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战略问题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能源战略就是一国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科技等手段来保障稳定可靠的能源生产、供应和需求，保持平稳合理的能源价格，以及重视环保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总体方略。能源战略的内容一般包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战略方针、能源政策、能源法及其制度分析和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是战略思想。能源战略理论的形成和实践过程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以能源战略思想和目标为主线可以将能源战略的理论思想分成开源战略理论(1973年以前)、安全战略理论(1973年—1985年)、效率战略理论(1986年—1991年)和可持续战略理论(1992年迄今)四种，按其形成的先后顺序排列，体现了能源战略实践的历史过程。从能源战略理论的发展看，随着人们对能源问题认识的深化，能源政策实践的丰富，能源战略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逐步从盲目开源、被动供给，发展到主动、有效率供给，最终实现可持续供给。
能源战略问题不仅仅是资源和经济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能源战略可分为国内能源战略和国际能源战略，国际能源战略是一个国家能源战略中的国际战略部分。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其国际能源战略，对国际能源体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确保美国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地位，提升美国国家能源安全度和保障度，加强对能源生态环境的保护，保证美国的能源安全，从而巩固和维持其霸权地位。美国为实现其国际能源战略目标，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有：能源外交、控制能源产地、控制能源通道、石油战略储备、石油美元机制等,美国通过这些手段控制了国际能源体系中的供应板块、需求板块、能源运输通道,美国还通过吸收和释放石油战略储备来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石油供给,通过改变美元的利率和汇率来影响国际石油价格。美国国际能源战略兼有“内保安全”和“外谋霸权”的双重功能。这使得美国国际能源战略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地缘战略密切结合,和谋求霸权密切结合,和军事行动密切结合,制度化、机制化和法制化等。近年来，美国所谓的“能源独立”虽然使美国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赖减少，但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中东的战略控制，相反将使美国对中东政策立场更趋强硬，为美国加速战略东移、构建“太平洋新秩序”创造条件和空间。同时，美国的亚洲能源战略日益成为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的核心,因为这与美国的霸权大业的成败息息相关。西亚和中亚是美国的“油源”,东亚是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南亚印度洋是世界各国石油进口的咽喉。美国历届政府都把亚洲看成重中之重。特别是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一步步强化了其亚洲能源战略,提出了“卡特主义”、“里根推论”,通过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大中东计划,大中亚计划……逐渐控制了中东和中亚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石油阀门,牢牢把关南亚印度洋这扇石油运输门户,深刻影响东亚这个巨大的石油市场;再通过石油美元机制、石油期货市场、石油战略储备,主导国际石油定价权,美国通过建立世界能源霸权来巩固其世界霸权。
苏联解体后诞生的俄罗斯凭借其庞大的石油与天然气，特别是天然气的储产量和出口潜力，在新世纪的国际能源市场上异军突起，展现出成长为一个“能源超级大国”的势头，未来将可能促使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有鉴于此，作为未来的能源超级大国，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和现任总统普京都十分重视在此基础上制定本国中长期的能源战略，由此推动了2003年《俄罗斯2020年前能源战略》的出台。俄罗斯是一个石油、天然气资源蕴藏极为丰富的世界能源强国，依靠最近几年的能源出口致使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世界能源处于“卖方市场”，许多国家都希望与俄罗斯开展能源合作。于是，俄罗斯把能源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力图通过能源外交来“复兴国家”，重振大国地位。根据俄罗斯政府《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俄罗斯今后将通过能源外交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具有一贯性，即使用“能源武器”开展对外能源合作，使能源成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但又具有特殊性，与苏联和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时期的对外能源战略更为灵活和务实，既抛弃了苏联时期基于意识形态以及浪漫情怀的理想主义，又避免了叶利钦时代一边倒向欧洲的大西洋主义。如今，俄罗斯不仅要利用能源来壮大自身经济实力，还要运用能源武器扩大自身地缘政治影响;不仅要促进与欧洲的能源合作，还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 的能源外交;不仅要在地缘政治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中找寻平衡，还深受相互认同以及文化和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中俄能源合作过程中。2014年3月，俄罗斯能源部发布了俄罗斯2035年前能源战略草案，预测俄罗斯在2035年前能源出口中的23%将出口至亚太地区。俄罗斯能源部表示，首要任务是加快进入亚太市场。根据草案，俄罗斯计划在2035年前将本土生产的32%原油和31%天然气出口至亚太地区。还有就是，尽管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储量丰富，但出于长远考虑俄罗斯仍将核能等新型能源的开发视作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国内外严峻的能源供求形势，韩国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探索能源战略的脚步，不断地根据实际国情，制定和调整能源战略。现阶段，韩国能源战略的内容主要包括：开发海外能源，确保能源供给稳定;开发新再生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实施“能源外交”，落实能源政策和开展区域能源合作，保证能源安全。为保证上述战略的顺利实施，韩国政府和企业做了多方面努力。韩国政府首先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成立相关的组织和保障机构，为能源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法律和组织上的保障。同时为实施能源战略的企业和研发机构提供资金方面的援助。另外，政府在宏观层面上制定符合能源战略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趋向有利于能源战略实施的方向发展。韩国能源企业则通过直接投资能源富国，参与其能源开发和引入外资的方式积极配合能源战略的实施。韩国能源战略体现了作为新型工业化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即努力构建可持续发展型能源社会、市场主导型能源社会、技术主导型能源社会和对外开放型能源社会。通过不断的努力，韩国能源战略在推动韩国经济稳步发展方面发挥并将发挥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能源战略储备不断增加，绿色能源得到了开发利用，实现了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本国的能源安全状况。
作为世界上资源最为匮乏的工业国，能源战略一直是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之一。日本80%的能源需要进口，而这其中又有85%来自中东。从1973年起，日本开始重新调整发展战略：由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发展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解决污染问题;同时，针对石油危机引起的严重通货膨胀，采取抑制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的对策。由此奠定了日本大力开发本土能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度，确保资源能源安全、稳定、长期和高效供给的新能源战略思路。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一直在考虑替代石油的能源选择。面对核能、煤炭、可再生能源等众多选项，日本的能源结构从石油火力发电占比过半逐渐转换为核能、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占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变暖成为世界课题，日本又开始以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为目标，进行能源结构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启动了新一轮国家能源战略研究。 为应对世界能源供需方面的变化，确保日本的能源供应，日本通商产业省于2006年5月29日，公布了《新国家能源战略》报告，对日本的能源战略作了重要调整。以《新国家能源战略》为契机，日本政府开始将能源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日本将根据新战略制定今后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政策，并修改能源基本计划。从《新国家能源战略》主要内容来看，日本政府主要出台了三大举措来提高日本的能源和石油安全：一是实现能源供应的多元化;二是加强节能;三是加强上游的投资开发，到2030年，将海外权益原油占原油进口量的比例提高到40%。日本政府为了实现海外石油开发的目标，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对内，日本政府将考虑对日本的石油天然气开发企业进行支援。对外，日本将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强化与产油国的关系。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已经强烈地意识到，获取石油资源也只是能源和石油安全战略的一个方面，而继续加强战略石油储备，并强化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以谋求亚洲石油市场的稳定，通过节能合作，缓解亚洲发展中国家能源增长给世界和日本带来的压力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日本现行的能源基本规划是2010年6月修订完成的，其中计划到2030年要将核电占总发电量比例从目前的26%提高到50%。但就在上述能源基本规划修订不到一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爆发，核能安全这个能源利用的基本前提受到动摇。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并调整依赖核电的能源政策，日本政府和社会的能源观和能源战略出现了根本变化，开始降低对核能的依赖，加速发展安心、安全的可再生能源。 纵观日本40年来能源选择的发展历程，政府始终发挥着推手作用，制定产业发展和推广政策，将企业和国民导向能源战略的发展方向。
中国国际能源战略，需要放到世界秩序重建和中国崛起这两个宏大的历史事件中去观察。中国国际能源战略在其形成过程中，历经了酝酿(1993年前)、探索(1994—2000)、发展(2001—2004)和走向成熟(2005年后)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特点，都打上了时代烙印，每个阶段的政策都是根据当时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尤其是能源形势而制订的，它们是时代的产物和实践的结晶。1993年之前，中国国际能源发展战略处于酝酿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能源发展从自给自足并在一定程度上自给有余，出口一定数量原油，发展到原油出现缺口，能源结构弊端显露，因而引起决策层思考并开始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这是一个痛苦的阶段，中国不得不转变能源生产和消费观念，改革国内能源价格体系，努力向国际市场靠拢。1994年到2000年为中国国际能源发展战略探索阶段。这期间，中国能源国际化思路发生重大转变，从单纯的“引进来”发展到“走出去”。国家改革能源管理机制，推动有利于“走出去”市场竞争体系形成。能源企业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逐步打开周边、非洲等地区的市场，并且探索利用国际资本抵御投资风险。2001年至2004年是中国国际能源发展战略稳定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国内能源形势和国际能源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面临新的能源安全形势，中央确定走多元化的国际能源发展路线，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多方面参与国际能源市场竞争，确保能源安全。有关政府部门积极为油气企业国际化经营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油气企业则加大“走出去”力度，在国际能源市场稳步推进，已进入规模投资和收割时期。2005年后是中国国际能源发展战略走向成熟阶段。随着中国对未来能源安全意识的加强，中国国际能源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国家制定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国家领导人提出新能源安全观，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国际能源发展方向。随着中国能源安全意识和国际合作意识的增强、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体系的逐渐完善以及能源企业国际经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国家能源战略理念也开始发生转变，即：从偏重保障供给为主转变到科学调控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以能源的消费调控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严重依赖煤炭资源向绿色、多元、低碳化能源发展;从过度依赖国内能源供应要转向立足国内和加强国际合作;从生态环境保护滞后于能源发展向生态环境保护和能源协调发展转变;从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向科技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模式转变;从各能源品种独立发展向多种能源互补与系统的融合协调转变。中国国际能源发展战略正在走向成熟。
近年来，国际能源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和深刻变化，比如，全球能源供应持续紧张、国际油价高位运行、主要国家能源战略和政策再度调整、新能源技术革命、非常规油气资源生产和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国际油气资源竞争愈演愈烈、世界石油新版图出现、能源地缘政治矛盾与冲突加剧以及资源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等，还有就是，国际能源战略犬儒主义使得世界能源格局缺少了某种主导力量，从而产生某种国际能源政治经济秩序真空，增加了世界能源格局变动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低碳能源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构成了巨大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能源安全、经济发展、环境政治与国际责任等一揽子综合问题上，中国受到的压力和承受的责任将会越来越大。一方面，中国能源结构矛盾依然非常突出：一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环境问题与运力紧缺是其致命的掣肘环节;二是油气资源紧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南地区，并且国产油气生产的增长趋缓，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进一步增大;三是核电、(天然)气电和新能源起步晚，发展前景尚不明朗;四是能源消费与供给呈现出巨大的区域性不平衡格局;五是长期以来，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引出的环境保护问题，基本未得到解决，并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而日益加剧。另一方面，中国石油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对外依存度巨大，运输通道战略安全脆弱，中国的海洋石油资源正在遭受极大的损害。还有就是，中国缺乏完善健全的能源安全预警应急体系，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严重不足，国家能源管理体制面临改革。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重要时期。但是，这一时期，中国能源需求还会增加，能源对外依存度将继续上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充足的能源加以保障，能源的供给和需求问题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性问题，加快中国国际能源战略调整，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际能源战略方针十分必要。
从总体上来讲，世界能源发展到现在，应该是经历了两次重大大的变革：第一次的变革是煤炭代替薪柴;第二次变革是油气代替煤炭。而在第三次能源变革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很猛，在整个能源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全球能源格局正在经历深刻演变，要求我们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与深入思考。中国是发展中的能源消费大国，能源消费结构与世界总体消费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合理利用国内外能源资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进用能方式改革，将成为中国能源行业未来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供给安全、环境友好、利用高效、经济可靠”应成为中国新时期能源战略的目标取向。
对世界一些国家能源战略研究结果表明，利用本国资源和国外资源来满足各自国家需要是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普遍指导原则。国际能源战略的基本特点是双向式发展，即既要利用国内资源，又要利用国外资源;既要利用陆地资源，又要利用海洋资源;既要利用传统能源，又要利用新型能源;既要开源，又要节流;既要消费，又要储备。面对新的国际能源形势和格局的变化，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对内推行节能增效、加大对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等政策，建立稳定的国内能源供应体系;对外推行合作与多元化政策，建立可靠的国外能源供应体系。通过这两个体系的建立，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保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要切实贯彻和落实以下九项战略方针：一是，以煤为基，多元发展，实行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新能源并举方针;二是，国内为主，国外为辅，实行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针;三是，加强国内能源资源勘查,大力降低能耗,提高能源效，实行开源与节流并重方针;四是，坚持发展贸易与直接开发相结合，实行多渠道扩大利用国外资源方针;五是，适度开发，增加储备，建立起能源消费和储备的机制，实行消费与储备并举方针;六是，以我为主、扩大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实行合作勘查国内资源方针;七是，按需进口，以出补进，实行公平、开放、规范、有序进出口方针;八是，既要开发，又要保护，实行开与保并重方针;九是，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实行多元综合发展方针;等等。
大战略必然蕴含着大思维、大哲学。真正有价值的国际能源战略理论其实就是哲学思维、哲学方法的综合。因此，我们必须从战略哲学的高度探讨国家能源战略问题，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普及能源战略思维，从国家政治、经济、环境、资源以及建立新型体制等多方面,对国内外因素全面分析，充分利用现代能源技术的最新成就，着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适应于未来能源系统发展趋势的新型能源体系,高度关注环境制约对中国能源发展的影响,立足长远，科学制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路线图。
(作者为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