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市区往北走梅观高速，用不了20分钟就可以到坂田。出口处设置着两个大大的指示牌：左边写着富士康，右边写着华为。沿华为方向，你很快就会发现一批以著名科学家命名的街道：张衡路、稼先路、隆平路、贝尔路、冲之大道、居里夫人大道……道路围起来一片片稀稀落落的四方形建筑，其中的一些有着漂亮的中式屋顶。华为的总部，也就是华为人常说的坂田基地就建在这里。
看得见的华为，经过25年“野蛮生长”，如今已是中国信息技术产业乃至整个中国民营企业界的一面旗帜;看不见的华为，却藏在坂田。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座城开始。
这篇报道，并非直接坐到华为人的正面，把目光放在华为的产品、业绩、解决方案、市场策略、技术路线、管理、文化以及任正非与其接班人等问题上来解读公司，而是选择了微观视角，尽可能多地去观察和感知普通华为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节奏，以及他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尤其是，他们与环境的诸多细微关系。
而所有的这些，正是华为能得以成为旗帜的基本要素。
从周勇、李非、陈宇、谷冰、苏勋们身上，你能更立体、更具象地感知到华为的企业特质，也能更直观、更准确地捕捉到华为精心营造的公平、奋斗者文化、激励、矩阵管理等体系，与体系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
“华为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能凝聚人才，甚至是二流的人才，来打造一流的团队，做很多天才办不到的事情。”曾经的华为人陈宇说。
看得见的华为，是个典型的“他组织”系统;看不见的华为，却呈现出强大的“自组织”功能。在华为内部，个人与组织之间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华为的这种凝聚力到底来源于何处?这正是此次封面故事的立意和初衷。
每个人眼中的华为，都相同又不同。在深圳坂田的华为总部里，工作生活着几万华为人。这样一座华为总部城，既是公司规模化的必然商业现象，也同样被无数脉络连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大细胞。每个城中人和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一个更加具象，也更完整的华为。
每天晚上六点，周勇都准时下班。这时候，同事间大多相互打着招呼，三五成群地去吃晚饭。人潮从各个办公区涌向食堂，大家用餐、休息，然后回到岗位加班。站在楼前吸烟区，周勇听到身后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是部门新来的两个同事。
“走，吃饭去?”他们热情打着招呼。周勇摇摇头，笑着说，“你们先去”。
他属于另一个方向。六点半左右，他会坐公司的班车回家。来到华为一年半，周勇和这趟线路的司机混得很熟。华为人也不是每天都加班，准点下班的员工很多，但像周勇这样每天坚持如此的，用司机话说，“这趟车里，就你这么一个”。
在未来不远的时间里，周勇准备辞职。他尊重甚至有点喜欢这里的工作氛围和企业文化，但就是适应不了。来华为之前，他在几家IT企业工作过，用自己的话说，早就从新兵变成了兵痞。他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可以不需要太累地在任何一家企业呆下去，拿不错的薪水，做该做的事情。任何一家，也包括这里。
但他还是打定主意要离开。他说，混在华为，有点不好意思。
冬天的夜晚来得更早。班车驶上纵贯基地的马路，车窗外那些研发大楼，一幢幢灯火景色。周勇的同事就在那里。
来吧，奋斗者
羽毛球教练，李非。半年前，他的身份是华为硬件开发工程师，研究生学历。在华为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发现周围很多同事缺乏足够的体育锻炼，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作为曾经的省级运动员，做教练他轻车熟路。
但他离开华为另有原因。和同期毕业后进入公司的人一样，那时李非对未来充满期望。但在半年之后，激情和新鲜感褪去，企业文化不适应带来的副作用开始显现。“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要加班，为什么安排的工作是八小时所不能完成的”，在部门和团队里，他开始成为组织气氛的异见者。
周围同事都在奋斗，这带给李非的压力比工作任务本身更大。他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并最终决定离开公司。甚至，打算离开IT和通信的圈子。
休息了两个月，他渐渐从旁观者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家公司。由于女朋友还在华为工作，他们依然住在公司附近的万科城里。超市、食堂、公交、饭店、电影院……那些灰白色的工卡带无处不在。“我感觉依然生活在公司里”。
在他的羽毛球训练班里，也有很多华为人，甚至是从前同事。闲暇聊天，大家羡慕他的自由悠闲，他却也有些羡慕起这群人的充实和饱满。这种感觉连他自己都惊讶。华为人来锻炼大多是忙里偷闲，有时候约好了晚上打球，结果一个电话打来：“抱歉教练，部门又要加班……”
李非拿着培训登记表上的缺课记录指给我们看，“你说什么是奋斗者呢?这些就是吧。”
周勇和李非坦承，自己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华为人的状态。周勇找来同学谷冰，一个本科毕业后就加入华为的七年老员工。两个人站在一起，周勇指着谷冰说：“他是老兵，我是兵痞。”
谷冰2006年加入华为，一直在坂田总部从事软件开发工作。七年里，他住过马蹄山逼仄简陋的公寓，万科城每月一千多元的插间，直到两年前在观澜买房，算是安家落户，随后，迅速结婚生子。
毕业、入职、大队培训、分配到工作岗位，谷冰算是根红苗正的华为人。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份。七年里，很多同事离开，又有很多新人进来。迎来送往中，对他情感上冲击最大的一次，是他导师也是他的直接主管在两年前离职，跳槽去了外企。
导师制度在华为普遍存在，每当新员工入职，公司便会安排一位老员工，做一对一的指导，帮助新人快速熟悉岗位与环境。谷冰和他的导师两人关系很好，在他看来，这位导师不仅给他传递了技能和经验，还有一种工作责任心和学习习惯的培育。“并不是每个导师都对新员工如此用心，我很幸运”。直到今天，两人依旧保持着很好的私交与联络。
在华为，三年、五年、八年是三个台阶。每过一个，能力和收入都会有明显提升。谷冰说，前两个，他都咬牙迈过去了。而他的导师正是在第五个年头离开。“我不知道外面世界多精彩，总之，里面的世界也不赖。”看了《士兵突击》后，谷冰学会了一句口头语：平常心。
他不承认自己身上有什么所谓的华为人的品质，在他看来，那些最多算是习惯。从入职开始，他习惯了利用周末时间学习新的技术和案例，习惯了三餐在食堂解决，晚饭后回公司加班。随后，他也渐渐习惯了少说多做，习惯了从拖后腿到带队前进，习惯了抢占会议室，习惯了PPT与日报周报，习惯一切都围绕在坂田基地周围的生活，购物、吃饭、理发、甚至是约会。
“我和我老婆第一次约会，就在万科城楼下的一间咖啡厅，她翻了一整本菜单，一直小声说太贵了太贵了。”谷冰总能笑着想起这个细节。常常有旅行社来公司组织家属出国旅行，因为华为员工大多没假期但有余钱，大家平时没时间陪伴家人，心里难免愧疚。旅行作为一种补偿，报名总是火热。“可惜我老婆总也不肯去，她太能省钱了，从第一次约会开始。”谷冰说。
奋斗的文化就在这些细节中点滴形成。首先在这座移民城市里，每个人几乎都是孤独的。由于没有什么成熟的社交圈子，与其无所事事，还不如工作学习。这就为奋斗留出了足够的精力与时间。然后是工作中的饱和任务，如果效率低就无法按时完成。这就让奋斗成为了一种需要。最后，工资+年终奖+股票分红的收入结构，让奋斗有了一个良性的引导。
当然，不能忽略掉一种叫做理想的东西，特别是年轻人扎堆的群体。谷冰、李非甚至周勇，他们都在自己身边看到很多主动性积极性高昂的奋斗者。除了收入之外，他们还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与认可。谷冰说，当年在一场庆功宴上，团队负责的产品在海外市场大卖，项目组里很多人当场都激动地留下眼泪。当时谷冰的领导把市场喜报打印成大幅海报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海报上面贴着公司的一句经典口号：“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
对于70后的陈宇来说，奋斗在华为是一件很热血的事情。1997年，大学刚毕业的他加入公司，用自己的话说，没有任何经验，公司里也没什么特牛的人，一切都要靠奋斗，靠自学。当时有一份叫做《华为文摘》的内部刊物，上面会刊登一些新员工的奋斗故事和取得的成绩。这对陈宇又是一种激励。“渐渐的，我们那代华为人身上，培养出了一种突破意识，就是别人干不了的，我们一定要做出来”。
即使2002年辞职离开，选择自己创业，陈宇依然感谢公司带给他的成长与变化。“做事讲流程”、“品质就是自尊心”等类似的理论，被他牢记，甚至成为了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他说，奋斗在华为，我是主动的。还在学校的时候，陈宇有同学到华为实习，回来给大家讲：“这家公司是民营企业，高学历人才很多，工作辛苦，晚上加班要到十点多。”宿舍里的人一听，都说，这好啊这多好啊，肯定比在其他地方没事干混日子强。陈宇说，这就是当初那种真实的、有些亢奋的状态。
当陈宇再看今天的华为，他觉得，这家公司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最擅长的东西，所以能一路快速发展。“有一种机制，让华为人可以凝聚成团队，把奋斗的力量最大化。”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机制?
刚入职的那段时间，谷冰认为自己辛苦是因为技能经验不足。后来能力和效率都提升，工作却越来越累。他渐渐找到原因，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产品节奏加快，复杂度加强，过去14个月的研发周期，现在缩短为8个月。而且一旦进入管理岗位，还需要分出大量精力在管理、沟通和组织建设上。“在华为，越是领导就越累。”
在谷冰的部门，每天大概有70%的员工晚九点后才下班。他们负责的产品在三年时间里，营收从2亿元增长到12亿元，大家的工资、奖金和股票配额也随之增加。
“有人开玩笑，叫我们7-11，每周7天每天11个小时工作。这么说有些夸张，但累肯定是累。哪里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呢?公司如此，个人也如此。”
一次做无线项目，团队驻扎在客户公司，每天加班到凌晨三四点。巡夜的保安记下来汇报给领导。项目结束的聚餐上，客户拍拍谷冰的肩膀，感慨了一句：你们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华为极少有所谓人性化的福利，逢年过节也没有补助。一切和表现挂钩，体现在奖金里。这种直接而赤裸的激励机制涤荡掉了一切的温情和中庸，让多劳多得的奋斗文化自上而下贯彻到底。
福利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例如每晚加班到8点半可以领取七块钱的夜宵补助，晚九点的班车免费(早班车和晚六点班车要收费)，加班超过晚上十点，可以通过公司电话安排免费巴士送员工下班……
这里的一切都向着奋斗者倾斜。
那些在同类企业里工作过的人，总习惯用“公平”来区别华为与其他。许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的员工，也不否定华为给过他们一个公平，起码是相对公平的环境。较少的政治文化和派系纠葛，基本上由工作表现决定收入增长和升职空间。
谷冰说，“让奋斗者有所得”在华为是句实话，在这里，你足够的汗水能得到足够的回报。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这里没有天赐的高贵与贫贱，每个人都是奋斗者。大环境如此，相对应地，坂田更像是个浓缩版，华为的坂田基地像是大城中的小城，这里圈拢着加强版的奋斗者。
所谓回报
坂田的房价涨到了1万8，附近的龙岗、观澜也基本都在1万4、5的样子。第一代华为人大都在关内买房，但今天的华为年轻人已经不做奢望。很多人选择关外相对房价较低的观澜甚至是机场线附近买房安家，更多更年轻一些的，则继续租住在万科城、马蹄山的公寓里。
现在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北上广”后面加一个“深”，尽管很多人逃离了这四大都市，但又有更多人进来。一位在坂田开了15 年出租车的司机，他的侄子去年毕业,在几个深圳本地公司中，最后选择了华为。在他看来，这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在深圳做IT通信的公司，华为待遇算是高的。等红灯的时候，他扭过头，扳起手指比较起一家一家公司的待遇情况，如数家珍。
说起收入，陈宇还记得自己1997年加入华为时，拿到了每月3500元的薪水。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标准，以至于父亲听了这个消息都不相信：“这不会是一家骗子公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