年南方电网组建初期，我大概就做了这么一些工作。
南网归谁管?——发生在北京的激烈争论
中国能源报：从南网最终组建的结果来看，事情并未如您所愿，广东省不但没能控股还被收归了中央，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张思平：这也是我和广东省其他领导们没有预料到的，当时我们都很乐观，认为国务院5号文把情况都讲清楚了，按5号文办事就行了，没想到国家有关部门却明确提出不按5号文和公司法组织南方电网，并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
当时由曾培炎主持，各个部委领导参加。争论的一方是我一个人，也就是广东省，争论的另一方是所有在场的各个部委的领导。争论是围绕着南网的领导班子，南网归谁管这个问题展开的。会上国家有关部门的代表同志提出，南网班子归中央来领导，股权比例还按照资产总额计算，我一听就非常强烈地反对，领导班子归谁管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归谁管。我当时没有负担，也不怕丢官，我跟曾培炎、张国宝、中组部的副部长王东明同志，还有一些部委领导，围绕着南方电网的组建进行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基础是要不要按5号文，按《公司法》来组建南方电网?争论的焦点是南方电网领导班子谁来管?他们认为南方电网是个特殊企业，可以不按5号文，不按《公司法》组建，我不同意。除此之外，还争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跨区域经营和党管干部等几个问题：
第一，他们认为南方电网的地方资产和中央资产都是国有资产，可以由国家直接管理。我提出虽都是国家资产，但国家资产要依法分级管理，分级监管，分级行使出资人权利。不能够无偿调拨，况且广东电网的资产主要是广东人民承受的高电价形成的，国家并没有实际投资。
第二，他们讲南方电网是跨省跨区域经营，跨省跨区域的国有企业应当由中央来监管。我认为，现在的企业都是市场化经营，绝大多数企业的经营范围都超出了一个省的范围，都由中央来管的话，那不又回到计划经济了吗?
第三，就是党管干部。他们说南方电网的领导班子中央管，这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我认为，党管干部也是分级别分层次的，哪个层次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应当由哪一级的党委来管，地方党委管也是党管干部，难道中央管理的干部算党管干部，省委管市委管的干部就不算党管干部了?
反正是争论得一塌糊涂。我也非常坚持，丝毫不让，我理直气壮地说，国务院既然发了5号文，明确了南方电网组建的原则，就应当由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推荐董事，组建董事会，董事会选举董事长，董事长提名总经理。当时讨论得很激烈。据我所知，那次小组会议没有决定下来南方电网领导班子的管理体制，就是因为我比较强烈的反对。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发言也不算冷静。
中国能源报：这次争论没能改变上面的想法，但您也没有放弃?
张思平：是。回来之后我给省长做了汇报，省长给书记作了汇报，总之大家都很为难，但我建议还是应该进一步争取。随后由游宁丰副省长带队，由我主讲，又先后与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先后向曾培炎、张国宝、李荣融等领导汇报，再次提出广东的要求。我们专程去了中组部，和当时中组部干部五局局长、现在的国务委员王勇同志交换意见。我首先提出南方电网领导班子由广东省委管理的理由和意见，王勇同志听完后也讲了两条：第一，国有企业既是个经济组织更是个政治组织，电力涉及到国计民生，因此南网应由国家来管，由中央来管，这是讲政治。第二，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南网的领导班子要由中组部来管。
我认为国有企业是要讲政治，但国有企业最终还是一个经济组织，国有企业讲政治主要是按照党和政府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来落实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而不是说国有企业本身就一定就要中央来管才是讲政治。第二，党管干部也分层次，广东省委管干部也是党管干部。
我当时还有话没有讲出来，就某些层次的干部管理来讲，地方党委管干部不一定比中央管得差。最后王勇拿出了杀手锏，说，思平同志，这个事情已经定了，我们给中央报的这个方案已经由中央五个常委划圈同意。他一讲这个，我们大家都不吭声了，闷着头就回来了。
中国能源报：这个结果与您参与组建南网的初衷大相径庭。
张思平：是啊。张国宝同志说我有苦衷，实际上我最后背了一个大黑锅，据说有人讲你张思平搞厂网分开，要不搞厂网分开，广东省的电网能被北京拿走吗?你主张成立南方电网，结果把广东省电网整合跑了，你还搞什么改革呢?我真是有苦难言。
最后我向省长提出建议，我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南方电网被中央收走的结果，但还是要力争我们的合法权益。我提出具体有三条建议和意见：第一，南方电网的领导班子中组部可以管，但要想办法从广东出，这样有利于沟通和维护广东的利益。当时有外传我来当南方电网董事长，省里个别领导也许有此考虑，但我给省长表态很清楚，我不会去南方电网，李长春书记、卢瑞华省长早几年就答应我回深圳工作的要求了。最后中央确定的是当时任国家电力公司南方分公司的袁懋振担任南方电网董事长，广电集团董事长王野平出任总经理。
第二，在南网组建正式下文前赶快降电价。当时广东电网电价是广东省管，我分管物价局，便要求物价局局长一个星期内下调售电电价。每度电降4.5分，全省当年用电量是近1000亿度，当年一年就降40亿元左右的电价，为广东省人民减轻了很大负担。
第三，从广东电网公司拿回了50亿元盈余公积金，要求一个星期内必须打到财政账户上。当时广电集团董事长王野平说现在账上没有那么多钱，我说广电集团资产负债率不到20%，在银行又有信誉，去跟银行借，最后广电集团到处借钱，还真是一个星期内把50亿资金转到省财政账户上了。
当然了，这几件事都是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降电价还算正当，因为当时广东电价确实很高。而盈余公积金算是屁股决定脑袋，缺乏大局观。广东电网的经营虽然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负债率不高，但那时候逼人家借款一个星期拿出50亿元，现在看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2002年底，南方电网挂牌，我把南方电网的组建方案、公司章程等一并移交给了有关同志。南方电网成立两个月以后，我于2003年初回到深圳担任副市长，之后不再过问有关广东电力体制改革的事情，但因参与组建南方电网，对南方电网的一些信息还是很关注的。
今天南方电网的管理——有成绩也有问题
中国能源报：您如何评价南网的现状与后来的电力体制改革?
张思平：从大局上说，南网的成立和组建过程是符合厂网分开要求的，但也存在很大弊病和不利因素。
第一，把广东电网纳入央企后，央企那套传统国有企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带给了南方电网，实际上导致了广东电网的内部机制、管理水平下降。南方电网的经营机制、管理水平比广东尤其是深圳的国有企业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回深圳后分管过七、八年的市属国有企业，我对此还是有发言权的。
第二，南方电网到现在组建了12年，资产规模扩大了很多，但利润水平基本上还是当年的广东电网近100亿的水平，广东电网的很多利润可能被其他几个省区的电网企业吃掉了。目前南方电网的总资产回报率不到2%，实在太低。那么多的资产，那么高的电价，作为世界500强，实现这么少的利润，不可理解。现在的南方电网养了31万人，据说员工工资水平却不低。
第三，南方电网成立后，广东的电力体制改革整体停止了。什么竞价上网、输配电价改革、电网上市等等，据我所知，一系列改革进程都停下来了。
从全国来讲，十二年来电力体制改革基本停滞，电监会从成立到撤销没有做什么像样的改革措施，甚至当时我们做到的大用户直供电都没有很好执行。要不是改革不力，为什么要撤电监会呢?好在十八大后中央正在启动新的电力体制改革，高度重视并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了一些新的部署。我相信，电力体制改革未来将向前迈进一大步。
原标题：【独家专访】电改闯将张思平：事非经过不知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