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文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计者和创建者。上世纪90年代前半段，时任上交所总经理的尉文渊与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和申银证券总裁的阚治东被称为“上海滩证券三猛人”。“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管金生被控“扰乱市场”而身陷牢狱，尉文渊也因监管失察而无奈请辞。2012年8月加入华锐风电公司，任副董事长。2013年3月12日，经公司董事会选举，尉文渊接任华锐风电董事长。
周末
他老谋深算，又童真可爱;灵活敏捷，又顽劣不化。接受采访时他经常笑声朗朗、妙语连珠，就像一个天真的老顽童。他是恢复高考后上海财经大学第一批毕业生，他有幸加入新中国证券市场拓荒者行列。在经历了金融江湖的波诡云谲之后，他转身实业，并在自己参与创办的交易所创下一家企业的IPO神话，却好景难续。他的人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他就是尉文渊。
“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和“华锐风电代理总裁兼董事长”是尉文渊身上最显眼的两个标签。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批拓荒者，他开启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却在5年后因一宗异常交易引咎辞职;作为曾为中国第一的华锐风电的代理总裁兼董事长，他临危受命锐意改革，却在8个半月后因内部分歧和矛盾过于激烈而“自我革命”，愤然辞职。
在这个呼唤英雄的时代，尉文渊满腔抱负却屡屡施展无门，时耶?命耶?
金融捭阖
58年前，尉文渊出身于军人家庭，15岁时跟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军人。5年军旅生涯给他的最大财富就是吃苦耐劳。20岁复员回上海后，他到电影院当服务员，因吃苦耐劳，工作积极，年年被评优，不久便被选到上海某区委任宣传干部。
国家恢复高考政策后，尉文渊第一时间抓住了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勤学苦读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他婉拒了母校留校的邀请，选择到国家审计署工作，32岁即被提拔为审计署人教司处长。骨子里受不了刻板机械工作的尉文渊很快对审计署的工作产生怀疑，这时他的老师、原上海财大副院长、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向他伸出橄榄枝，他被调到人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做副处长。
1990年，也就是尉文渊调任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的第二年，又是命运的眷顾，让一个巨大巨甜的苹果砸到了尉文渊的头上(这是在当时看来)。1990年6月，在海外访问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向全世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
年内?只有半年时间。证券交易所是什么?国内这是个空白，不仅尉文渊不知道，整个国内对此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无论如何，这个35岁的年轻人还是在这个夏天揭下英雄帖，主动请缨去创办一个想象中的证交所。
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半年后，这个拼命三郎通过到处找人调研请教还真做成了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的冬天有些阴冷，这年12月19日对尉文渊来说是个大日子，这一天他要敲响上交所开市第一锣。可当天早晨，尉文渊起床后发现一只脚肿得很厉害，根本没有办法穿鞋。情急之下他跟邻居借了一只大号鞋，他穿上一大一小两只鞋被人背到现场，一瘸一拐地到了浦江饭店。
11时眼看要到了，正式交易马上开始。来宾一个个到场，尉文渊迎接来宾的同时，边一瘸一拐随工作人员布置现场，半年殚精竭虑，这是他一直期待的时刻，然而此时，耳边的喧嚣似乎离他有点遥远——太多事情要做，太多细节要考虑，他来不及体味。
时间到了11时，颇感新鲜的来宾还在谈论、参观，有的来宾甚至还未能挤进现场，而此时电子屏上已经开始交易。仓促之间，尉文渊敲响了上交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事后尉文渊回忆说：“敲锣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交易能不能正常进行。”心里根本就没有兴奋，他当时无心多想，虽然他敲响的是上交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也敲开了新中国证券交易的大门。
以后的故事便为人熟知：早期股民津津乐道尉文渊点石成金的神话：据传曾经有几次股市连续下跌，尉文渊走到交易大厅底气十足地说“这个市场不会跌了，要涨了”。神奇的是市场果然开始不跌反涨。
更神奇的传说则是：上交所成立不久，因为信息技术还不发达，很多大户都委托红马甲帮他们操作。而红马甲们交易时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看尉文渊的心情。如果看尉文渊心情好，就买进，如果他面色沉重就抓紧卖出。有个未经证实的传闻是，有一天尉文渊低沉着脸通知大家收盘后开会。红马甲们据此马上纷纷抛出，因此那天大盘跌了不少。开会时他们才知道，尉文渊要说的是：以后中午在交易所吃盒饭的人，要把饭盒和剩下的饭菜扔掉，如果不扔掉，就可能把老鼠引到交易所里，咬断电脑电缆，破坏上交所的正常交易秩序。
应该说，尉文渊在上交所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进行了多项改革，如市场扩容。上交所开办的第三年，其上市公司数量从原来的“老八股”扩大到50多家，交易席位也从50个扩大到6000个。对后世影响更为重大的改革是推出国债期货。这一新的投资工具沟通了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大大活跃了金融市场，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5年后，国债期货的一宗交易——“3.27国债期货事件”终结了尉文渊的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生涯，这个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为“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把尉文渊从神坛上拉下。
实业悲歌
从上交所离去之后，尉文渊逐渐淡出人们视线。后来他做过很多行业，包括贸易、广告、甚至还开办过证券网站。不管他做哪样，都做得有声有色，收入可观。那段时间，他也在关注投资，这个被命运所误的人很快就要发一笔大财。
8年前，中国的风电产业产量尚不及现在1/10，连嗅觉最为灵敏的资本市场也少有人关注风电。就是在这一年，尉文渊和他的好友阚治东结识了美国风能专家鲍亦和，鲍的启蒙演说成功让这两位资本大佬把目光锁定风电领域。
其实，他最开始关注的并非风电设备，而是风场。尉文渊的深圳市东方现代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曾经考察风电场长达半年之久，他甚至在江苏东台签下一个滩涂用于建测风台。而这时，国家突然出台一个政策：20万千瓦以上的项目被国家设为特许招投标项目，这意味着能进入20万门槛的只有中国电力等大国企。他们的前期投入面临打水漂的结果。
这时候，投资风电设备成了应急之需。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个专家给他们介绍了大连重工，尉阚二人第二天即飞赴大连。等米下锅的韩俊良和尉文渊一拍即合。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华锐风电。
如果说“3.27国债期货事件”难以预料，是时运不济的话，那么尉文渊入职华锐则充满悲壮意味，正如他办公室所挂条幅：“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这是一个让他爱恨交织的企业。2011年元旦过后的第13天，尉文渊把华锐风电送入了自己一手带大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华锐的发行价为90元/股，尉文渊也一战再度成名。然而很快，这个戴着新能源光环的风电领域的高富帅在两年间陷入亏损，更可怕的是这种亏损在以一种不可抑制的速度向更大范围蔓延。华锐需要有人力挽狂澜!
经华锐董事会商定， 2012年4月，华锐风电董事会决定组成一个调研组，由尉文渊领衔对公司进行全面调研和摸底，寻找病灶。“2011年上半年，我们看到华锐有很多缺陷，其中一些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所以只是一般性地关注。到了2011年的下半年，华锐从上市走到高峰后开始走下坡路，这个时候大家开始关注华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尉文渊说。
其实，敏锐如尉文渊，他怎么会看不见风电行业的积累风险?2011年6月份，在华锐高举“五个一”的扩张大旗时，尉文渊就对自己在昆山的风电叶片企业实行了限产政策。
调研结束后，尉文渊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华锐的问题是趋势性和系统性的问题，比如当时建了一堆生产基地，产能利用率最多20%、30%，而应收款则高达100亿，“为什么这样?就是高速扩张刹不住车了。
4个月后，尉文渊的投资人和顾问角色被华锐风电“代理总裁”职位取代。他开始了八个半月的三点一线生活，下班后回酒店，点几个素菜、面条，一个人就这么过，到了晚上工作不动了，就看看电视、睡觉，他每个周五晚上回上海的家，周日晚上再回北京。
其实，这一转变让他纠结了很久，彼时，尉文渊年届花甲，多年远离一线，专做财务投资人，虽然也经营着自己的企业，但和体量如此巨大的上市公司相比，还是有很多不同。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那时的华锐并不是一个镀金的地方，这个选择意味着把自己孤身一人扔到火山口上，华锐风电积重难返的激进惯性、矛盾重重的内部斗争、千头万绪的利益纠葛随时会点燃这个火山。“这还蛮复杂的，这里面现在换届也意味着对过去这些管理体系的评价，换届往往代表着公司会有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发展意图，会牵扯到很多人和事，所以换届本身也蛮复杂的，也是反反复复很多次。”辗转数日难眠，思忖良久，尉文渊决定迎接挑战，尽管如此，尉文渊知道难度很大，也是因此，虽然任期3年，他仍然坚持在自己的总裁职位前加上“代理”二字。
同为“上海滩证券三大猛人”之一的阚治东告诉记者：“这是为了充实加强华锐的管理层，也是为了华锐更好的发展，因为尉总是个非常有经验的管理干部，他擅长于经营管理。”对于一个大型企业如何管理、如何拓展市场、如何降低管理成本，阚治东认为尉文渊都很擅长。
锐气依旧
去年9月3号，尉文渊到华锐上班的第一天，尉氏改革开始。
前几年的华锐只做风电电机，现在产能严重过剩，产品毛息率非常低，“守着这样一种狭隘的商务模式，单一的产品，能支撑华锐发展吗?”尉文渊自问自答，显然是不行，所以华锐明确提出进行风电产业的扩张，拉长产业链，向上进行供应链的延伸扩展，向下游开展投资。
明确方向后，尉文渊最先瞄准的是华锐的组织结构改革。华锐内部27个部门被尉文渊大刀阔斧砍到9个，紊乱无序的管理体制也被做了调整。华锐集团原来是个市场管理部门的角色，直接指挥下面一线的生产与经营。尉文渊构想，今后的华锐集团应该是个控股公司的概念。华锐集团成为一个智慧的小脑袋，各个子公司是发达的肢体，集团主要是做战略规划与计划管理、标准制定，包括支持与服务。“这个大的变化，华锐基本完成了，至少从初步来讲，框架上、模式上基本完成了。”
与此同时，他把部门大量权力下放，包括生产、人权、财权、供应管理等，意图让各个子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同时按区域设立大区公司，大区公司往往是生产基地、客服现场、物资管理的一个集散地，以此为分散的核心，代替北京总部。
精于财务管理的尉文渊对各个子公司实行预算包干，他试图改变子公司报预算向总部要钱的模式，而是创造一种给部门拨固定数额的资金，对方自由支配、自负盈亏的全新模式，这是华锐从成本中心转向利润中心的重要一步。
有些刚性成本不花钱是不可能的，尉文渊主张大幅度下降，在采购上下功夫。尉文渊提出下降20%的目标，即便是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个天文数字，颇有压力。但他仍然坚持这可以做到，方式是，不单单跟供应商简单压价，而要靠科技研发的进步，靠供应商的选择。尉文渊还倡导发展一些OEM加工，自己将产业链扩张，做华锐自己投资的项目。
部门精简同时意味着人员减少。去年年底，尉文渊开始大刀阔斧裁员。去年11月15日，华锐350名员工被停工放假，截至12月10日，“放假”人数扩大到469人。到尉文渊离开的时候，华锐员工总数由4000多人减少至1600多人，仅此一项就把人力资源支出减少一多半，但也有员工无法接受，打着条幅到华锐办公大楼去抗议。
尉文渊不以为忤。可他没有觉察到，矛盾逐渐积累到他无法逆转的程度。
爆发点是在5月13日晚上的董事会上，当天的董事会一直开到14号凌晨还未形成统一决议。会上争论的激烈程度，也是华锐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最后，9人董事会7人弃权，尉文渊除自己外仅得一张支持票。他当场手写辞呈，当天的会议以他的辞职画上句号。
8个半月的华锐董事长经历，让尉文渊感慨良多。当老部下一一通过电话和短信和他道别时，“我特别想说，我不会忘记你们。”他有些动情，对于这种感觉，他自己都觉得特别奇怪，做过很多企业，经历过无数次离别，但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也许是年龄大了，重感情了?”他想了想，自己又回答道，“应该主要还是在华锐，和中层以上的干部有过很多思想碰撞。”
5月14日，尉文渊扯掉“仁者无敌，铁面革新”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匾额，离开工作了8个月的办公室，只身飞往上海。身后留下的是“新华锐”的雏形，尉文渊很关心后继者能否按他的目标和继续逐步推进华锐的改革，但这已不属于他能左右的范围。
改革志未踌，旌旗倒地，尉文渊的职业生涯再次以辞职画上句号。
小贴士：“3.27国债期货事件”
“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1995年2月23日，上海万国证券违规交易3.27合约，最后8分钟内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的国债，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当日晚上，上交所确认空方主力恶意违规，宣布最后8分钟所有的“3.27”品种期货交易无效，各会员之间实行协议平仓。导致国债期货因此夭折。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因此身陷囹圄，尉文渊因监管失察引咎辞职。
辞职后，尉文渊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他把华锐风电送进上交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