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苹果前CEO乔布斯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在乎别人想法的人之一，但即便如此，有人却曾成功让乔帮主改变了想法。他是谁呢?
假如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那么你也许可以花一分钟时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家里所使用的电力，其来源是什么?是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或者是生物质发电?你可能会先愣上几秒，然后紧接着不假思索的说：“电都是从电网上直接接出来用的，只要不影响我开灯洗澡做饭看电视，每个月又不会太贵，我才不在乎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好，你的回答很精彩，对于习惯了使用电就跟使用“需要付费的空气”一样的人而言，上述问题似乎压根儿就不值得去探讨和追究。
但是，倘若再进一步问：如果你有的选择呢?就是你完全可以决定自己使用哪种电力，你会怎么选择呢?现存主要的六种发电方式，你更钟情于哪一个?
大多数人可能永远不会碰到这样选择机会，但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板，或者你是某个小镇上供电公司的决策者，那么情况可能就大大不同了。
这不，不久前大名鼎鼎的互联网搜索巨头谷歌公司和全世界市值第一的苹果公司就分别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我们来看：
1.2012年11月19日谷歌正式宣布将会在爱荷华州Des Moines附近投资7500万美元建设一个超过50MW的超大型风电场。这项名为Rippey的风电项目希望能够使爱荷华州超过15000户家庭受益，这个项目的投资建设也标志着搜索巨头谷歌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入超过了10亿美元。目前Rippey的项目主要由RPM Access进行开发，除了给当地的用户带来方便快捷的能源之外，该项目主要是因为谷歌在当地设置了一个数据中心，每年该风电项目提供的可再生能源能够为谷歌提供大量的能源支持。
2.从2011年底开始，苹果公司正继续发挥想象力，准备建造一个大型的太阳能发电场为其位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造价为10亿美元的新数据中心提供电力。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曾表示要把新数据中心建造成一个现代环保建筑。这背后的现实是，该数据中心里面全是自带空调的计算机设备，电力消耗高达普通办公区的50倍之多。
读了上面两条新闻后，我得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能还不知道，像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等公司(这类公司给人们的直观感受往往是其为全世界各地的用户提供各种很潮很酷的互联网产品与服务，是典型的创新型、高科技公司)，实际上与包括化工、重金属加工与制造业在内的行业一样都是耗电大户。
过去几年，随着云计算业务的扩大，诸如苹果这样的公司开始投入重金为其Web服务建设数据中心，由于数据中心往往耗电量巨大，这使得互联网巨头们大都选址在电价低廉的地区，比如位于美国东南沿海的北卡莱罗纳州，该州廉价的电力和土地吸引了众多公司的到来，Fcebook和谷歌、苹果在那里都建有数据中心——该州甚至因此被认为是美国最不重视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地方，其电力主要来源于煤炭燃烧(61%)和核能发电(31%)。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当初是奔着廉价电力来的，为何最后这些企业竟然又自己搞起了相对成本比较高的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呢?
很显然，这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或者有一些具体的因素，最终导致了这些企业做出有违初衷的用电决定。那么会是什么原因呢?在此笔者暂且先卖个关子——当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美国公司的用电问题相对离我们太过遥远，我们暂且将镜头移一下，来看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也跟用电有关的一件事。
“中国必须发展核电!”
“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核电?很多人说核电确实有风险，那为什么中国必须发展核电?能源行业一位很有名的专家给提供了几个数字：综合考虑技术、运输等能力，到2030年中国使用煤达到55亿吨标准煤的情况下，包括能够开发的太阳能、生物质发电、风电、水电基本都达到极限的情况下，中国的电力缺口还存在两亿千瓦甚至更多，这个缺口只有核电能填补，这是中国发展面临的能源问题。作为人类，核电是有可能成为终极解决能源问题的出路之一。核电也是战略性的高科技产业，很多战略需要核电需要核工业，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所以中国不能没有核电，中国必须发展核电。”
这是2012年12月7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总经理顾军在“2012能源峰会暨第四届中国能源企业高层论坛”上的开场白。这个开场白之所以引发巨大关注和反响，在于其背景极为特殊。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反应堆所在建筑物因地震引发爆炸，随后日本政府在13日承认，因大地震中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可能正在发生“事故”，2号机组的高温核燃料正在发生“泄漏事故”——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性恐慌和危机处理应对后，关于“核电是否安全和应该继续发展”的争论，成为全球性热点话题。
众所周知的是，这种“探讨与争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多个国家的核电战略和产业发展，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此前正在积极推动核电发展的中国。在暂缓甚至一度停止了核电审批与规划后，借着这次能源峰会，中国的核电产业向外界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中国需要并且决定继续发展核电。”
然而国家对于某个产业(比如核电)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并非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笔者想要说的是，能够影响或者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或者某个具体的决策机构作出某项决策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在这里我们想特别提到“游说”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说服或者影响某个具体对象决策的过程。我们继续以中国的核电产业为例。实际上，在顾军作出上述开场白之前，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于2012年10月24日审批通过四个关于重启核电项目的文件，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包括核安全和核电的产业安全与规划，以及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核心理念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表明核电在我国能源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地位。
稍微翻阅过去半年的新闻报道你就会发现，中国核电业能够在产业发展搁浅一年半后重新获得“不可或缺的战略地位”，很大程度的一个原因即是与该产业相关企业的大量“游说工作”。实际上，在此之前有关核电的安全性、经济性、战略意义、技术和设备能力、国外发展经验和安全运行经验，等等因素都成为核电业的“游说内容”。而最终，“核电重启”这一结果很显然并不是某一个核电相关企业的胜利，而是这个行业整体的胜利。
聪明人可能会发现，说起电力行业的“游说”，恐怕核电还只能算是晚辈，电力领域真正的游说先锋绝对属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事实是，仅仅还在二十年前的时候，基本上从来不会有人质疑以燃烧煤炭作为能量来源的火力发电在中国电力产业中的战略性意义和地位。那个时候，不论家庭个人，还是工厂企业，从来不会有人觉得使用火电有何不妥，考虑到中国能源的实际使用状况，大量的火电厂当时绝对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问题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呢?2012年10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风能大会将“逐步取代石化能源”作为其论坛主题之一，而与之同时，大量的煤电类企业则不得不积极宣传其正在大力推动的“安全采掘与生产，绿色生产与清洁技术、设备”等产业改变。
毫无疑问，过去十年中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业的崛起，伴随的正是普通大众和电力领域整体上对于可再生清洁能源的极大追捧，追捧的根源之一即是，这种电力能源是可再生的，是清洁无污染的，是绿色的，因此就是好的，也自然是应该被鼓励和发展的——这种观念当然不是凭空产生在我们脑子里的，事实上，他们得益于相关利益方的积极“游说”。
游说可以说无处不在，对于人类而言，过去十年最为巨大和成功的一个被游说，恐怕就是“绿色”的概念。二十年前，倘若提起绿色，除了使人联想到“绿帽子”之外，基本上这就属于一个冷门颜色。然而如今呢?众所周知，绿色就像一股风，它在不经意间就刮了起来，然后用了不多的时间，突然间我们就发现，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消费观念到生产方式，从工业设备到建筑设计，从我们喝的水用的电看的电视开的汽车种的蔬菜等等，我们这个社会竟然已经被“绿色”观念重塑了——这里很显然有这样一个既定的模型：首先是基于某一个原因的游说(比如基于环保的绿色生产、生活观念)形成概念和舆论，进而以影响力的方式施加于决策者和决策机构(政府支持并补贴可再生能源产业或者普通个人认为环保极其重要)，最终这些决策被实施并开始改变我们的社会和生态。
那么，上述的这种“游说”，其在产业层面和商业领域，影响力与作用力如何呢?
依笔者拙见，小到一个企业，中到一个产业，大到一个国家，倘若运用得当，“游说”可谓威力无比、效果非凡。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三个成功的游说案例
法国电气巨头的“华丽转身”
在2011年以前，稍微熟悉的人可能都知道作为世界500强的法国电气巨头施耐德，其产品和业务实际上和中国的正泰、德力西等差不多，通俗的讲，“都是卖开关电器的”。
按照一般逻辑，施耐德要跟中国这些地头蛇斗，自然应该是多多宣传其产品的品质和性能，然而施耐德却并没有简单说这些，在将自身定位成“能效管理专家”的同时，施耐德开始向自己的客户积极鼓吹“企业能效管理”这一概念。传统上，工厂采购电气设备主要是希望通过设备实现稳定、低成本的电力能源，而一旦引入“能效管理”这一概念，借着绿色这股东风，企业往往很容易开始从观念上接受电气设备作为实现自身电力能源效率管控的手段之一，而一旦这个观念被认可甚至企业觉得十分重要，那么施耐德的订单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所谓卖概念，实际上就是借助传播一定的观念改变和说服客户。
不久前，“能效管理专家”施耐德推出了一款名为“结构软件”的系统，该系统可以帮助公司总部清晰地看到全国各地分公司的电力能源使用情况，并给出改善建议。想想看，这个软件多么吸引人，利用这个软件企业总部不但可以帮助各地分公司提高能效降低成本，而且以后年终考核无疑也多了一个衡量标准——然而正是在这种高兴和认可中，施耐德不但卖出了该软件，还对应该软件卖出了自己配套的硬件，一举两得，着实高招!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企业处境都跟施耐德一样，主要客户为国家电网的特变电工就是一个例外。这家号称成立十多年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的企业，其对于自己选择不接受采访的原因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我们不是不进行信息的沟通啊，我们每个礼拜都给国家电网写报告，都跟我们的大客户进行积极沟通”——不同于施耐德给客户卖概念，特变电工给国家电网的报告，就是其“说服书”。
欧洲光伏企业“逃离生死劫”
中国光伏业如今的惨淡境况众所周知，而导致这种惨状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曾经作为其核心市场的欧洲，无情的展开了大面积深层次的“双反”。明眼人都很清楚，欧洲决策部门之所以对中国采取双反政策，从其自身来看，显然很大原因是被当地的光伏企业所“游说”。在此之前，面对中国企业的强势竞争力，欧洲企业再怎么从自身经营角度去挖掘和努力，都已经力不从心。这种时候，问题的焦点已经不在于单个欧洲企业自身的竞争力，而是其整体的生死存亡问题，于是最终，这些企业迅速团结起来，在“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国家电力安全和产业安全”等名义下，成功的游说了欧洲决策部门，从而借着“双反”为自己赢得了一丝喘息和调整机会。
实际上，类似的产业联盟在中国的风电业亦默默达成。在2012年中国风能大会上，从上往下包括电场运营商、整机制造商和部件供应商几乎都深感“寒冬之冷”，也因为彼此间的“三角债”问题而不少吵闹，然后奇怪的是这三方却有一个极为一致的看法，那就是风电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风电产业作为电力能源的种类之一，未来在电力体系中的位置会愈发重要也理应更加重要。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很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大家彼此间可能会是竞争对手，比如这个整机商和那个整机商，这个部件商和那个部件商，但在整体上，所有风电相关企业更为根本的竞争对手实际上是其他的电力能源，比如火电，比如光伏，比如核电——风电相关企业需要积极去游说的，是其整体作为一个产业在与其他电力在竞争中的战略地位问题，而不仅仅只是自身一个企业的问题。
美国从贸易保护主义到自由贸易主义的转变
你可能并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今日在全世界到处积极鼓吹“自由贸易主义”的美国，曾经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者、奉行者。
1783年底，在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后，美国终于摆脱英国而拥有了政治、军事、外交主权。然而在经济领域，其依旧严重受到英国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刚刚独立的美国政权。于是，基本上从这个时候开始，以保护国内经济发展的名义，美国开始了长达近150年的贸易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坚决抵制和想各种办法控制从英国等其他经济体流入的商品。翻翻美国不长的历史，在其建国初期到两次世界大战间逐步成为世界经济老大，贸易保护主义可谓其最基本的经济政策。
然而，以二战为分水岭，此后的美国随着其在世界经济中霸主地位的逐步确立，不但自己开始一改往日保守作风，积极与众多国家展开贸易，而且竟然开始主动向全世界鼓吹起贸易自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之后的美国，不但“游说”国内企业走出去，把产品卖到全世界，更是不断向全世界输送其贸易自由主义观念。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全世界的市场从最初的隔离状态日益联系紧密，并最终形成了今日的世界贸易大格局。
美国为何从积极提倡贸易保护主义转而积极鼓吹自由贸易呢?答案当然是利益。在其成为世界最具生产力的国家后，自然需要世界各地的广阔市场来自由贸易，而从历史发展来看，美国对于自由贸易的“游说”可谓相当成功。
时至今日，美国即便整体上奉行贸易自由主义，但依旧不时举起贸易保护大棒，究其原因，在于“游说”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其背后根本的诉求是利益。
当然，也许看了上面这三个例子，你还是觉得游说离你的生活很远，或者离你的企业和所处行业很远。那么，来看看华为和中兴，以及三一重工在美国的遭遇吧——你可能会突然发现，游说在商业层面是那么的真实、正常并且耐人回味。
在美国，华为于2008年被迫放弃收购3Com、2011年被迫撤销购买3Leaf，而最近吵得最热的美国众议院报告则使得华为10年来在美国市场上第三次受挫。
与这种在关键业务交易中的屡战屡败相伴的是，华为从2005年以来在美国节节上升的游说费用：2005年，该数字为24万美元(当时只是雇佣了华盛顿一家名为Fleischman &Walsh的律所)，从2009年起，华为的游说费用稳定在40万美元左右，但每年尝试不同的游说机构为自己服务，其中包括2009年的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Relations Group，2010年的APCO Worldwide和2011年新增的Strategic Public Affairs Inc.和Walter Group。
进入2012年以来，华为雇佣的游说机构明显多样化。除2011年的三家之外，还动用了Canyon Snow Consulting LLC、Doyce Boesch和Strategic Federal Affairs。
在华为总共雇佣的18名职业游说者中，APCO国际政策总监Barry Schumacher曾是佛罗里达州州长Bob Graham贸易政策专家，另外还有前华盛顿州国会议员Don Bonker和前参议员研究助理Brian McLaughlin等和政界紧密接触人士。
在华盛顿每天有成千上万家游说机构在政界与商界之间游走，包括律所、公关公司、前白宫官员开设的咨询公司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上华为的道路，通过雇佣重量级人士试图接触美国政界核心。
因奥巴马总统拒绝风电场投资而闻名的三一重工关联企业Ralls Corporation，则雇佣了原布什政府首席律师Paul Clement作为其状告白宫的代理律师，其强大的律师咨询团队成员还包括前助理总检察长Viet Dinh也是团队成员之一。相比较华为较为“温和”的游说，一贯在中国国内作风硬朗的三一重工选择了另外一种“游说”手段。当然，效果如何尚有待检验。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为了更好的融入美国市场而进行的这些游说投入花费，相比于其他竞争对手而言，并不算多。
在通信业务领域，2012年华为的游说费用排名第五，而前四家都是美国本土企业，且花费均比华为高出1~2个数量级，其中AT&T的花费更是高达1054万美元。而在计算机和因特网领域，华为的老牌对手思科的游说花费也在121万美元。
太阳能领域的情况也类似。上诉美国商务部受理太阳能企业“双反”案件的Solar World公司今年的游说花费直线上升至33.2万美元，而同期尚德太阳能的花费不过7万美元。
最后，回到文章最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某些因素使得谷歌和苹果做出了事与愿违的用电选择，它是什么呢?我们很快会发现，原来素以“偏执”著称的乔布斯竟然也被成功“游说”过。2011年4月份，美国的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了一篇名为《你的数据到底有多“脏”?》的报告，报告中评价苹果公司在移动互联网名企的队伍中，比如Facebook、谷歌、微软和亚马逊中，是利用洁净能源最少，煤炭消耗最高的企业。该报告将苹果、Facebook和谷歌在北卡罗来纳州冠以“脏数据三角”的丑名。
结果呢?这种“胁迫式”的游说竟然效果非凡，谷歌和苹果在文中开头的选择，就是最好解释。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依然还处于将核心竞争点聚焦在自身经营能力层面的中国企业而言，“游说”可能还相当陌生，借助游说形成新的营销策略和竞争手段，抑或借助社会发展趋势与潮流而提高自身所处产业的整体战略地位，甚至最终通过引导和改变大的商业生态环境而获得潜在机会——虽都着实不易，然而并非不可能，一切的关键恐怕还在于能否“伺机而动、因势利导、扭转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