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江苏省宿迁市来龙镇第一次有了电。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ID：zgdlqygl 作者：李丽萍 孔清华）
为了看到电，一个10岁的男孩儿带着全班同学下午放学后从附近的村庄步行到来龙镇，趴在镇政府院门口，看着里面电灯泡亮着光。这群乡下孩子一边看一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烫手吗，能点烟吗，电从哪儿来？10岁男孩暗暗下了决心：我应该去看一看，我应该看得更远一点。
电，照亮了乡下孩子的梦想。这个农家子弟长大后走出了宿迁，考进首都名校，成为商界大佬。他的事业也与电密不可分，毕竟，电力是电商运营的基础设施之一。没错，这个男孩就是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
在刘强东因为第一次看到电灯而心潮澎湃的1984年，山西阳泉的李彦宏已经参加全国青少年计算机大赛并获得了大奖。城乡用电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电能进入中国乡村的历程漫长而艰辛。
尽管1882年上海就亮起了中国第一盏电灯，但在解放前，中国农村用电几乎是一片空白。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农村年用电量仅为2000万千瓦时，全国农村人均用电量仅为0.05千瓦时。
1978 年, 经过30年的建设，农村电力基础初步奠定，全国农村用电量达到了275.4亿千瓦时。但是，仍然有近4亿农民生活在无电时代。
改革开放后，农村电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刘强东第一次看到电灯10年后，1994年底，全国有97.8％的乡、95％的村和91.3％的农户用上了电，农村用电人口达到8.5亿人。20年后的2015年底，中国宣布彻底消灭无电人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现了户户通电。2018年，全国农村用电量增加到9359亿千瓦时。
“夜明珠”开启农村电气化之路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悠扬婉转的经典民歌《人说山西好风光》广为传颂，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首歌与电力渊源颇深。
《人说山西好风光》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拍摄于1959年的这部电影讲述了一群农村年轻人劈山引水为村里修建水电站的故事，电影的原型正是新中国第一座农村小水电站——1956年建成的山西洪洞明姜水电站。
在21世纪的语境里，农村小水电因为环保问题遭遇争议，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小水电对我国农村电力事业贡献巨大。可以说，我国农村电气化的历程始自小水电。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电力，稀缺又重要，但国家有限的财力只能优先解决工业用电和城市用电。彼时，就连作为首都的北京城里，都还有一些地方没有通电。
在这种背景下，鼓励各地利用本地能源，让群众自办小水电就成为国家的政策选择。1955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积极试办小型水电站。1956年1月，中央发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凡是能够发电的水利建设，应当尽可能同时进行中小型水电建设，结合国家大中型电力工程建设，逐步增加农村用电”。同年2月，农业部在洪洞举办了全国水电培训班。1957年，国家明确了“小型为主、服务生产为主，社办为主”的办电方针。
1960年，毛主席专程视察了浙江金华的双龙水电站，并指示将其作为全国发展小水电的典型加以推广。这一指示将小水电建设推到了一个高峰。1960年到1969年这10年间，全国小水电新增装机58万千瓦，到1969年底，全国建成小水电近1.9万处，装机72.95万千瓦。
小水电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夜明珠”，不仅解决了农村和乡镇的照明用电问题，而且还可用于灌溉和农副产品生产加工，让现代工业的文明之光照进传统的农耕社会。
很多回忆文章里记述了当年农村的老人和孩子第一次看到电灯的场景：有的孩子一直盯着灯泡看，想摸又不敢摸；老人在通电之后高兴地一夜没合眼，觉得开着灯夜晚和白天一样；有个老汉聚精会神地盯着亮着的灯泡，然后使劲儿吹了一下，稍停，又鼓起嘴吹了一下，然后满脸疑惑地问，这个灯怎么吹不灭啊？
在小水电蓬勃发展的同时，农村电网的建设也开始起步。1963年，中央批准当时的水利电力部设立农村电气化局，提出了“以商品粮基地为重点，以排灌用电为中心，以电网供电为主，电网和农村小型电站并举”的农村电气化发展方针。
浙江省的第一条35千伏线路，就是为了解决农业灌溉用电兴建的，从杭州艮山门发电厂到海宁县长安镇，全长60.5公里，1957年建成通电。而海宁县正是全国第一批4个重点建设的农村电力灌溉试点县之一。
随着电力排灌工程的建设和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的推进，农村电气化进程也在加快，农村用电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用电范围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乡通上了电；到70年代中期，有一半以上的行政村用上了电；1978年，全国乡、村、农户通电率分别为86.8%、61.5%、48%。
“稳压器”背后的普及与短缺
和刘强东一样，很多农村百姓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第一次接触电、用上电。改革开放释放的强大动力，将农村电力带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1981年，浙江温岭110千伏三门变电所建成投运，温岭电网联入浙江电网，全县掀起办电热潮，架线施工人员每天都要早出晚归，重复着安装电表、户内照明线的工作。供电局老员工回忆：“我们那时候改造特别带劲，一个月都要拉好几个村的线。”
1985年，山大沟深的甘肃省庄浪县高崖韩村迎来了电这一现代文明的标志，虽然6个村共用一台小容量变压器，线路只有单线照明，但毕竟有了电灯，村里的夜晚亮堂了。
1988年，陕北延安梁家河村也通了电。为了村里通电的事，当时在厦门工作的习近平曾专门致信延川县委书记。
解决无电户用电问题和保障农村电力供应是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农村电力的政策重点。1979年，水利电力部在山东召开了全国农村电网整改会议，决定安排2.5亿元资金对农村低压电网进行改造，开启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农网改造工程。同时，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小水电资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水电电气化试点县，此后，全国小水电事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1994年，为贯彻“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贫困的人口脱贫问题），电力系统针对1993年底全国还有1.2亿农村无电人口、28个无电县的情况，提出实施 “电力扶贫共富工程”， 具体目标是：到2000年基本消灭无电县，使95%的农户用上电。工程实施一年多，就有24个省(市、自治区)实现了行政村“村村通电”，解决了近7000万农民的用电问题。1997年底，全国农户通电率达到96.8%，提前实现了2000年的通电目标。
这一时期，电能虽然走进了千村万户，但并不太“靠谱”，停电、低电压是当时的普遍现象，电力短缺问题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
今年72岁的孔祥森退休前在山东莘县一个乡镇供电所工作，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乡村用电的变化。“我们莘县农村大规模通电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初了，在这之前，个别经济条件好的中心村仅仅用上了生活照明电。”孔祥森老人向记者回忆说：“但当时电源紧缺，基本每天有一半时间处于拉闸限电状态，基本上是每晚10点后才来电。”
1986年春节，12岁的田晖随父母回故乡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过年，爷爷奶奶家里新买了彩电，全家老小都盼望着坐在自家炕头上看春节联欢晚会。除夕白天，大人们还议论，大年三十肯定不会停电了。结果到了晚上7点多，灯灭了，电视荧屏黑了，整个村庄都停电了，全村人在烛光中度过了除夕夜。
随着家用电器逐渐走进农家，农村用电负荷不断增加，再加上农村电网设备落后、老化，线损平均达到30%左右，致使低电压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甘肃庄浪县高崖韩村，一度亮起来的电灯变得越来越暗，电视图像也闪烁不定，100瓦的灯泡俨然一盏“红灯”。
孔祥森记得当年村子里有一个小型磨面作坊，只要作坊一开机，整个村基本家家户户的电灯都是忽闪忽闪的，用不了一会儿就闪坏。身为供电所的员工，他经常被乡亲们埋怨。
田晖对当年家乡不稳定的电压也印象深刻：“灯泡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堂弟堂妹写作业的时候还要点上蜡烛。爷爷奶奶家买电视的时候还特意买了个小型稳压器，以防不稳定的电压损坏贵重的电视机。”
买家用电器同时要配个稳压器的情况，当年在各地农村都很常见。有文章称，20世纪80年代，稳压器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三大物品之一，另外两件是蜡烛和手电筒，都和用电有关。
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稳压器，既是农村用电普及的产物，象征着发展和进步；也是电力短缺的见证，象征着不足和薄弱。
“两改一同价”树起农村电气化里程碑
1996年下半年，安徽省灵璧县向阳乡部分群众向县政府反映，农村照明电价太高，每千瓦时接近2元，农民用不起。这些普通百姓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在中国电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重大决策、德政工程——“两改一同价”，即农电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城乡用电同网同价。
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全国农村通电率大幅提升，但由于农村电力投资多元化、管理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造成农村电价普遍过高。而且用电管理混乱，乱象丛生，权力电、人情电、关系电，乱收费、乱加价、乱集资，这“三电”“三乱”现象普遍存在，进一步加大了农民负担。
“上面点电灯，下面点油灯，有电不能用，电费往上升”这20个字的顺口溜是当时农村用电情况的生动写照。
孔祥森对此深有体会：“电费太高，用不起。那时候家家户户基本都是15瓦的灯泡。”村子里有家五保户，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除了二亩地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虽然家里安了电灯，但因为电费高舍不得用，又点起了煤油灯。
那时候孔祥森最头疼的工作就是收电费，挨家挨户跑断腿、三番五次上门催，还是有不少欠费不交的。稍微懂点技术的就偷电，有的从领居家入户线上偷，有的从变压器出来的线路上偷。最后形成的局面就是“有权的用权力电，有关系的用人情电，捣蛋的偷电，老实的就只能用高价电”。
广东省电力局农电科干部去农村调研，了解到农村用电每千瓦时普遍超过1元，有些地方高达3、4元，最高的达到了5元多。“这样的电价，百姓要用电灯都成了个负担，买回来的电饭煲、录音机、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很多都成了摆设。农民怨声载道，意见很大。”当时参与调研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当时广东全省农电管理体制不一，除省电网直供的20多个县外，多数县釆用趸售方式，而且是层层趸售、层层加码，很多村一级还搞私人承包，乱象丛生。“管理不善的直接结果就是电价高昂。”
农村电价过高的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1997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说，部分地区如安徽、河南、广东等地农村电价每千瓦时高到1元以上，农民是“没电盼电，有电怕电”。1998年1月22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反映江西省九江瑞昌市范镇七房曾村电价高达每千瓦时3.6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看后，当即批示给江西省省委书记、省长和电力部负责人。在电力部《关于对乡（镇）电管站电工经费缴纳增值税问题的紧急请示》的报告上，朱镕基批示：“税赋虽免，电价奇高，农民重负，其何以堪”。
农村电价高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村电力事业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如何破解这些矛盾和问题？安徽灵璧最先进行了探索，其先行先试的经验为后来国家出台“两改一同价”政策奠定了基础。
灵璧县政府在接到群众关于电价高的反映后成立农村电价调查组，经过摸底走访和论证后，该县决定对农村配电网进行改造，并创造性地提出“贷款整改、差价还贷、限期降价”的政策，走出了一条贷款改造农村电网、减轻农民负担的路子。
灵璧全县农村电网改造在1997年的春天正式启动。改造后，由供电站实行严格细致的“三统一、一公开”管理到村，即，统一抄表、统一开票、统一收费，在公示栏公开农户每月用电情况，全县提前形成了“二级管电模式”，有效地防止了村级管电环节中普遍存在的“三电”现象。1997年6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到灵壁县黄弯镇王井村了解农村情况，当听到农村生活电价是0.75元一度时，十分满意。
1998年5月，国务院办公会议决定加大六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村电网与改造列在其中。6月19日，国家计委、国家电力公司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工作。其间，灵璧县农村配电网“贷款整改”经验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朱镕基总理做了“国家贷款彻底改造农村电网可以有效降低线损”的批示。
1998年10月，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同网同价请示的通知》。自此，著名的“两改一同价”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1999年1月，国务院下发国发[1999]2号文件，批转了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快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和加强农村电力管理的意见》，具体部署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工作。文件要求用三年时间，理顺并建立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农电体制，完成农村电网的建设与改造，规范农村用电秩序，促进农村电气化事业的发展。
2004年，“两改一同价”工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在电网投入与建设上，两期农网改造工程共安排投资2885亿元，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电网建设资金投入总和。截至2004年，农村中低压配电网的线损由30%以上下降到20%以下，低压线损从25%以上下降到12%左右。在体制改革方面，基本实现了一县一公司，初步消除了一个县域内多家管电的局面。
“两改一同价”三位一体，改革体制是前提，改造电网是保障，同价是目的。2004年4月，国家发改委宣布，随着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价，全国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均已实现城乡居民同网同价，结束了长期以来农民用电价格一直高于城市居民的历史。农村居民生活电价比“两改一同价”前平均每千瓦时约降低0.23元。通过实现城乡用电同价，全国每年可减轻农民电费负担约420亿元。
“两改一同价”后，农村用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拉动了农村用电量快速增长，而且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奔小康提供了强大基础保障和动力源泉。正因如此，广大农民把“两改一同价”称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从国家投入资金之巨到给全国农民带来实惠之大，从体制改革之难到社会责任之重，“两改一同价”都是中国电力发展史上所罕见的，因此，其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农电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中央一号文”推进农网持续晋级
孔祥森老人2000年正式内退，不过，作为一名老农电工，他一直非常关心农村用电的变化。他说，2002年以后，特别是2010年以来，农村的用电状况明显改善，电价便宜了，电压稳定了，很少停电了，所以，农村老百姓敢用电了，现在，不仅家用电器在农村普及了，而且家家户户都有电动车、电动三轮，有的还买了电动汽车。
他的家乡莘县正在大规模发展蔬菜大棚种植，播种、灌溉、收割，都实现了电气化，“现在农村生产生活用电基本上处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状态”，看到乡亲们可以“任性”用电了，这位老电力人既欣慰又自豪。
殊不知，农民“任性”用电的背后，是国家一直在持续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从2004年到2019年，中共中央已经连续16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而这其中，有11次专门部署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作。电力，作为“三农”基础，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和更重要的使命。
2005 年，中央一号文要求，“扩大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建设规模和实施范围，搞好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的后续建设和经营管理。”这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央一号文中首次明确提及“农网改造工作”。
“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中央一号文4次提及农网改造及相关工作。
2006年提出“尽快完成农村电网改造的续建配套工程。加强小水电开发规划和管理，扩大小水电代燃料试点规模。”2008年要求“推进水电农村电气化建设”“扩大小水电代燃料建设规模。继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2009年的任务是“推进农村能源建设”“扩大电网供电人口覆盖率，推广沼气、秸秆利用、小水电、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形成清洁、经济的农村能源体系。”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给农网建设提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任务，“加强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适应农村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结合推进农村电力体制改革，抓紧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提升农网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能力”。
由此，继“两改一同价”之后，第二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全面启动。当年7月，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全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会，要求“通过三年左右时间的努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使没有改造过的农村电网基本改造到位，并解决农村电网供电能力不足的问题，农村居民生活用电得到较好保障，农业生产设施用电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省为单位实现城乡各类用电同价目标；基本建成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的新型农村电网。”
2013年，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结束，当年的中央一号文又作出了新部署，“农村电网升级改造要注重改善农村居民用电和农业生产经营供电设施，中央投资继续支持农村水电供电区电网改造和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
2015年，中央一号文要求，“继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因地制宜采取电网延伸和光伏、风电、小水电等供电方式，2015年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虽然这是中央一号文首次提出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但事实上“户户通电”工程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两改一同价”之后，我国已经解决了全国97%人口的用电需求，电网覆盖了80%以上的农村地区，但是，四川、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广西、云南等省份的边远山区和农户还无电可用。
于是，国家电网公司2006年提出全面实施“户户通电”，将其作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南方电网公司宣布在其供电区域内开展无电户通电工程。国家能源局之后制定了《全面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
2015年12月23日下午，随着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果芒村和玉树藏族自治州曲玛莱县长江村拉闸通电，中国最后的3.98万无电人口也用上了电，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彻底终结了农村无电史。
“十三五”以来，国家又开启了第三轮农网改造工程。2016年，中央一号文提出“加快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开展农村‘低电压’综合治理，发展绿色小水电。”2017年要求“实施农村新能源行动，推进光伏发电，逐步扩大农村电力、燃气和清洁型煤供给”“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和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2018年则是“加快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制定农村通动力电规划，推进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2019年，中央一号文第11次部署农村电网改造工作：“全面实施乡村电气化提升工程，加快完成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
三轮农网改造，投资规模逐轮提升，第一轮2885亿元，第二轮仅两大电网企业投资就超5000亿元，第三轮两网预计投资7000亿元；农村电网从网架结构到末端服务不断升级，第一轮全面实现了城乡电网同网同价，第二轮基本建成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的新型农村电网，第三轮推动农村电网动能升级，全面推进了城乡用电均等化。
国家能源局、中电联联合发布的《2018年全国电力可靠性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城市平均供电可靠率为99.946%，农村平均供电可靠率为99.775%，城乡供电可靠率相差0.171个百分点。城乡之间的用电差距越来越小。
回望来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电力发展完成了一系列跨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煤油灯到万家灯火再到全面电气化，从“没有电”到“用上电”再到“用好电”，不仅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一个国家从积贫积弱到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辉煌，而且也为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和坚强的保障。
展望未来，农村电力发展将在习近平“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加快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的步伐，推进建立以电力为中心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农村能源供应体系，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绿色能源保障。
原标题：电能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