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自去年发生福岛核事故后，日本逐步采取措施减少核能发电，但它发现，卸下一个政治负担可能导致严峻的经济现实。
日本政府的自然资源与能源厅(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的计算显示，如果永久性关闭日本的50座核反应堆，电力公司承受的损失总额将达4万4000亿日元，合559亿美元，导致其中至少四家公司将破产。
2011年2月，位于日本御前崎市、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旗下的滨冈核电站。
高额的成本成了日本政府的主要困扰，提高核能安全的愿望和大型公用事业公司的经营现实之间的矛盾，让政府左右为难。福岛核事故前，日本约三分之一电力来自核电站，但现在它们大多数至少暂时停运。
“人们轻松谈论关闭日本的核电站，但其经济和财务后果很严重，”东京国际大学(Tokyo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环境经济学教授武石礼司(Reiji Takeishi)说。
目前，政府在考虑至少三种降低国家对核电依赖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到2030年将日本对核电的依赖降至电力总需求的20%至25%。第二个方案是在同样的时间框架内将这个比例降至15%，第三个方案则是完全弃用核电。
虽然最初各方倾向于15%的方案，但公共听证会和民意调查显示，所谓的“零方案”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最近数日，一些执政党议员和内阁大臣眼看着全国选举可能在未来数月内举行，也纷纷表示支持“零方案”。
截至2030年，大多数日本核反应堆已运行接近或超过40年，按照日本的指导原则，本来也该退役了。
实际上，不论实行那种方案，截至2030年，电力公司都能在关闭反应堆前，基本上收回其核电投资成本。而且所有方案都可能意味着逐步重启日本的反应堆。
这些拟议的时间表激怒了不断壮大的日本反核运动的一些人士，他们抱怨称，政府搞错了轻重缓急。他们还指出一些安全隐患，比如在一些核电站地下发现了可能的活跃断层线，据此辩称18年的等待过于漫长。
当代艺术家、反核运动的一名代表小田正宣(Masanori Oda)最近在一个会议上质问日本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您怎么能把经济看得比安全还重要，比人命还重要?”
在日本准备迎接今年晚些时候预期将举行的全国选举之际，这场辩论也成为一个选举议题。核反应堆的去留问题，是涉及面更广、关于核能和其它能源成本与效益的情绪激烈的讨论的一部分。
各方的争论有很大一部分聚焦于弃用核电的整体经济代价。
日本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企业游说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对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发出警告。该团体称，数十万人将失去工作，其它能源将受到种种问题的阻碍。
福岛灾难发生后，日本的燃料进口量已经攀升，导致日本的贸易赤字升至历史新高。
虽然今年夏天到目前为止日本避免了大面积停电，但是缺电还是在拖累企业。该游说团体还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在大幅攀升。同时，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规模依然很小，而且价格昂贵，也不可靠。
该团体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我们无法以经济上可行的价格得到稳定的能源供应，日本经济就无法增长。”
那些支持淘汰核电的人士争辩说，另一场灾难的成本将轻易超过任何燃料支出，而对缺电的担忧被过分渲染了。
他们对于开发可再生能源感到乐观，尤其是在借助大量公共投资的情况下。他们说，该领域的新技术有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创造新工作岗位。“支撑核电经济性的假设再也站不住脚了，”东京青山学院大学(Aoyama Gakuin University)经济学及保险业教授本间照光(Terumitsu Honma)说，“最大的假设就是事故不会发生。”
迅速关闭日本的核电站将给该国电力行业造成最直接的后果，尤其是对那些运行相对较新的核反应堆、还未收回资本投资的公用事业公司而言。
“我真的看不到电力公司将在近期被迫实现零核能的情形，”里昂证券(CLSA)日本股票部门研究日本电力企业的分析师佩恩·鲍尔斯(Penn Bowers)说。
“其中一些企业可能会陷入负资产，”他说，“我不认为那是个选择，因为没有替代供应商。你需要让这些公司维持运营。”
这些公司有强烈的动机推动政府批准他们重启反应堆，即便是带着风险运行。因为另一场灾难造成的损失可能高于这些企业的价值，私营保险公司已经不愿为公用事业公司提供保险，迫使政府背上支付损害赔偿的负担。
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教授J·马克·拉姆齐耶(J. Mark Ramseyer)认为，重启日本反应堆的风险(包括财务风险和安全风险)都将由日本纳税人承担，而任何效益都归公用事业公司及其股东所有。本月，拉姆齐耶在学术杂志《法律理论研究》(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上发表了有关日本核工业的文章。
“他们拿走所有回报，却不会承担全部成本，”他在一封电子邮件里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