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不存在发展失速问题，少数人只看到挖煤卖煤不行了，却没看到一大批煤的深转化项目已经逐步发挥效益。榆林仍是陕西乃至西部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即使是处于增长动力切换的今年，GDP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也预计在11%以上。”面对“资源型区域经济”难以摆脱“资源诅咒”困局的质疑，长期致力于陕北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的榆林市发改委官员马富全语气坚决地说。
多名受访的权威人士提供的数据显示：第一次国内煤炭市场疲软的态势下，由民营企业主导的煤炭资源初级转化的实体产业，带动榆林能源经济走出低谷，创出陕西新的增长一极神话；而在国内煤价再次理性回归，市场的倒逼中，民营经济与国有能源巨头共同推动的“煤化”产业的升级、转型，也将推动陕西能源经济实现华丽转身。
走资源可持续发展道路
“媒体理解的失速，其实是榆林快速发展中动力切换的一个插曲。”同样致力于陕北榆林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规划的榆林市发改委资深调研员杨扬说。
杨扬所讲的“动力切换”，是指陕西榆林在煤炭市场如火如荼时，实现了能源资源初级转化，已经完成了能源化工产业“二次升级”的产业布局。在市场主导的挖煤卖煤即将淡出、新的煤化工产业产能逐步释放之时，GDP增速的暂时调整，正是被不知详情的人误读为“失速”的主因。
相关资料显示，榆林每平方米的地下富含6吨储煤、115公斤石油、140立方米天然气、140吨的岩盐。按目前市值计算，榆林每平方公里地下拥有10亿元人民币财富。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神府特大煤田发现。开发之初，国家“顶层制度设计”依照市场化法则，准许“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开创了陕北能源经济发展新方式。
“但陕西的能源资源开发，走了一条与国内外能源经济发展不同的道路，力求突破资源诅咒困局。”杨扬分析，资源诅咒，就是有关资源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引发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荷兰病”。按照专家们的研究，能源资源的相对充裕容易使区域经济走上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能源经济道路。而资源行业的相对扩张，必然会降低各种生产要素对其他行业的配置，产业结构容易出现“跛脚”现象。
1982年，在市场化的理念下，出现了“国家修路、群众办矿、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煤炭开发态势。
1989年，《榆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规划》的出笼，标志着“顶层设计”开始注重资源的深转化。
“能源化工基地建设之初，仅仅是挖煤、采油、输气，只有‘能源’没有‘化工’。”榆林市一名原任领导回忆说。
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02年，榆林修编《榆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规划》，首次提出“高起点，大规模，新机制，抓转化”。
当年的10月，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向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三个转化”的理念，即煤向电力转化、煤电向载能工业品转化、煤气油盐向化工产品转化。
2003年年初，陕西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三个转化”视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正式提出。
2007年4月，陕西省政府第五次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座谈会议纪要中，又提出产业发展的“三个延伸”，即向配套装备制造业、能源化工下游增值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延伸。
“三个转化”的“顶层设计”提高了资源利用水平和效率，榆林全市1997年形成的854个煤矿，经过整合到2008年减少了526个小煤矿，煤炭回采由2002年的30%，提高到2008年的60%。
陕西的“深转化”，也引来了国家层面领导的高度关注，原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榆林时，要求“榆林要珍惜资源，要可持续发展”。
探索新商业路径
“事实上，榆林已经走出盲目开采、粗放增长、矿竭城衰、被迫转型的国内外传统能源经济发展的怪圈，实现了可持续性发展。”马富全说。
“单独工艺流程已经没任何问题了，系统流程中粉尘卡壳关很快就突破了。系统试运行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国家级能源经济开发区榆神开发区管委会的一名负责人兴奋地告诉记者。
这名负责人所讲的正是陕西富油能源化工企业正在攻克的我国面煤炼焦提取煤焦油的新煤化工艺。
整个陕北煤炭资源整合后，原来落后产能生产的块煤被面煤所代替，新采掘工艺下煤矿煤炭总产量中的70%形成了面煤。
原本以块煤为原料的炼焦产业，让块煤市场价格高昂。而如何打通面煤炼焦工艺，是民营企业家杨乃彪的多年梦想。
这一民间资本与大连理工大学的科研合作项目，就在有限的资本即将耗尽之时，得到了陕西煤化集团的支持，创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光科研创新投入，有近7到8个亿。”神木县科技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一旦大规模的商业化得以推广，榆林地方煤炭产能的相对过剩问题就会解决，商业价值无法估量。”前述榆林神木经济开发区负责人说。
其实榆林版的煤制油，已经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商业化工艺路径。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煤炭价格低迷态势中，市场倒逼民间资本以煤炭就地转化的方式，解决榆林煤炭“价低、运难”的发展瓶颈，我国一项新型煤炭炼焦炭产业应运而生。
之后，在陕西省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中低温煤干馏技术不断改进，使榆林兰炭业逐渐形成一大产业。
到2006年，榆林兰炭企业已达294家。2007年开始，地方政府以环保严格准入倒逼企业，对该产业进行产业整合升级，在榆林形成17个兰炭工业园区和5个集中生产点，从而形成兰炭产业的清洁生产、循环利用。2008年，国家工信部出台兰炭行业准入标准。兰炭这一榆林民间草根产业，最终获得国家产业层面的认可。
到2009年，榆林兰炭产能实际达到848.3万吨，转化原煤1441万吨。以兰炭为原料的下产业电石、铁合金、金属镁等产业链也已形成。
“榆林兰炭产业，已经走出高耗能、高污染、低循环的初级阶段，开始步入清洁生产阶段。”陕西省环保厅一名负责人评价。
“榆林地方经济的着力点，还是兰炭产业的升级。我们正为兰炭规划下游兰炭产业园、金属镁产业园、PVC塑料产业园。”榆林市发改委工作人员冯磊告诉记者。
“事实上榆林能源行业产能的相对过剩，正被升级转型的全新产业所逐步化解。这两年集中释放的煤炭产能，会因面煤炼焦技术的大面积推广而化解。”前述马富全称。
能源巨头布局榆林
“我们计划投资380亿元年产100万吨的煤制芳烃项目，已举行了场地平整开工仪式。”华电榆横工业园区发电项目的一名工作人员难掩兴奋。
这项技术是国际上首例利用进行煤制芳烃工业化转化的创举。他是继国内科研机构与能源企业合作完成煤制烯烃、煤制天然气、煤制油等重大现代煤化工技术之后，又一重大创新。
“华电利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煤制芳烃技术，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国际上第一个以煤为原料，生产全产业链石油化工产品的国家。”陕西省科技厅一名官员如此评价。
“我国利用现代科技，全部打通了以煤代油的四大类现代化工基础原料的生产工艺。烯烃、芳烃、烷烃、炔烃，四大类基础化工原料，已经都在榆林实现了实体产业化。中国乃至世界石油化工历史，或许将由此改写。”马富全说。
据记者了解，除了华电之外，国内能源巨头神华、中煤、鲁能、延长、陕煤、陕西有色，以及跨国能化巨头美国陶氏等都在榆林落脚。
“我国是富煤缺油少气的国家，煤炭占石化能源消费总量的96.14%，而石油仅占总量的1.78%。利用现代科技搞煤转油、搞煤代油的石化产品转化，有着成本低的核心竞争优势，还可以突破石油资源短缺制约，摆脱对外石油能源依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煤化工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化学工业学会名誉理事长贺永德如此分析认为。
“实践证明，陕西的煤炭深转化，完全是正确的。今年国内两家过去主要靠挖煤卖煤的国企中，神华与去年同期相比营业额未减，而煤化项目尚未体现业绩的中煤集团，运营的状况远不如去年的同期。”中煤集团陕西榆林能源化工公司规划发展部经理冯占军如此评价。
相关公开数据表明，在煤价低迷状态下，神华集团的经营数据之所以能与去年同期持平，其中的主要功劳是，布局在鄂尔多斯盆地内的煤制烯烃及煤制油项目已经有利润体现；而同样在陕北布局了年产100万吨煤制烯烃的中煤集团，却因煤化工项目尚在投资阶段，数据业绩仅是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陕西在总结国内外能源资源开发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深转化为突破口，已建成两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国内外顶尖能源化工产业的孵化器，榆林两大工业园已经体现出资本高度密集、科技含量国内外顶尖、能源资源深度转化的特点，国家级能源化基地雏形已经具备。我们两大园区的建设目标就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陕西榆林市副市长、榆神管委会主任姜国章如是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