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审计署最新发布的《2013年第25号公告》指出，通过对2011和2012年度中央财政拨发给天津、河北、上海、广东、四川等18个省、市的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节能环保类三个款级科目资金(简称“三款科目”资金)进行审计后，发现有384个项目单位挤占挪用、虚报冒领“三款科目”资金16.17亿元。
原本是“惠民”的节能补贴，到头却“肥”了企业。实际上，企业骗取补贴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是国家审计署公开审计结果，还是第一次。从这次审计结果来看，“骗补”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仍出乎意料。这样的“骗补”，不仅意味着国家有限财政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将使国家的节能补贴政策偏离预定目标和设想，同时可能对其他经济部门造成连锁的负面效应，进而影响决策层判断。由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骗补”行为的缘由。
“骗补门”之所以屡屡发生，缘于企业过度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甚至不惜违法违规操作。马克思曾说过：资本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被绞死的危险。面对千万级别的节能补贴，企业恐怕难掩“不捡白不捡”的心痒，难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做出弄虚作假、虚报冒领之举来。
“骗补”之所以能大行其道，还在于有漏洞可钻。政府出台“救市政策”心切，仓促之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难免有漏洞。部分补贴政策在制定时的天生缺陷，以及监管惩处制度的缺失，是让企业敢于“钻空子”的外部因素。一方面，部分补贴政策重建设、轻产出，导致企业大量上马“劣质”项目，如曾经备受关注的“金太阳工程”。另一方面，一些补贴政策所采纳的补贴依据由企业说了算，如家电行业中的能源效率标识。骗补的普遍性和拙劣度均让人感到吃惊，而这也恰恰说明制度设计的漏洞。如此庞大长期的骗取行为，显然不是偶然行为，不是一次两次的监管疏忽造成的，必然是长期无效监管甚至是一些部门有意在制度设计上留下一定“运作空间”的结果。试想，如果我们的监管部门能早发现、早处理，那被骗取的就不是如此庞大的天文数字了。
和巨大的补贴诱惑相比，违规“骗补”的成本显然是极低的。以前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也有企业被曝“骗补”，但处罚并不重，再次面临“诱惑”就很难抗拒。目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惩戒力度还是太轻，诈骗个人财物尚要入刑，欺骗全体纳税人何以就能一罚了之。按《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通过虚构销售合同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涉嫌“诈骗罪”，是要负刑事责任，可是不知道这些骗取节能补贴的老总，有几个能受到严惩?
在审计署曝光的348个项目单位中，在整改情况一栏中，大量项目都是“正在整改中”，只有少量项目资金已被收回。从审计报告中不难看出，那些本应为节能环保创造福祉的巨额资金，最佳的结果就是“被追回”，不仅没有罚款，甚至连个利息都没有。如此处理，实在很难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只会助长“不骗白不骗，骗了不白骗，白骗谁不骗”之风。审计风暴不能只停留在“风暴”层面，如果“风暴”之后雨过天晴，违法乃至犯罪者却不受重罚，只是退钱了事，那么国家法制、预算严肃性又何在?
企业的“骗补”行为，涉嫌赤裸裸的刑事犯罪。国家的公安机关，司法部门必须第一时间接手案件，严肃查处“骗补”事件，加大处罚力度，既要追缴违法所得，也要严厉处罚，并对企业法人和相关责任人依法重处，追究刑事责任。对“骗补”者课以重典，对于“骗补”者而言，有着极大的震撼力，其心理暗示作用在于千万别“骗补”，否则鸡飞蛋打，得不偿失，乃至倾家荡产。刑上了“大夫”以后，“骗补”的“大夫”们自然会少许多。只有这样，“骗补重灾区”才可能变成一片惠民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