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几年，国际能源转型面临新形势新变化。一方面，碳密集型经济复苏和国际地缘冲突引发能源格局调整给能源转型带来挑战；另一方面，各国、各地区推出大量政策、法案助力本土清洁能源供应链建设，推动能源转型发展。本文综合梳理国际能源转型策略动向，系统研判国际能源转型市场投资趋势，以期为我国能源转型发展提供启示与参考。
（来源：中能传媒研究院 作者：罗曼）
近几年，全球能源转型面临疫情后碳密集型经济复苏和国际地缘冲突引发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带来的双重考验，各国、各地区加大对能源转型支持力度，例如美国发布《保护供应链以实现清洁能源转型战略》并颁布《通胀削减法案》、欧盟通过《重新赋能欧盟计划》和《绿色协议工业计划》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加速可再生能源部署。
2023年11—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在阿联酋迪拜召开，大会将能源转型确定为四大关键议题之一，会上欧盟联合118个国家共同发起“全球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承诺”倡议、多家国际石油公司签署“油气行业控碳宪章”、22个国家发起“2050三倍核能宣言”，多项举措为能源清洁、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得益于成本的持续下降和各国低碳能源政策的普遍支持，可再生能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能源系统。IEA既定政策情景预测，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将提供80%的电力装机增量，清洁能源转型强劲势头将使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需求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
政策支持之外，能源转型需在广泛价值链上进行大量投资。根据IEA预测，全球能源投资在本世纪30年代需提高至每年4.5万亿美元左右，才能与实现净零目标保持一致。
本文综合梳理美国、欧盟、中东地区近期能源转型发展策略，并根据IEA《世界能源投资2023》和BloombergNEF《能源转型投资趋势2024》统计数据研判国际能源转型市场投资趋势，基于此思考我国能源转型需注意的关键点，供参考。
一 国际能源转型策略动向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正处于加速推进时期，各国、各地区能源转型的策略各有侧重，美国着重强调确保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欧盟从立法、资金支持和调整补贴规则方面多管齐下为能源转型保驾护航，中东国家则在油气产业稳定发展基础上推进能源绿色转型。
（一）美国：确保清洁能源供应链安全
在美国，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理念差异，近年来能源转型政策在摇摆中展现韧性。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积极推动清洁能源开发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并力主美国以行政命令“接受条约约束”的方式加入《巴黎协定》；而特朗普上台伊始，便展现鲜明的“厌绿”立场，特朗普政府带领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主张大力扶持煤炭业、力推石油业发展，摒弃了奥巴马时期推出的《清洁能源计划》，但与此同时，美国多个州和企业低碳转型力度未减；拜登执政后，美国重返《巴黎协定》，此后美国政府进一步提出“35·50”碳中和气候治理目标，即到2035年实现百分之百清洁发电，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为美国能源转型按下“加速键”。
不同于传统能源领域，美国目前在清洁能源领域尚未占领优势地位，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设备和产品等方面对外依赖严重。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物流中断、乌克兰危机对世界能源格局的深刻改变、美国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崛起的忌惮，使美国将当前能源转型的重心聚焦于降低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对外依赖。
2022年2月，美国能源部发布《保护供应链以实现清洁能源转型战略》，这是美国首个保护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全面战略，提出了增加国内原材料供应、扩大国内制造能力、投资并建立多样可靠的国外供应链等7项关键策略，以确保清洁能源制造和创新的全球领先地位。
同年8月，拜登政府签署《通胀削减法案》，允许发放约3690亿美元补贴，支持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电力生产和投资等领域，多维度带动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同年12月，美国能源部公布第一批由《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资助的新能源产业相关项目，该名单主要针对动力电池与充电网络及其原材料相关企业，覆盖了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前驱体、隔膜、电池加工、电池回收6大板块，共有20家美国本土企业参与，合计将获得28亿美元资金支持。2023年4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能源部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美国国家创新路径》，指出拜登政府正在推行涉及“创新、示范和实施”三方面的净零行动计划，以加快推进美国清洁能源关键技术创新，实现2035年电力领域零碳目标和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美国政府以一套政策“组合拳”，将清洁能源供应链安全纳入美国法治轨道，构建了完整稳定的制度框架。
美国《保护供应链以实现清洁能源转型战略》7项关键策略
策略1：增加国内原材料的供应
*审查和更新联邦采矿法等法规，以提供更有效的许可，同时加强部落协商和社区参与进程，提高环境绩效。
*促进改善和执行关于矿物开采、矿物加工和产品制造的全球环境、人权和劳工标准，开发和利用具有可追溯性的解决方案，以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标准的执行程度。
*协调和扩大现有的清洁能源材料的拓展计划、市场分析和技术商业活动，包括二次利用/回收和其他非常规利用。
*支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下一代关键矿物和材料的提取、加工和提炼活动。
*与利益相关方协商，建立一个程序，以保障能源领域的关键材料供应。
*探索建立与能源转型有关的关键材料自愿储存的多边协调机制，包括通过国际能源署开展相关工作。
策略2：扩大国内制造能力
*提高认识，协调和支持清洁能源相关的制造计划过渡。
*就扩大国内制造基地所需的下一代大型工业设施提出相关计划。
*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使国外机构、资本直接投资于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制造业。
*与制造商和地方政府协调，支持建立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包括提供技术援助。
*加强整个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协调性，以支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并改善产业工人工作环境。
策略3：投资并支持形成多样化和可靠的外国供应链，以满足全球气候目标要求
*增加联邦政府对符合条件的美国公司在国外投资或出口的财政支持，以确保供应链的投入，填补相关领域国内空白。
*建立并资助一项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清洁技术制造能力的倡议，以大幅扩大与净零承诺相关的气候和清洁能源关键设备的制造规模。
*促进具有可追溯性的标准的采用和实施，以提高全球供应链的映射能力，完善产品监管流程，支持能源供应链碳足迹的评价和认证。
策略4：释放明确的市场信号以增加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利用联邦购买力，为国内清洁能源产品和国内制造能力提供持续的需求信号。
*制定一份优先考虑的材料清单，用于联邦采购，并作为与美国工业界和外国政府接触的基础清单。
*推进各项活动，以释放关于可持续交通所需燃料和相关供应链的需求信号。
*利用国际市场对清洁技术的需求拉力，确保美国政府清洁技术出口战略的实施。
*审查和分析联邦机构签署的公用事业服务合同和电力采购协议的成本和效益。
策略5：改进与能源有关的终结性废物管理
*利用美国政府的购买力和需求，支持再生产品的供应链建立、市场开发和可持续采购。
策略6：吸引和支持从事清洁能源行业的熟练劳动力
*召集多个机构和劳动力利益相关方，推动能源领域劳动力发展。
*在联邦政府对能源部门工业基地的资助中，加强对标准化劳工的支持。
策略7：提高相关部门决策能力
*创建制造业和能源供应链办公室，建立数据库，提高分析建模能力。
*支持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相关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评估，并开展量化研究。
*支持以《迈向2050年净零排放长期战略》为基础的可操作的深度分析，为联邦政府经济类决策提供参考。
*鼓励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为清洁能源产业制定安全的数字化供应链战略。
*鼓励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为与能源领域相关的虚拟平台、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国家标准和准则。
美国政府积极采取行动，整合国内资源，最大限度确保政策的有效施行。2022年2月，以确保清洁能源供应链安全为价值导向，美国政府宣布对能源部组织架构进行优化调整，新增制造与能源供应链办公室、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进一步定义科学与创新办公室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责任。新的组织架构为美国清洁能源供应链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持，逐步构建起主体明晰、责任明确的清洁能源供应链行动机制。2023年11月，美国政府宣布成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多个政府部门负责人组成，有利于推动各部门就供应链问题进行跨部门协作。
（二）欧盟：多管齐下力争能源转型领先地位
欧盟一直大力推行能源转型，不仅拥有先进的绿色能源技术，而且有成熟的配套政策体系激励欧盟各国发展绿色能源。2019年冯德莱恩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欧盟将气候能源治理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近几年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和美国颁布《通胀削减法案》均对欧盟能源转型进程造成重大影响，其中《通胀削减法案》的影响尤甚。新冠疫情下，欧盟委员会运用激励措施缩小了能源转型先进国和后进国之间的差距；乌克兰危机虽短暂挑战了欧盟的能源安全，但更加坚定了欧盟大力推动绿色转型、摆脱对外化石能源依赖的决心；而《通胀削减法案》则引发美欧之间的补贴竞赛，危及欧盟绿色产业竞争力和气候治理领导力。
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协议》，将绿色转型作为推动经济复苏、提升经济增长韧性和可持续性的主动力，并特别强调了能源绿色转型的关键作用。该协议为欧盟减缓气候变化、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总体思路。
此后，欧盟委员会发布“减碳55”一揽子计划等多个文件，补充完善能源领域的现行立法，如修订《可再生能源指令》，宣布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并提高能源效率，即到2030年将欧盟可再生能源在整体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从32%提高到40%，将最终能源消耗减少36%，一次能源消耗减少39%；又如将203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至少55%、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气候能源目标写入《欧洲气候法》等。上述措施为气候能源目标赋予了强制约束力，为加快能源绿色转型奠定了法律基础。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出台《重新赋能欧盟计划》及多个理事会条例，将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从40%提高到45%，并使可再生能源的总发电能力在2030年达到1236吉瓦。其中，光伏装机总量计划在2025年达到320吉瓦、2030年达到600吉瓦；可再生氢计划在2030年达到年产量1000万吨和年进口量1000万吨；生物甲烷年产量计划在2030年达到350亿立方米；热泵计划在2027年之前新增1000万台。为实现上述目标，欧盟还提出了简化可再生能源项目审批流程、提供公共财政资金保障等措施。不过，为了在短期内弥补能源供应缺口，部分成员国暂缓退煤步伐、重启燃煤发电，对此，欧盟要求成员国尽量减少由此产生的碳排放。
为应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带来的冲击，欧盟从立法、资金支持和调整补贴规则方面多管齐下为能源转型保驾护航。
立法方面，欧盟2023年1月公布《绿色协议工业计划》，旨在推动清洁技术制造能力提升，堪称“绿色新政”最坚实的基石。该计划将依赖四大支柱，分别是可预测和简化的监管环境、加快获得融资的速度、提升技能、开放贸易以确保供应链韧性，通过简化、加速和调整激励措施，保持欧盟作为工业和制造业投资地的竞争力和吸引力。随后，欧盟出台《净零工业法案》，力争到2030年实现40%的“战略性净零技术”自给自足，让欧盟成为“清洁技术中心”。8项“战略性净零技术”分别是太阳能光伏和光热、电解槽和燃料电池、陆上风能和海上可再生能源、可持续生物气体或生物甲烷、电池和储能、碳捕集与封存、热泵与地热能、电网技术。接着，出台《关键原材料法案》，确保欧盟能够安全、可持续地获取关键原材料。具体包括：更新关键原材料清单并确定战略原材料清单，重点关注锂、钴、镍等关键原材料；上调欧盟在矿物提取、精炼、回收和多样化供应方面的目标，计划在欧洲本土提炼战略原材料消耗量的10%（目前为3%）；提高加工能力，到2030年满足其年消费量的40%；在任何加工阶段，不依赖单一第三方国家进口超过65%的某种战略原材料。2024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地平线欧洲战略计划（2025—2027）》，将绿色转型纳为3大关键战略方向之一，致力于提高欧洲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自给自足能力，推动高效、可靠的储能技术发展，同时关注智能电网建设和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此外，欧盟委员会分别于2023年12月、2024年4月通过了《欧洲风能宪章》和《欧洲太阳能宪章》，旨在降低新能源产业供应链风险，提高欧洲本土风电、光伏价值链竞争力。
资金支持方面，欧盟充分挖掘现有资金潜力，从“复苏与韧性基金”“投资欧盟”和“创新基金”中分别调拨2500亿欧元、3720亿欧元和400亿欧元，共计6620亿欧元，以支持绿色产业。同时，酝酿“欧洲主权基金”，欧盟委员会建议直接从欧盟财政列支，补贴绿色产业，并借鉴“下一代欧盟”计划模式，通过共同债务支持相关项目。
补贴规则方面，欧盟通过延长“临时危机框架”和《一般集体豁免条例》的有效期并提高灵活度，来放宽补贴，使成员国能有限度地帮助遇到困难的企业，以防范绿色工业企业外迁。针对“临时危机框架”，2023年3月在延长其有效期后更名为“临时危机过渡框架”，规定“在符合某些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国家补贴可被视作与欧盟法律兼容”；针对《一般集体豁免条例》，2023年3月欧盟规定其有效期直至2026年底，不仅在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基础上提高了成员国的补贴限额，而且准许欧盟欠发达的外围国家引入更大数额的国家补贴，此外还授权成员国发放与第三国补贴相当的国家补贴，以降低企业外迁风险。
（三）中东：新能源与油气开发规划并举
相对于传统油气领域，新能源产业具有去中心化特点，近年来诸多国家进入新能源赛道，削弱了中东国家石油地缘优势。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东各国加速构建新能源产业竞争力，以降低全球能源转型对现有石油地缘优势的冲击。
加强能源转型顶层设计。中东国家普遍采取了自上而下的能源转型发展战略规划与执行体系，其中，沙特与阿联酋转型规划较为成熟并具前瞻性。2016年4月，沙特发布《2030愿景》，提出核心目标是实现经济多元化，鼓励发展油气和矿业、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物流等产业，计划到2030年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上投资3800亿沙特里亚尔（约合1020亿美元），专门设立可再生能源项目发展办公室，并于2017年2月正式启动国家可再生能源计划。2021年，沙特提出“绿色沙特”和“绿色中东”倡议，计划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超过50%的电力供应，并宣布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早在2010年2月，阿联酋内阁就推出《阿联酋愿景2021》，将可持续发展置于阿联酋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核心。在此基础上，阿联酋于2012年推出《国家绿色增长战略》，关注绿色能源、绿色投资、绿色城市、气候变化、绿色生活和绿色科技六大领域。2015年阿联酋开始实施《2015—2030年绿色议程》，明确未来要实现包括清洁能源与气候行动在内的五个战略目标。2017年，阿联酋政府推出《国家能源战略2050》，计划到2050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6000亿迪拉姆（约合1644亿美元），确保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根据该战略，到2050年，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将达到50%，发电碳排放将减少70%，所有用户（个人和企业）的能源消费效率将提高40%。2023年7月，阿联酋政府批准了《国家能源战略2050更新》，拟在未来7年内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比例，并将向该领域投入2000亿迪拉姆（约合548亿美元），以提高能源效率并促进清洁能源的使用。同时政府还批准了阿联酋《国家氢能战略》和“国家电动汽车政策”，这是阿联酋政府为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而采取的最新举措。
此外，巴林在2017年通过了《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和《国家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提出可再生能源在全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到2025年达到5%、2035年达到10%的发展目标。阿曼政府2016年制定了《阿曼愿景2040》，计划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国内能源结构的30%、到2040年为39%，其中大部分将来自太阳能光伏发电。卡塔尔力争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发电总量20%的目标。
主权投资基金全面支持。2023年，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总额达到4万亿美元，超过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总额的三分之一。
中东国家通过国家主权基金深度参与新能源产业体系构建，实现对油气财富的再次分配，以此推动国家经济多元化发展。例如，近年来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通过全资企业马斯达尔，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投资了超过40亿美元；2021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穆巴达拉及阿布扎比发展控股公司宣布成立阿联酋国家氢能联盟，旨在利用各自的行业优势，建立实质性的氢能经济，将阿联酋打造成可信赖的氢气出口国；2022年，卡塔尔投资局向德国莱茵集团投资24亿欧元，以支持其收购美国可再生能源资产；2023年，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公用事业子公司水电控股公司与公用事业项目开发商Acwa Power签署了价值32.5亿美元的太阳能光伏项目的电力购买协议。
在中东国家加速推进能源转型的同时，仍应看到，当前中东地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仍然仰赖其油气产业提供的资金优势，中东各国均希望在确保油气收入稳定的基础上有序推进能源绿色转型。
二 国际能源转型市场投资趋势
2023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77万亿美元，其中电气化交通领域投资成为最大驱动因素，中国仍然是能源转型投资的最大贡献者，清洁能源供应链保持激增态势，尽管宏观经济因素降低了能源领域风险投资的热情，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初创企业仍然是资本追逐的热点。
（一）2023年能源转型投资创历史新高
根据研究机构BloombergNEF的统计数据，2023年全球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投资激增17%，达到1.77万亿美元，这一金额创下年度能源转型投资新纪录，显示了在地缘政治剧烈动荡、高利率和高成本背景下清洁能源转型的强大韧性。
2023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和支出额度比化石燃料供应领域高出6710亿美元，比2022年5080亿美元的差距上升32%。自2020年来，这一差距在持续扩大。2023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增加2580亿美元，远远超过全球化石燃料供应支出增长的950亿美元，而化石燃料供应支出一半以上均是由中东和亚太地区的石油项目推动。
数据来源：IEA
图1 全球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投资对比
2023年，电气化交通领域投资超过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能源转型投资和支出的最大驱动因素，达到6340亿美元，比2022年增长36%。在所有行业中，电气化交通投资的绝对增幅最大，反映了全球电动汽车正在迅猛发展。其次是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燃料和地热能等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2023年同比增长8%，达到6230亿美元。作为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之一，2023年电网领域投资额度排名第三，达到3100亿美元，未来仍有待大幅增长。新兴领域的投资也出现强劲增长，氢能领域投资同比增长了2倍，达到104亿美元；碳捕集与封存投资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11亿美元；储能领域投资增长了76%，达到360亿美元。
（二）中国持续引领全球清洁能源投资
中国仍然是能源转型投资的最大贡献者，2023年投资额达6760亿美元，占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总额的38%。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效果逐渐显现，2023年能源转型投资强劲增长，达到3030亿美元，相比前几年缩小了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欧盟27个成员国的能源转型投资总额超过了美国，达到3400亿美元，在各经济体中德国保持了全球第三位，其能源转型投资集中在电气化交通领域。英国的能源转型投资为740亿美元。巴西、日本和印度的能源转型投资都跻身全球前十位，每个国家的投资都超过了300亿美元。
自2021年以来，清洁能源投资增长的90%以上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亮点，例如，印度的太阳能投资依然活跃，巴西的太阳能部署呈稳步上升趋势，中东部分国家的投资活动正在加速，尤其是沙特、阿联酋和阿曼。然而，高企的利率、不确定的政策框架和市场设计、紧张的国库资金以及高昂的资本成本，正在阻碍许多国家关于能源转型的投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电网基础设施也是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一个主要限制因素。
（三）清洁能源供应链投资保持高速增长
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投资在2023年创下1350亿美元（2020年仅为460亿美元）的新高，其中包含了清洁能源技术工厂的制造设备投资、电池金属矿产和冶炼厂投资。BloombergNEF预计，清洁能源供应链投资在未来两年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基于目前各国宣布的投资计划，到2025年该领域投资将达到2590亿美元。
注：电池金属矿产投资资金周转周期长，投资计划会提前较长时间公布，而太阳能组件工厂投资计划一般在开工前几个月公布，因此2026至2027年太阳能组件工厂投资计划无法准确预判。
数据来源：BloombergNEF
图2 清洁能源技术工厂和电池金属投资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太阳能组件供应过剩，预计到2030年将不需要再新建组件工厂，同时，太阳能组件价格在未来几年将继续承压。而各国对锂、钴、镍、铜、锰等关键金属矿产愈发重视，尽管2023年部分关键矿产价格持续走低，但各国继续投资于关键矿产以支持能源转型的决心不减，2023年电池金属投资占清洁能源供应链投资总额的11%，预计到2026年这一占比将上升至18%。
（四）风险投资展现对能源转型的信心
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交通发展带动下，为能源初创企业提供的早期股权融资正在蓬勃兴起。据IEA统计数据，2022年是迄今为止能源初创企业股权融资额度最高的年份，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领域融资都呈正增长态势，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二氧化碳捕获、能源效率、核能领域初创企业，2022年资金水平相比2021年几乎翻了一番，远超前10年平均水平。2020—2022年间，全球能源转型相关的风险投资主要流向美国初创企业，而欧洲氢能领域风险投资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则在电动汽车、储能和电池领域表现活跃。
2023年宏观经济状况降低了资本对初创企业的热情，削弱了可用资本的数量，清洁能源领域风险投资大幅下降，但资金额度仍高于其他领域，其中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分别以165亿美元、92亿美元占据全球各行业风险投资榜单的第二和第三名，仅次于生成式人工智能。
三 启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我国能源转型发展应以保障能源安全为前提，持续拓展新能源产业优势，深化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
（一）在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前提下稳妥有序推进能源转型
能源转型不仅是能源产业供需两端的本质性变革，还会引发本国社会、经济乃至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如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是能源事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目前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采买度仍比较高，2023年分别超过70%和40%，新能源技术成熟度和应用普及度虽取得较大进步，但其供应仍存在不稳定风险。
2022年欧盟经历的能源危机警示着我们，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应设置合理的转型目标，尤其注意防范传统化石能源断供带来的风险，要确保有足够的能源储备，在保障能源多元供应前提下持续推进绿色转型，防止对单一能源的过度依赖。需立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在新能源快速增长、各类新型储能等灵活调节能力还无法有效支撑阶段，增强煤炭供给弹性，发挥好煤炭煤电安全托底保障作用。深入推进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加大深海、深层和页岩油、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加快储备能力建设，切实提高油气自主保障能力。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因地制宜开发水电，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为底线，有计划分步骤实现清洁低碳能源对高碳化石能源的逐步替代，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平稳过渡。
（二）完善适应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长期的、立体协同的动态过程，需要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发挥我国特有的制度优势，不断完善适应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一方面，体制机制顺畅是促进能源转型的关键因素。需加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修订，鼓励各地方因地制宜出台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的行政规章或实施细则。健全能源供给保障机制，加强新能源发电监测预测与预警，提高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保障极端天气和异常气候下的能源供给安全。完善能耗控制制度和非化石能源目标制度的落实机制，强化能耗强度降低约束性指标管理，合理确定各省级区域能耗强度降低目标，研究建立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目标分解落实机制，按照各省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状况，将全国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目标分解至各省级区域落实。加快推进绿色电力交易，鼓励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主体签订长期购售电协议，推动微电网、分布式电源、储能和负荷聚合商等新兴主体独立参与电力交易的机制，同时推动绿证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电力市场之间更好衔接，通过市场化方式促进绿色能源消费。
另一方面，丰富健全的政策工具是能源转型的有力保障。发挥财政、税收工具对能源转型的引领作用，对相关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实施税收优惠和政策奖补，激发企业科研活力，同时建立政府前期支持和孵化的财政出资模式，助力科研成果转化。发挥价格工具对能源转型的要素分配作用，依托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进碳减排和能源转型，倒逼传统能源行业实现清洁高效利用。发挥金融工具对能源转型的融资支撑作用，建立完善绿色金融体系，鼓励创新型能源企业上市融资，开展新能源企业研发专项股票增发和债券发行试点工作，发挥碳减排再贷款、再贴现金融工具的补贴和撬动作用。
（三）围绕能源转型相关技术和产业持续深化能源国际合作
实现气候目标是全球性问题，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强化国际合作是必经之路。然而纵观全球，随着地缘政治动荡和大国博弈加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能源转型相关产业领域也不断抬头。美欧不时采用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等手段，力图将我国排除在绿色能源供应链之外。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唯有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践行多边主义，持续深化能源转型相关产业国际合作，推动全球低碳经济转型和能源结构调整。
如对欧盟国家方面，在欧盟能源转型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宜统筹中欧关系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把握其开展绿色外交和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政策偏好，促进欧盟各国正确认识我国绿色能源技术和关键原材料产业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充分展示我国对气候金融的重大贡献，同时加大力度吸引发达经济体来华投资绿色产业。
又如对中东国家，我国与中东国家都面临加快经济绿色发展的共同任务，深化能源转型合作符合双方共同愿景。中东国家太阳能、氢能等资源禀赋优势突出，而我国新能源技术与设备生产在全球领先，双方在新能源开发利用上可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与此同时，能源系统数字化也是碳中和背景下我国与中东国家能源转型合作的重要领域，我国可利用技术优势，加强与中东国家在智能传感、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方面能源数字化合作，将数字技术应用到油气领域，提高碳排放数据的收集、存储与分析能力，用数字技术赋能能源系统转型升级。此外，我国的电动汽车、锂电池技术也能极大程度降低中东国家能源转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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