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生常谈的历史概论或一般想当然的理解，战后日本之所以发展核电，是因为石油、煤炭、天然气资源稀缺，即为了保障日本能源的自主独立性。然而,这种说法的牵强之处在于，日本也缺乏品位和规模有利用价值的核原料矿藏， 而且地震、海啸多发，连基本的安全性、经济性都难以保障。
虽然日本曾经煞有介事地在国内找矿，但即使在引进核电技术之初，1957年12月的 《研制发电用核反应堆长期计划》中已经阐明：“从现实状况来看，核燃料资源不得不主要依存 于国外。”更滑稽的是，受到保密和避免军事转 用的限制,基于1955年签署的《日美原子能研究 协定》，日本接受美国提供的浓缩铀，造成了在核燃料、乏燃料处理和最终废弃物处置等方面“二重、三重的对外依赖”，业内专家很感忧虑。因此，日本发展核电的逻辑根本不在于貌似合理的 “非核资源贫乏说”，而是另有内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原子能预算”最初推手中曾根康弘的回忆录出版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日本“核能之父”正力松太郎的秘密文件曝光，真相终于开始呈现了。
日本政治精英阶层对核能的渴望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被美国原子弹轰炸而投降的经历。
战争期间，日本了解欧洲的核分裂研究进展，军方从1940年曾委托专业学者进行调査、研究。虽然幻想“一个火柴盒的份量足以毁灭一个城市”的超级炸弹，但原子弹研制需要强大的科 技、工业能力，学者多认为来不及投人实战，因此 无果而终。岂料，美国在对日作战后期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瞬间整城摧毁的威力及其造成 的人间地狱般死伤惨状令日本最髙决策层的战 争意志崩溃：裕仁天皇认识到不能继续“这场无 望取胜的战争”;首相铃木贯太郎获悉被原子弹 轰炸后更“毛骨悚然”，认为“除结束战争之外已无路可走”。
然而，惨败投降之后的日本统治阶层并不掩饰国家精神的健在。
1945年8月15日天皇广播“终战诏书”的当晚，铃木贯太郎首相发表讲话， ―面“感谢和哀悼”为“帝国自卫与东亚安定”而战死、受难的同胞，一面号召“开始新日本建设”，特别强调要“致力于这次战争最大缺陷之科学技术的振兴”。8月17日东久途宫内阁成立，新任 文部大臣前田多门在就职时阐述其“科学立国” 的思想时说：“我们败给了敌人的科学，这一事实 被投到广岛的原子弹所证明。”因此，“振兴科学”是今后的重要课题。如此，通过强调原子弹具有“科学史上空前残虐的效果”，呼吁坚信“我民族之优秀”而生出“新的勇气和努力”，把国民情绪从对领导者战争责任的思考引导到“无核战败论”所暗示的科学主义强国梦上。
这种以无是非价值判断的“科学技术决定论史观”阻断战争责任追究，甚至把战败责任追究偷换为战败原因思考的强国梦，固然可谓统治者为逃避责任而对国民的精神愚弄，但得到了一位青年军官的共鸣。他复员后投身政界竞选议员，推动国会通过原子能预箅案和原子能立法，1959年入阁任科学技术 厅长官兼任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再经运输大臣、防卫厅长官而于1982年成为首相。他就是把 核电发展称作自己政治家生涯“开花结果”的中曾根康弘。
中曾根194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海军 学校教育后到海军任低级军官。美国向广岛投 下原子弹的1945年8月6日，他正在距广岛150 公里的高松市执行运输任务，远处原子弹爆炸后 的巨大蘑菇云印在心里，成了他所谓“核能时代” 使命感的“原点”。然而，投降后的日本被盟军占领，当局禁止研究核能。战争期间曾经领导陆 军方面原子弹研究的物理学者仁科芳雄所在的 “物理化学研究所”受到武装士兵控制下的调 査。1945年11月美军破坏了日本所有的四台回 旋加速器并投弃到海里。中曾根看到新闻报道 后“非常愤怒”，更坚定了“必须以科学技术振兴日本”的决心。1946年，他怀着“作为复员军人报答战死英灵的最高选择就是为了重建日本而 站到政治最前线”的心情决意从政，次年4月当选 国会众议员。随着冷战的加剧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对日政筹由惩罚转向扶植，加快准备缔结对日和约。反映在核政策上，美国从1950年4月开始向日本提供核反应堆生产的放射性同位素，占领军也许可日本从1952年开始重建回旋加速器工程。1951年1月美国议和特使杜勒 斯访问日本，中曾根通过杜勒斯的秘书提交了关于和约的建议书，其中包括日本从事原子科学研 究的内容。而1951年9月签署的对日和约中没有限制日本核能研究的条款，等于宣布了战后禁令的解除。
岂止是解除对日核禁令，这时的美国正处于从军事利用技术垄断向和平利用技术输出的核 政策转换酝酿期。美国开发原子弹耗费巨资并 形成了庞大的科研、工业组织;苏联希望禁止使 用、停止生产、销毁所有的原子弹，这意味着剥夺美国的政治军事优势，葬送其多年的国家能力积 累;美国拒绝接受。但苏联并不示弱，于1949年8 月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美国总统杜 鲁门命令开发氢弹以保持对苏联的核技术优位，美国1952年12月1日成功爆炸氢弹。岂料苏联 追赶的速度也加快，1953年8月12日爆炸了氢 弹。面对核军备竞赛的恐怖前景和美国不可能垄断核技术的现实，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决定向 全世界提出和平利用核能、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 进行管理的政策构想。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 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这一主旨的演说，希望和苏联一起“把核科学从破坏性的目的转向和平的目的”。这是美国为适应核技术必然扩散 的现实而采的新世界战略：主动控制扩散进 程，通过核电等“和平利用”项目的输出来稳定和扩张势力范围，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政治经济 利益。
在酝酿和平利用核能战略同时，美国渗透日 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情报战也活跃起来。哈佛大学出身、曾职属麦克阿瑟司令部反情报机构(CIC)而经常在日本国会和各政党活动的科尔顿 联系中曾根，劝他参加基辛格组织的1953年暑期 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讨班。中曾根当时就感到： 科尔顿对吉田茂首相持批判态度，其用意是“培养新的政治家”，就盯住了自己。此前，中曾根 1950年6月去欧美参加国际会议和访问，在美国 还“碰巧”被安排住到了国务院日本处的一位官 员家里，受到热情接待。这位外交官在1951年1 月作为议和特使杜勒斯的秘书随访，中曾根就是 通过他向杜勒斯递交了关于和约的建议书。对于日本政治家与美国的关系，福岛核事故后中曾 根在《朝日新闻》的专栏里这样反思：自己主张改宪和重新武装，批评轻武装、经济优先的吉田路线是“对美从属”;然而，虽然厌恶“对美从属”，总还希望得到美国的某种承认或赏识。战后日本 就是挣扎于这种“两面性”。无论如何“挣扎”， 中曾根最终把美国情报人员的安排视作机会， 1953年7月到哈佛大学参加了研讨班;而对日本 战后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则是这次修学旅行的哈 佛外部分：参观美国的核设施，在纽约与财界人士接触。此时,美国的锋能产业组织正在推动核 军事技术向民用转移，中曾根感到应该迅速乘势而上。到旧金山，他听取在美国的日本物理学者 嵯峨根辽吉(40年代初曾经建议日本的陆军、海军技术部门组织原子弹研究，其所在的物理化学 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被美国占领军捣毁并扔到海里)的意见：确立国策，制定法律，拿出预箅——否则像样的学者不会靠拢。
取经回国，中曾根秘密展开预箅案的研讨。他深信：既然受左翼学者控制的学术会议总是否决研究和平利用核能的意见，就只能用政治的力 量打破困境。本来，中曾根所在的改进党太小，无力单独在国会推动预算和法律议案;但此时吉田茂首相的自由党议员席位不过半数，其预箅和 法案如果没有改进党的合作就不能成立。因此，中曾根和同党密谋：在1954年3月预算成立之前 突然提出计上核能项目的预算修正案，逼自由党 同意。成功的关键在于保密，如果泄漏就可能遭 到学术界和新闻界的痛打。结果恰如所愿，自由 党不得不接受在临表决之前中曾根等人的突袭，预箅修正案在茫然之间得以通过。
这个最初的核能预算包括研究费补助23500 万日元、铀资源调查费1500万日元等共3亿日 元。社会上流传，中曾根等人说过“学者在那里发呆，拿捆钞票砸他们脸上叫醒”的话，似乎有辱斯文;却也正如所料，日本学术会议一边对没得到通 气表示“遗憾”，一边就做出了合作的姿态。这样，有关核能的调査、研究、行政组织以及谈判接受美 国的浓缩铀、参加美国的核科技人员培训等等，都渐次运作起来。1955年8月，联合国在日内瓦 召开第一次原子能和平利用国际会议，中曾根等 四名议员作为日本代表团的顾问参加。议员团会 后周游欧美数国，白天考察核能研究机构和燃料处理设施，晚上讨论日本的相关立法工作。回国 后，他们组织超党派的议员行动，在一两年内推 动了《原子能基本法》、《原子能委员会设置法》、《科学技术厅设置法》等多项立法，建构起核能开 发的行政体制并签署了《日美原子能研究协 定》。
这样，日本核电发展的国家引擎启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