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能源低碳转型经历起伏。2021年至2022年初发展势头较好，其间西方国家对能源低碳转型的共识度高，促进了全球能源转型以及气候治理。但之后西方能源政策发生了重要分化，并对中国能源转型的外部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
（来源：能源新媒 作者：王海滨）
一、美国能源转型渐行渐缓
虽然美国民主党在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问题上相对积极，但是受到保护主义、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近两年拜登政府在对外清洁能源合作上的态度总体消极，阻碍了美国能源低碳转型的推进。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突出反映在对华关系上。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产品制造是制造业的一部分，美国积极与中国争夺制造业的优势，这对两国清洁能源合作造成不利影响。总体上美国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制造业在美国国内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下降。目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只有大约10%，制造业就业占总非农就业人数之比不到9%。但是，近些年来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很重视保护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以及产业工人，并通过“美国第一”和“美国制造”战略，竭力复兴美国制造业。同时，对“世界工厂”中国向美国出口便宜工业品，美国两党都有强烈的焦虑感，并想方设法予以抵制。虽然一些工业品（比如注射器和针头、橡胶手套）并不高端，但是美国还是要围绕这些产品与中国开展竞争，甚至不惜竖起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墙。
实际上美国不只是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清洁能源产品以及其他工业产品的贸易问题上，近年来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对欧洲国家等盟友同样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并已引发盟友的强烈不满。
除了贸易保护主义，还有多种因素制约了美国的对外尤其是对华清洁能源合作。
首先，选举政治因素。选举政治对美国对外气候和能源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由于间接选举制度的影响，即使在进步主义占据明显优势的时期，保守派对美国政治的影响都不容忽视，更何况目前保守主义力量在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拜登本人在气候议题上比较积极，并被称为“气候总统”。但是，美国共和党在气候治理问题上总体保守，民主党内也存在以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曼钦为代表的保守派。由于受到保守势力的牵制，并承受总统大选的压力，近两年拜登政府不得不在气候治理和清洁能源发展上对保守派做出一些妥协。
其次，能源安全因素。美国已实现能源固有安全，能源低碳转型的动力不强。美国化石能源资源储量巨大，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储量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五和第九位。美国国内化石能源开发活跃、兴旺，它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以及第四大产煤国。21世纪初页岩革命爆发，使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快速增加，使美国实现了梦寐已久的“能源独立”。目前美国能源自给有余，是世界重要的化石能源净出口国，这削弱了美国开发清洁能源以及开展相关国际合作的压力和动力。
此外，在美国精英层看来，中国是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根本差异，美国与中国战略层次的矛盾难以调和，未来两国的战略冲突大概率会越来越多而且尖锐。美国精英在战略层次对中国的不信任对两国能源与气候合作已造成并将继续造成严重影响。
二、欧洲推进转型动力仍强
2023年10月欧盟正式宣布对产自中国的进口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程序，让人们担心欧盟会像美国一样，在清洁能源领域对外竖起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墙。
近期欧洲的气候雄心确实受到了一些因素的牵制。比如，欧洲议会选举将于2024年6月6日至9日举行。选民将选出700多名议员，组成第10届欧洲议会，任期五年。欧洲议会是欧盟的立法、监督、预算和咨询机构。新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提名需经欧洲议会表决通过。目前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支持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它们总体上抵制气候治理，从而掣肘欧盟的气候政策。另一方面，出于推进绿色新政等考虑，德国、法国、希腊等国政府宣布取消或减少柴油消费补贴，荷兰政府则积极推进减氮计划，这些已激起大量欧洲农民的愤怒，抗议活动一度席卷全欧，迫使欧洲各国政府放弃过于激进、缺乏可行性的能源转型目标，改行更加务实的转型路径。
不过，欧洲绿色新政遭受到的冲击其实相对有限，而其能源低碳转型仍然享有较多有利因素。与美国相比，欧洲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动力总体更强，与中国进行相关合作的积极性更高。
首先，欧洲能源低碳转型受到化石能源供应吃紧的刺激，有较强动力通过发展风光电等本土能源，以增强其能源固有安全。欧洲的化石能源资源贫乏，能源消费严重依赖进口。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能源供应安全遭受巨大冲击。从现实考虑出发，近两年德国等欧洲国家增加了煤炭等化石能源的进口和消费，以求战胜短期能源危机。但是，俄乌冲突及其严重后果使欧洲国家深刻地认识到能源供应严重依赖其他国家的危险，进而让它们有更强动力一方面发展本土能源，另一方面推进欧洲社会的电气化。由于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差异，欧洲国家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电动汽车、光伏板和动力电池等清洁能源产品，会有助于降低其能源低碳转型的成本，并提高其能源安全的保障程度。
其次，欧洲各国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经济早已脱实入虚，社会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在欧洲经济、就业等方面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与之相反，欧洲文化、体育、旅游等服务业蓬勃发展，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保护制造业的压力和动力总体不强，对制造业安全的焦虑感有限，这有利于中欧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
再次，欧洲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虽然近两年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是目前欧洲仍然是世界气候治理的排头兵。
最后，与美国相比，欧洲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更具包容性，对华态度更加友好，这些为中欧能源转型合作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推进清洁能源合作，中国需把握重点
美国和欧洲是世界能源低碳转型的重要参与者。近期中国与美欧的能源低碳合作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是基本格局保持不变。从新冷战思维出发，美国在大国战略上加强了针对中国的竞争；在经济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这些都严重不利于中美能源低碳转型合作。欧洲尽管出于选举政治的考虑，对进口中国低碳产品的限制有所增加，但是其加强与中国在气候应对和能源低碳转型等方面合作的积极态度没有变。针对这些，中国应该准确判断机遇和挑战，坚持正确的转型方略。
首先，对美国，一方面要充分认识限制合作的各种因素，另一方面要尽量合作机会。美国企业的不少清洁能源技术在全球领先，中国相关企业应尽量克服困难，把握一切机会，发展与美国企业的清洁能源合作，以此推进两国以及全球的能源转型和气候治理。
其次，对中国清洁能源企业而言，无论是目前还是未来，欧洲都是重要的机遇之地。对发展与欧洲的气候和能源合作，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与欧方共同克服暂时困难，努力持续扩大合作规模，提升合作质量。
对中国能源低碳转型最重要的是充分挖掘国内市场，这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也是体现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责任、承担气候治理应尽义务的必然要求。不过，为了做到随时保障好国家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中国政府应该推行务实的经济和能源转型，在发展新经济、新能源的同时，继续支持传统经济和传统能源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大，能够同时容纳新质生产力和传统产业、新能源和传统能源的同时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新旧并举、相互竞赛将是中国经济和能源发展的必然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