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8个月之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总经理孙勤面对媒体，深入剖析中国核工业发展问题。这位在核工业系统中沉淀了30年的核工业人，与记者的长谈中，波澜不惊。
福岛核电站的灾难性事故所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核产业大震荡。除了大规模争论核电的安全性之外，更为实质性的举动也在全球扩散。
2011年5月3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将在2015和2022年之间关闭为该国提供约28%电力的18所核电厂，转投再生能源领域。德国工业制造巨头西门子公司也响应政府的表态，计划退出核工业领域。
紧接着，“翻过这一页”的国家是瑞士和意大利，核电占比总发电量超过50%的比利时也随后宣布，阶段性废除核电站。不过，核电大国法国以及荷兰则表示继续推进核电发展。在是否“弃核”的问题上，欧洲国家分化两派。
在国内，对于国务院紧急出台的“国四条”中规定的“在核电安全规划出台之前暂停审批新项目”，各方的解读是中国核电建设骤然放缓。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核电建设的起步时期，就曾经历过类似的状况。1986年，前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引发了全球性的反核浪潮。但是，经过科学论证，中央做出了我国核电发展方针不变的正确决策，我国的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得以继续进行。
新千年之后，中国核电建设迎来了政策上的转机——从“适度发展”变为“积极推进”。2007年11月间，国务院批准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
此后，该目标在如火如荼的投建浪潮下，不断放大。而“十年核电投资超万亿”，成为现实的产业大蛋糕。
仿佛是上天有意的安排，正当中国核电建设要发力“井喷”之时，国外的核事故再次成为“掣肘”。不过，对于一个能源消费的超级大国来说，核电仍然有着更为确切的发展理由。
“中国发展核电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然。”在调任中核集团总经理之前，孙勤是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对于国内整个能源结构状况熟稔于心。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1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10.4亿千万。而火电占比虽然在“十一五”期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但目前仍在60%左右，远高于26%的世界平均水平。
当前，中国煤炭消费量占据了全球煤炭消费量的一半。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年煤炭消费总量为32亿吨，其中电力行业耗煤为17亿吨，占比超50%。预计2011年，煤炭产量将超过35亿吨，按此增长速度，2015年40亿吨上限目标的“盖子”，显然是盖不住的。
现在以煤为主的火电问题，产生连锁反应。二氧化碳的排放，环保的压力；资源在西，市场在东，运输的压力；更不消说，火电企业集体亏损，五大电力集团资产负债率一同撞上85%的红线，都在寻求能源结构的大幅调整，甚至涉足核电。
中央一号文件将水电定格在2011年电力行业投资的焦点，“十二五”期间4万亿的投资计划，也足以说明国家推进水电的决心和力度。但受制于客观条件，国内可供开发的水电资源仅为4亿千瓦左右，目前已经开发2.3亿千瓦左右，增长空间有限。
而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能源开发始终不能突破技术瓶颈，使用成本过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具备成为主力能源的条件，这也是行业内的共识。
“中国能源发展就靠两条：一是清洁煤，二是核能。清洁煤发展还不成熟，所以就能解决问题的来说，只有核能。从资源禀性，从能源利用率上来说，核能发展前景最大。”
孙勤向记者罗列出一组数字：就全年发电能力来说，核电是7000多小时，火电是5000小时，水电是3000-4000小时，风能和太阳能大约2000小时。
除了全年发电时间上的高效外，随着技术的提升，核电在储能、上网、环保等方面也展露优势，而在核电大省浙江、广东等地，核电电价已经低于火电电价，经济性更为突出。
似乎这一切，都已经为中国核电的必然发展，铺垫出新局，只等大规模投资建设的不断展开了。
但有了政策的定调和市场的需求，是否意味着核电就此踏上坦途？显然，作为中国核工业发展最为核心力量的中核集团的领导者，孙勤并不那么乐观，毕竟横亘在前路上的任何阻碍都不可小看。
比如，如何在安全性与经济性中找到平衡点，并引导整个产业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如何在肩负国家战略安全使命与创造企业利润的责任间，找到共同的价值点？
再如，作为中国唯一拥有完整核工业体系的集团企业，中核集团能否创造出具有国际标准和品牌的自主技术？未来以核能强国走出去的同时，要怎样解决铀资源的束缚？
甚至放在更大范围内考量，未来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是否给中国核工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工业制造方面技术的提升速度不及核工业发展速度所造成的短板效应等。
作为国资委的1号央企，中核集团是否有足够的内力与智慧去平衡国家战略、产业调整、企业发展中的种种矛盾与关系？
绷紧的核链条
倘若没有遭遇福岛“黑天鹅事件”，中国核电建设将会以怎样的速度跃进，难以说清，但无法绕开的核安全问题，始终摆在中国核工业发展的道路正中。
“现在，核能遇到了问题，不可怕。因为，停下来检查整顿，总比出了问题再检查要好，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另一方面，这些年国内核电发展速度很快，也提醒了我们对核能、核安全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孙勤认为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好事。
回到日本福岛核电事故本身，核电专家向记者表示，“事故有时发生的很偶然，也很必然。”
事发时间点是一个关键因素。福岛第一核电厂1967年动工，1971年代投产，至今服役40年，已经到达了设计寿命。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也恰在地震前向日本核安全管理当局提出延寿20年，并获批准。
偶发的地震并没有给获延寿审批的福岛留出多少“改错”的时间。况且，40年前设计的核电机组，安全标准较低，许多老旧设备又不可更新，但从经济角度考虑，却很难让这些老旧机组退役。
“现在的奥拓在某些配备方面比40年前的奔驰强。就安全技术而言，现在的低档车也都有气囊、ABS等等技术配备了，40年前，再好的车也没有这些东西，设计理念没到这儿。”在国内核电专家看来，中国最早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要比福岛核电站安全。
秦山核电站，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1991年12月投产，比福岛晚了20年。20年时间，核电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山和福岛的技术基础完全不同。但秦山核电站安全服役20年，核电安全技术又提升了很多。
“核能经济最大化，必须要建立在核安全的前提上”，这是孙勤认为福岛事故对中国核电发展带来的最大警示。
相比技术的提升，要补足的是对核安全认识的深化。
“比如秦山核电站，当初设计的时候只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设计基准事故，比如能够抵御多少级台风，多少级地震和海啸，但对于超设计基准事故就不像现在要考虑的那么多了。还有就是对超设计基准事故的叠加考虑的更少。”孙勤说。
福岛事故正是在超设计基准事故的叠加下造成严重后果的。
2006和2008年，东京电力公司虽然两次提高了地震的最大响应地面加速度设计，但却没有在延寿申请和审批中提高海堤的设防高度，致使震后14米高的海啸轻松越过不到6米的海堤，造成全厂断电。
别人的惨痛教训也是自己的镜子。在国家组织检查的核电防固以及中核集团自我检查中，的确发现了“十几个必须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核电发展速度较快，单从规模上已是全球最大的核电在建国家。颇有“赶超意味”的速度也将整个核工业链条“绷得很紧”，持续紧绷之下，风险概率随之增加。
仅仅建造的过程就涉及装备制造、建筑质量、安装质量、调试质量等等环节。核电是一个资金密集、人才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领域，如果只一味追求建设速度，势必会在诸多方面出现能力的“摊薄”。
“从人力资源、技术、装备等等方面积累的越来越少，摊薄的越来越多，就变成了隐患。都说厚积薄发，所以，控制速度，限制产量，提高能力，增加积累都是有好处的。”资深核电人士认为，现在有必要思考的是，对于核电领域巨大资金投向的调整，“过多的资金投入在项目上，那么技术开发就一定会受到影响。”
对于核电的发展，政府政策并无转向之虞，只是更加强调安全性的基础。在2011年9月27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次重申了五中全会的方针，“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