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烧柴不花钱，后来烧煤一年用不了1500元，去年开始用天然气做饭和取暖，确实清洁又方便，但一天就算不敢开太暖和也要40多元，一个冬天除去补贴，4000多元还不够，实在是太贵了。”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温家村李大姐告诉记者。
“这个安装燃气管道的房子已经四十多年了，好多年没人住，墙角已经腐蚀。很担心哪天墙塌了，伤及燃气管道造成事故，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遵化市南小庄村朱大爷指着自家房子对面废弃多年的老油坊说。
记者近日在河北、山东农村实地走访时发现，在国家大力推动清洁取暖、降碳目标的背景下，农村居民对于“煤改气”的认可度和消费积极性较以往有所增加，但“价格贵用不起”“担心不安全”仍是多数村民的感受。
本意在助力淘汰传统粗放式用能、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统筹城乡发展的农村“煤改气”俨然出现了“改而不用”的苗头。作为惠民工程的农村“煤改气”，“最后一公里”为何存在诸多争议？又该如何让村民“用得起又用得好”？
用不起——
农民腰包“有心无力”
近年来，“煤改气”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加速新型农村建设、进一步平衡城乡公共服务领域的配置差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村居民对政府补贴和低使用成本的期望明显高于对其环境效益和取暖效果的期望，“用不起”成为多数村民对天然气取暖的评价。
“用上天然气以后，屋里只能保持不是太冷，根本达不到以前烧煤的温度，价格却是以前的2—3倍，多花了钱还不暖和。如果让房间整天都保持暖和就得使劲烧，每天至少要花七八十元，一个采暖季要花近万元的取暖费，我们宁愿冻着。”河北、山东两地的多位村民都对记者表达了类似感受。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此前的一份调研结果显示，86%的农村居民期望取暖成本在2500元/年以下，超70%的农村居民期望在2000元/年以下。
“虽然近年来农村居民整体经济水平有所提高，但他们依然是‘价格敏感群体’。当政府的环保政策和普通农民的收入不挂钩、价格超出其能力范围时，国家战略高度的环保政策与实实在在摸得着的‘腰包’相比仍较为抽象，极易出现‘改而不用’现象。”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
住建部稍早前发布的《全国城市燃气天然气利用规划》指出，我国家庭燃料费支出一般不应超过可支配收入的2%—3%。而唐山市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12月唐山统计月报》显示，2020年，遵化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878元，以4000元的天然气取暖费为例，仅此一项已占到当地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远超2%—3%的比例。
“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地区天然气费用支出普遍略高于预算，给农民带来不小负担。加之当前‘空心村’问题日益凸显，大部分农村地区以中低收入家庭以及失独、孤寡老人群体居多，他们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更是‘有心无力’。”北京世创能源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杨建红说。
《中国散煤综合治理研究报告2021》（下称《报告》）显示，燃气壁挂炉可同时满足取暖和炊事用能需求，但运行成本是散煤取暖的2—3倍左右。在此情况下，预计返煤率可达35%。“现阶段，天然气仍是‘富贵’能源，农村居民价格承受能力普遍偏低，自行承担运行成本的能力直接决定了清洁取暖的可持续性。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中‘煤改气’工程的使用可持续性问题亟需引起关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刘毅军说。
用不好——
安全隐患引担忧
农村“煤改气”不仅存在用不起的现实问题，如何用得好、用得安全也成为政府、企业和村民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一方面，记者在遵化和山东东营多个村庄调研发现，燃气管道建设及管道材料使用都较为规范，但部分燃气企业将管道架在村民大门横梁位置或搭建于危房之上的情况并不鲜见，不美观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患。
“农村房屋分散且结构各异，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也缺乏统一标准，给燃气管道铺设、燃气设施规范化安装带来一定困难。同时，也存在管线设施与其他市政管线设施难以协调、户外管道难以避免碰撞等问题。”上述资深人士坦言，
“在后期维护方面，农村燃气用户也需像城市燃气用户一样享受安全巡检、抢修抢险、设备更换等服务。”
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部分村庄燃气公司能够配备运维人员提供维修检查和安全宣讲的服务。但在某些村庄内，安全保障措施并不到位。“安全巡检员从秋收开始就没再来了。”李大姐说。
有业内人士指出，相关部门在加快农村能源升级改造的同时，应规范燃气管道铺设、维护、管理等相关工作，同时加强对基层干部和村民的安全知识宣传，确保农村燃气管道安全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正在成为趋势、城镇化加速，现阶段大规模推进农村地区使用天然气，是否与未来农村土地流转的趋势相匹配、会否形成“先建后拆”的浪费亟需关注。
另一方面，作为“煤改气”的主要运行设备，燃气壁挂炉客观存在的安全问题和人为操作不规范也给这项民生工程埋下安全隐患。
近年来，部分省市的清洁取暖补贴在试点期间已经出现退坡。“部分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为完成任务目标，往往采取低价招标燃气壁挂炉的策略。部分低价中标的企业为获取利润，只能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等方面压缩成本，牺牲产品质量弥补亏损，导致劣质壁挂炉产品流入农村市场。”上述业内人士说。
调研中，不少村民反映，“政府补贴的壁挂炉品牌只有一种，没得选”。“品牌质量好坏我们不知道，但现在村里使用燃气取暖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如果操作流程不规范，安全隐患双倍存在。”钱大爷道出自己的顾虑。
用舒心——
以民为本精准施策
当前，民用散煤治理已经从快速完成目标的“改造时代”跨入保障长期使用的“运维时代”，从单纯考虑初装成本的补贴时代进入运行成本自担的后补贴时代，从以环境最优的技术路线选择阶段进入兼顾经济性的因地制宜方案选定阶段，诸多挑战形成了农村清洁取暖可持续发展的困局。
对于已进入运维时代的“煤改气”工程来说，若用户满意度持续低迷，“改而不用”“改了又改”会带来哪些影响？
《报告》显示，2017—2019年，针对前三批试点工作的开展，中央财政资金合计下达351.2亿元，地方补贴资金约777.0亿元，中央与地方共投入约1128.2亿元。
“在巨大的财政投入后，政府承受不小的压力。若‘煤改气’进程停滞或倒退，将造成财政补贴的巨大浪费，更无法保持现有的环境治理成效。”刘毅军说。
作为“煤改气”实践者的广大农村农户，其满意程度影响了该项政策的后续发展。农村“煤改气”开启了农村清洁用能的新时代，这既是清洁用能常规化发展的新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政策实施首先应当以居民满意为出发点、落脚点。
“政府必须真正了解‘煤改气’推进过程中农民关心什么。中低收入的农村居民在面对成本更高的能源时可能更愿意维持现状而不愿寻求改变。关注农村能源升级中居民对环保的态度、价值观等心理因素与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意愿的关系尤为重要。”上述业内人士说，“同时，随着清洁取暖的不断推进，农村建筑能效提升需同步跟上，否则散煤返烧难以避免。”
《报告》指出，最重要的是从源头寻找降低用气成本的方法，并积极与各地供气企业签订购气协议，减少中间经销环节，进而降低使用者的燃气消费成本。同时大力推进试点地区的生物质供暖、光热供暖等多种新型清洁取暖方式，为居民采暖提供多种经济适用的方式。
刘毅军建议，“十四五”期间，在巩固原有“煤改气”项目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在燃气管网可覆盖、气源有保障、经济可承受、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应谨慎稳步推进农村“煤改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