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我们再次迎来世界环境日。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工业革命以来，导致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原因便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不仅带来了严重威胁小岛屿国家的海平面上升，而且包括频率显著提高的极端天气。
向污染宣战!作为联合国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呼声同样铿锵有力。优化能源结构，“控煤”“增气”成为中国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今年世界环境日致辞中所说：“提高你的声音，而不是海平面。地球是我们共有的岛屿，携手共同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
本期嘉宾
邓郁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刘满平 能源经济学者、经济学博士
(本期主持王 源)
价改≠涨价
邓郁松：长期来看，天然气价格市场化并不等同于涨价。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曾出现过天然气供应紧张的情况，原因在于其对跨州天然气的价格管制。
1938年，美国颁布的《天然气法案》授权联邦动力委员会负责监管天然气州际贸易、管道建设和天然气价格，此时的价格管制仅适用于天然气州际管输费用。1954年的《菲利普决议》将管制和价格控制扩展到生产公司销售给州际管线的天然气井口价格。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导致天然气需求的快速增加，供需缺口的持续扩大迫使美国政府放弃对天然气价格的管制。
1978年，美国首先对部分井口价格解除管制，并保持大部分州际管道的价格管制，以此来解决天然气供应紧张的问题。随后，美国天然气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
由于价格管制逐步放开，20世纪80年代，美国天然气产业开始大跨步发展。虽然价格在放开管制后有所上涨，但总体来看，天然气价格呈现下跌趋势。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1988年至1995年，美国天然气井口价格下跌26%，城市供气站价格下跌24%;同一时期，天然气价格下跌30%左右。
政策调整总是在某些市场环境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才能获得很好的契机。2012年以来，亚洲天然气消费快速增加导致天然气价格涨幅较大;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基本保持稳定，煤价则出现大幅下跌。市场环境的客观变化为我们推动天然气价改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应该说，推动价改的难度越来越低。
刘满平：涨价只是价改的一种结果，绝非目的，价改也绝不意味着涨价。天然气价格改革不是单纯地仅对天然气价格调整幅度、调整公式进行改革，它应该包括全产业链及财政税收、保障等配套措施的改革。
事实上，国家每次进行气价调整时，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及配套措施改革，但对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感触可能就是气价的涨跌，这个是“有形的”;而配套的措施很难有直接体会，是“无形的”，所以才会出现“价改就意味着涨价”的社会认知。另外，在天然气供不应求的形势下，任何价格调整的结果恐怕都是上涨的。
对于天然气价改的时机选择，没有一个绝对的最佳时机，因为任何改革都会付出成本，并带来负面影响。所谓的最佳时机，只不过是如何将成本或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另外还要看到，价改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大环境，对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的催逼作用。
从这个角度讲，目前天然气价改的环境相对较好。
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及美国“页岩气革命”影响，国际能源供求形势相对宽松，包括天然气在内的能源价格上涨动力不足，国际环境客观上是有利的。同时，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措施的推行给天然气价改带来动力。国家今年推行目标价格调控模式，改变了以往对不同行业分类调控的模式，这些都可促进天然气价改。
5月21日，我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天然气合作“世纪大单”，加上中缅、中亚管道天然气及来自卡塔尔、澳大利亚、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液化天然气(LNG)，多元化的气源供应使我们有了足够的底气和充分的动力来推动天然气价改。此外，今年CPI相对平缓，进行天然气价改对社会影响不是很大。
计量方式亟待调整
刘满平：理论上，天然气计量方式有能量计量(以热值计算)和体积计量两种。对于大规模交接计量，国际上通行的是以能量计量为主、体积计量为辅的计量方式。但是，我国大规模天然气交接计量是以体积计量为主，目前只有中海油输香港中华电力的天然气，以及已经投产的广东和福建LNG项目使用能量计量方式。
以体积计价的优点是计价方式比较简便，结算比较方便，缺点是难以全面反映不同气田天然气的品质差异。不同渠道的天然气热值是不同的。例如，西一线热值是8500大卡，西二线热值是7900大卡，煤制气热值接近8000大卡。如果以体积计量，那么价格都一样;如果以热值计算，价格就会有差异，所以用能量计量体系更加科学准确。
以能量计量虽然更加科学准确，而且从能量计量测定技术研究、配套标准体系等技术层面都不成问题，但它的推行还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将目前的机械燃气表换成金额式智能燃气表和互联网表所花成本的分摊。以北京市城市燃气为例，目前北京大约有500万户居民，如果按照300元/台的改表成本计算，至少需要15亿元资金用于改表，这部分资金将主要来自北京市燃气集团。因此，燃气公司意愿是决定金额式智能燃气表推广进度和力度的最主要的因素。
二是目前国内各气田基本从属于三大石油公司，如果采取以能量计量，可能导致各气田利润相差太大，大家都去开采高热值的天然气，低热值天然气不受重视，易采用粗放式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另外，居民负担也会加大。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及与国外天然气交易量的增加，计量方式与国际接轨已是势在必行。
环保不能只靠“增气”
邓郁松：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目前天然气供需缺口持续扩大，主要原因在于价格管制导致气价调整不及时，低气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天然气的不合理消费。
由此推断，天然气价格调整之后，整个国内市场对天然气是否还有如此之大的需求，我认为可能是需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的。因为短期来看，在其他能源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气价一旦完全市场化，那么其既有的价格优势将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当天然气价格上涨至超出终端承受能力的水平后，消费者转向石油或煤炭等其他成本更低的能源形式，天然气需求便因此而减少，价格回落。
虽然国家正在大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增加天然气消费比重，但天然气价改后的市场环境发生的客观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因此，仅依靠“增气”来治理环境是不现实的。
刘满平：我国目前实行“向污染宣战”的政策并不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一种具有强大强制力的政府行为。目前没有包含外部环境成本在内的油价、煤价肯定会比气价具有竞争优势。政府不出面强制实施的话，“控煤”“增气”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将难以实现。
实施“向污染宣战”的强制政策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但与居民健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相比，这种成本付出微不足道。要实现“控煤”“增气”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一是要靠政府强制规定;二是将煤炭、石油的外部环境纳入价格体系内，减弱其竞争优势;三是加强节能措施和促进分布式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费的总成本。
当然，治理环境不能仅依靠天然气，首先我国的能源总体环境是富煤、贫油、少气，完全不顾现实、放弃煤炭这一主要能源是不可能的，否则社会需要承担太多的成本。因此，加强煤炭清洁化利用、推进煤化工的发展有一定道理，但难以真正做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必须做出一定的妥协和付出，这就看当前谁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才能做出选择。
2014年世界环境日的主办国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巴巴多斯，位于加勒比海岛链的最东端。过去40年随着气温的上升，巴巴多斯经历了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水侵蚀、洪水、盐水入侵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制糖业和旅游业是巴巴多斯重要的收入来源，分别占GDP的2%和15%，但都极易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于宏源：新能源革命与环境外交须协同
当前，世界正逐步走入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是学界已达成的共识。掌握新能源的最新技术就意味着掌握 了本国经济的命运和国际交往中的主动权。各国纷纷 调整内政外交，通过能源创新和经济手段，以新型外交巩固能源资源和新能源的主导权。
中国新能源和环保产业不断发展，已在国际能源格局中发挥显著作用。世界舆论普遍谈论的我国的“和平崛起”，其实就是希望我国能够在现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的条件下，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
从国际竞争来看，美国和欧洲在新能源市场发展中抢得先机，在世界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主导权。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社会上争取应有的话语权，就必须在新能源发展中有所建树。页岩气开发使美国摆脱了能源的对外依赖，促进美国采取积极主动的气候外交政策。奥巴马气候政策的地缘意义在于，他以相对积极的气候政策或表态来消解欧盟等国家的批评，并进一步逼迫中、俄、印等新兴大国做出让步，削弱新兴大国产业发展的能源基础，进而削弱他们的国际竞争优势，达到维护其地缘格局优势的战略目的。
从东亚地区环境能源困局来看，根据2012年数据，中国、印度和韩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仍占据最大比重，分别是68%、52%和32%。此外，油气资源占较大比重，韩国和日本两国的石油消费分别占总能源消费的49%和47%之多。东亚各国在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及气候变化领域都面临着重要挑战。
2013年，中国的空气污染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普遍担忧，韩国和日本政府及媒体分别表达了对中国空气雾霾污染对本国空气质量影响的关切。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具有区域性公共物品的性质，这既是引起国家间冲突的因素，又是促进国家协商合作的动力。低碳减排与空气治理具有协同效应，减少废气的排放，以及使用清洁能源都能减少对空气的污染。两者同根同源，都涉及能源结构的调整。产生温室气体的主要工业，如金属生产业、矿产业等工业亦是向空气排放大量粉尘微粒的产业。亚洲各国已经意识到合作治理空气污染的紧迫性。
从外在贸易环境来看，我国清洁能源、电子通讯技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很快，许多技术已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打破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大大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中国的技术崛起”已经成为欧美政治家和学者的热门话题。
在全球新能源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之下，西方国家遏制我国技术发展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因此，我国必须通过环境外交来争取我国的新能源发展优势。
中国需要加速结构调整，并通过环境外交促进低碳革命。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明确，“十二五”期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这无不传递出我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决心。
为此，在环境外交中，我国要意识到节能减排已成为国际社会政治博弈的重要内容。我国新能源技术迅速崛起，新能源产业已成为我国发展最为迅猛的产业之一，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欧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压力，与此相关的贸易摩擦接连不断。
正确的环境外交是我国保持新能源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的一环。我国应当抓住机遇，利用当前能源革命的机会，在新能源发展中积极创新，做大做强新能源产业，为我国成为世界强国奠定基础。
中国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资金和技术的转移条件达成合理并重视公平的妥协。只有在上述规则层面提出建设性主张，我国才能在参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提出资金和技术的要价，并得到发达国家的响应。我国在国际气候合作的谈判中应当团结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强调“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争取应有的发展权。
面对全球新能源领域激烈竞争, 面对国内节能减排的严峻态势， 中国环境外交从全球战略出发，以增强中国资源环境保障和新能源竞争力为目标，通过统筹政治、经济、外交、环境等多种组合手段，逐步实现中国从能源大国到能源强国的转变。
中国国内环境政策需要统筹集中国内各种资源、落实融资信贷、技术转让政策及重组集团化政策，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中国能源结构的跳跃式发展，争取使我国在未来20年至30年后掌控全球新能源的战略高地。
我国在新能源某些领域，例如在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IGCC)的前端煤气化部分已具备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我国总体经济实力渐强，在节能减排的投入和相关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上也将逐步增加。
同时，我国资金相对较为充裕，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低碳产业和新能源产业投入，促进低碳和新能源的技术发展创新，摆脱发达国家对新能源技术和产业的控制，在国际减排合作的谈判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在建立新的国际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所副所长，研究员)
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
健 康
气候变暖对健康的影响之一是夏季更加炎热，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生理机能改变。在适应性变化中，主要发挥功能的有水盐代谢、血液循环、泌尿系统、神经系统等参与体温调节最密切的部分。
气候变化对心血管系统、脑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运行影响很大。炎热的环境对老年人、儿童和体质较弱的人打击更大，中暑、其他患病及死亡的情况都会增加。
农 业
气温升高令农作物生长速度加快，生长期缩短。温度过高还会导致光合速率和农作物产量下降。
气候变暖对农业需水量影响很大。
气候变暖的结果可使农作物生长季内的潜在蒸散量增加，导致土壤水分的有效性减弱，从而增加农业灌溉的需求量，加剧水资源供需矛盾。
气候变暖后，全国种植区域将北移。目前的两熟制将变成三熟制，品种布局也将发生变化。
极端天气、极端气候时间与灾害性天气会造成各地粮食产量波动较大，食物问题将更加突出。
水资源
气候变化加速或减缓水气循环，改变降水的强度和历时，变更径流的大小，扩大洪灾、旱灾的强度与频率，诱发其他自然灾害等。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有关项目规划的影响包括降水和径流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海平面上升、土地利用、人口迁移、水资源供求和水力发电变化等。
气候变暖还会加速水分蒸发，改变土壤水分的含量及渗透率，并因此影响农业、森林、草地等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产量等。
植 被
对于大多数植物，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有利于生长，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但全球变暖会使许多地区变得干旱，对植物生长不利。就全球而言，二氧化碳增加的净影响是有利还是有弊，尚未确定。
对森林群落影响最大的气候因素是水分指标。无论是群落类型还是林分结构的变化，降水量减少都会造成群落中原树种生物量降低。
海岸带
全球气候变暖会促使大洋海水热膨胀、陆地冰川消融，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上升严重影响海岸带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首先受威胁的是由小岛和珊瑚礁组成的小岛屿国家,其次是沿海国家地势低洼的地区。
同时，海平面上升将加剧热带气旋及其伴随的风暴潮、洪水带来的损失。海平面上升还将引起海水侵入河口地区和海岸带地区的地下淡水，进而影响耕地的生产力。
生物多样性
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对当前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了物种物候及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同时，由于气候变化改变了物种生存所处的环境条件和资源分配，导致种内间关系的再调节，影响了物种多度分布格局。
气候变化加剧了生物种类的灭绝速率。在生态系统水平上，气候变化主要影响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并进一步引起生态系统地理分布格局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