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举国欢庆祖国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先生因病于10月4日下午4时溘然长逝，享年75岁。
国宝主任是中国能源领域的杰出领导，任期内推动西气东输、特高压等国家重点工程的决策和实施，他对中国能源产业的卓越贡献，得到了能源行业的高度认同，有“能源教父”的美称。
(来源：能源杂志 ID：energymagazine)
张国宝主任去世噩耗传来后，能源界无不痛心疾首，深感中国能源产业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优秀领导者。逝者已逝，愿他安息，祝国宝主任一路走好！往事已矣，来者犹可追，相信中国的能源事业会如国宝主任所愿，发展越来越好！
下文为国宝主任在任时，主导或参与的重大能源项目，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西气东输和特高压的决策过程，重发文章以示缅怀。
张国宝履历
张国宝出生于1944年11月，浙江绍兴人，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负责能源、交通基础司、工业司、高技术司、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2004年3月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2008年3月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11年1月，卸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张国宝先后经历了7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亲身经历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上海洋山深水港、中俄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特高压输变电、金沙江水电开发等一大批世纪工程以及建设全国互联互通的统一大电网、第一个铁路中长期规划、城市轨道交通、天然气事业、新能源、船舶、汽车、钢铁、装备制造业等的发展规划和决策建设过程，著有《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一书。
西气东输工程决策建设始末
2014年12月30日，西气东输一线迎来正式商运十周年纪念日。这条被称为“能源大动脉”的管道项目构思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的时候，目标是要将“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天然气送到中国经济的心脏部位。管道全长约4200公里，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第一期投资规模达到1400多亿元，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能源项目之一。
而十多年前的中国天然气市场，无异于刚出生的婴儿。2000年，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仅为272亿立方米，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不过3％，全国的高压管道不过2万公里，大部分为连接单一气田与单一用户而建。在这样稚嫩的上下游条件下，建设一条世界级的长输管线，其挑战空前，质疑之声自然不会少。
十多年后的今天，曾经的质疑都已烟消云散。
“西一线”之后，二线、三线、四线纷纷上马，中亚、缅甸天然气通过跨境管道进入中国，中俄天然气管道也在2014年5 月一锤定音。在2016年6月国务院最新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计划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到10％以上。
更重要的是，“西气东输工程的决策和实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精神财富。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需要胆略和战略眼光，要有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要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气概”。作为这一重大工程的直接参与者，我想如实呈现15年前浓墨重彩的西气东输工程决策建设始末。
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
西气东输最早可以追溯到国家“八五”和“九五”计划期间（1991—2000年），最主要是在1995年前后。
我们都知道，我国在1963年建成大庆油田，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大庆石油会战后，不少地质学家又提出，最有可能发现大油田的地方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当时，人们对塔里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甚至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又发现了一个沙特”。因此，当时在全国调了2万多名石油工人去搞塔里木石油大会战。多年的勘探开发，确实带来了一些发现，但比原来的期望值差得较远。
不过，在钻探过程中有不少伴生气冒了出来。由于当时的目标主要是开采石油，对于天然气既没有采集和回注装置，也没有管网建设，因此只能放空点火烧掉。不少去过塔里木参观的人，看到沙漠里“点天灯”的现象，都觉得颇为可惜。有人提出，可以把天然气作为化肥原料利用起来。20世纪90年代，我国化肥还依赖进口，而农业发展又急需化肥，因此国家提出搞“大化肥”项目的设想。
当时，除了新疆塔里木的伴生气，海南的莺歌海也发现了气田。所以，国家提出，以莺歌海和塔里木的天然气为原料，在海南和塔里木各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设想。不过，集中新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计划，最后并没有彻底实现。在海南，之前有一套海南富岛化肥，之后中海油在海南东方市紧邻富岛化肥又新建了一套“大化肥”。老的一套加上新的一套，后来合并成中海油的富岛化肥厂。在新疆，南部泽普新建了一套20万吨的化肥厂，乌鲁木齐石化则建有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装置。两地都没有实现新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计划。塔里木盆地伴生气没有利用的现象仍然存在。
正因如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石油就有人提议将这些天然气收集起来，通过管道外送。中石油副总经理史兴全当时就曾提出设想说，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将天然气从新疆送到上海，大体上就是现在西气东输一线的走向。
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可行
到了1999年末2000年初，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去了一趟塔里木。回来后，他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交了一份报告。大意是，塔里木盆地有不少伴生气，放空烧掉很可惜，而上海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但亟缺能源。盛华仁提议，可以建设年输送能力在200亿立方米左右的管道项目，将气从塔里木外送到上海。盛华仁的设想，显然最初是中石油在塔里木的工作人员向他汇报工作时候提出的。当时塔里木油田的总经理是现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比较有激情。具体是谁做了汇报我不清楚，但他们向盛华仁提出了塔里木盆地天然气外送的设想。
收到盛华仁的报告以后，朱镕基总理觉得颇为振奋。我在朱镕基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的观察是，他不仅在宏观经济上很有造诣，对重大工程的布局也很有激情，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青藏铁路在内的几个大型工程，都是在他主政期间决定的。因此，听到这个提议后，朱镕基同志对西气东输设想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让主管这块工作的国家计委研究项目的可行性。
那时，我已经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刚好分管这块工作。当时国家计委设有基础产业司分管能源交通工作，分管司长是徐锭明，负责具体工作的还有胡卫平。所以，主要负责西气东输论证工作的就是我、徐锭明和胡卫平等人。当时我们在内心里都很支持建设这项工程。如果不搞西气东输，继续新建“大化肥”项目的话，还需要解决运输问题，那还不如推动天然气管道建设，还能推动全国天然气的布局。
当时国内天然气行业还只是初生，上游勘探开发也不明确，也并不存在下游天然气市场。我要负责具体管道工作的论证，有很多的担忧。到底上游天然气的储量和可能的产量有多少，当时没有确切的数量概念。如果建设了管网却没有气供应，怎么交代？如果要外送天然气，这么长距离，经济上到底划不划算？新疆到上海4000多公里，这种距离的管线在世界上也算是长的，更别说我国此前从未建过这样长的管道。如果建成之后没有效益怎么办？如果工程建设到一半，忽然证实产量没有那么大，又该如何面对投资？……未知的问题有很多。所以，当时对要不要搞西气东输，我心里没有底。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应该优先开展西气东输，还是寄希望于东海的天然气资源，优先开发东海？此前，地质部的勘探队伍一直在研究东海的油气资源情况，他们已经发现了平湖油气田。后来地质部进行了改革，负责勘探的队伍成为后来的新星石油公司，而负责平湖油气田开采的就是新星石油公司。2000年开始提出西气东输工程的时候，平湖油气田已经有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产量，就近供应上海。不过，上海能源缺口很大，东海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并不算多。
在发现平湖油气田之前，城市管道都是用煤制成合成的煤气来供应，但这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煤制气，这种煤气含有氢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成分。当时在中国，多数家庭还在烧蜂窝煤，条件好的家庭能够买到液化气罐，烧的是液化石油气（LPG）；而凡是有管道气供应的城市，大多数是用合成气。上海市在当时已经有管道气了。吴泾是化工产业集中的区域，“煤气”就是在这里生产的。平湖油气田发现以后，东海产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和煤气混在一起出售给老百姓，管道气的热值得到了提高。
但整体上来看，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缺乏能源，依然需要更多的天然气供应。当时并没有液化天然气（LNG）的概念，东海天然气储量也并不确定，所以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是可行的。
张国宝这一次说对了
这样巨大的管道工程要求巨额的投资。当时中石油对于摆在面前的这个大工程的态度如何，资金如何筹措，技术上有无保障，是非常重要的。
中石油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在塔里木油田一线的干部职工一直都在积极力推西气东输；而在中石油集团公司层面，时任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和总经理黄炎、副总经理史兴全也都非常支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石油的积极性，光有政府积极性肯定是干不成的。所以，当时政府和企业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当这个构想酝酿了一段时间以后，2000年2月14日，朱镕基总理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西气东输工程，由国家计委负责汇报，具体汇报人就是我。
我去汇报时带上了东海的地图。汇报时，开始先讲东海天然气的开发情况──这并不是当时要求汇报的内容。朱镕基总理打断我的话说：“国宝同志，我让你汇报西气东输，你怎么讲东海？”我回答说：“总理，东海和上海毗邻，新疆则距上海4000多公里远，如果我们不把东海目前的开发情况汇报清楚，恐怕后人会质疑我们为何舍近求远。所以，这是汇报西气东输时需要回答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朱镕基总理听完后表示赞同，让我继续先汇报东海的情况。当时，对东海的资源量还属于推测，只有平湖一小块地方在产气。我的汇报认为，要是把宝押在东海上，不确定性太大，也不知道何时能向上海供气。
讲到这里时，朱镕基总理又打断了我，问道：“上海的气多少钱1立方米？”
我马上就回答：“1.56元。”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应该很难回答出来。说句玩笑话，恐怕连上海市长也不一定清楚这个气价，更别说我当时生活在北京。我连北京气价是多少也不十分清楚，因为家里都是夫人缴气费。
能回答上来完全是一个偶然。在这之前，我偶然读到一张上海的小报，报纸名称我记不清了，大概是《新民晚报》。上面有一篇小豆腐块文章，讲到上海平湖天然气和焦炉气混到一起卖给居民的情况，提到了混合后的气价是1.56元，这个数字就进入了我的脑子里。
朱镕基总理当时一听，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小子是不是顺杆爬，随嘴乱说的？你又不是上海人，怎么能说得这么准确？因为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况。我陪他到地方视察时，就有干部汇报的数据不实，被朱镕基总理派人当场核实，一旦发现汇报数字不实就狠狠地批评一顿。这次他怀疑我说的不对，便使了一个眼色给他的秘书李伟，让李伟给上海市长徐匡迪打电话核实。
我只看到李伟几次进出，还和朱镕基总理耳语，但并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还以为是有其他军国大事。过了一会儿，李伟递上了一个条子。朱镕基总理看了一眼后，把纸条反扣在桌子上，拿杯子压起来，继续听汇报。
一直到汇报结束，朱镕基总理才把这个条子拿出来，说：“我刚才听到汇报里上海的气价，不相信张国宝说的这个数字，就让李伟去给徐匡迪打电话。徐匡迪回复了，说上海的混合气价确实是1.56元。所以，张国宝这一次说对了，没有说错。”
两天以后，国务院下发纪要，决定成立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纪要上还有一句话说，由国家计委一位负责此项工作的副主任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通常领导小组组长应该是正职担任，纪要虽然没有点我的名，但是根据这个定语的范围，实际上就是我。我就这样当上了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
专家非常坚持，我拧不过他们
塔里木盆地是西气东输一线的气源地。在项目论证时，对于塔里木盆地天然气资源量掌握的情况对于决策至关重要。
当时上游最主要的发现是克拉2特大型气田，产量约在1000多万立方米/天，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主力气田。
没去看这个气田之前，我一直以为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或是在里边。实际上它是在塔里木沙漠和天山山脉中间的过渡地带，是在一个雅丹地貌深部──就如所谓的魔鬼城一样，充满了红色的、起伏不定的地形，里面寸草不生。
地上地形复杂，地底下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的地质学家很厉害，推算出来这里应该有气。所以用了包括人扛肩抬、直升机吊装等办法，在这雅丹地貌中间打下了克拉2井。这是一口一天能产1000多万立方米气的高产气井。也就是说，塔里木的勘探成果已经为开展西气东输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克拉2附近还有一些具有开发前景的气田，如克拉3、大北、迪那2等，这些气井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侧陆续出现。虽然当时有的气井还没有完全掌握可采储量，但起码可以知道这里的资源量是很有前景的。
到论证的时候，地质学家的推算储量在8000亿—10000亿立方米，预计可采储量3000多亿立方米。而我们觉得，远景储量能达到10000亿立方米以上。我在西气东输论证的会议上汇报时，心里多少还有些打鼓，担心掌握的探明储量不够实现20年每年200亿立方米的持续供应。
在信心不太足的时候，怎么评估出最后要达产120亿立方米/年的运输量？
其实，最初盛华仁同志提出的建议是年产200亿立方米，我们也希望按200亿立方米/年来进行设计。
但那时我国已有规定，凡是重大工程，一定要先进行专家评估，政府官员说了不算。所以，西气东输工程也交给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以下简称“中咨公司”）进行评估。当时评估西气东输的专家组组长是中海油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唐振华，他也是中咨公司聘请的专家委员会的顾问委员，后来还是西二线评估组的副组长。
唐振华当时认为，上游可能没有那么多气，而且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用过天然气，天然气的价格相对较贵，担心下游市场每年消化不了200亿立方米。因此，专家评估提出西气东输的运输量应该砍到120亿立方米/年，管径应该从1034mm缩小到1018mm。
我不认同这一观点。我认为，规划应该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其实，我们当时已经设想到，万一塔里木天然气储量不足，还可以从中亚相邻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引进天然气。所以，管道输气规模在设计中应留有余地，更何况建设期还有几年，发现的天然气储量只会越来越多。对这一问题争论了很久。我的意见是按200亿立方米/年来设计，工程规划需要留一点余地，就不用日后反复进行扩建。虽然当时看起来120亿立方米/年似乎更有把握，但是万一产量增加，运力就会不足。但这些专家非常坚持，谨慎的意见占上风，我拧不过他们。所以最后还是按照专家意见，西气东输可研报告定了120亿立方米/年，管径是1018mm。
但后来气多了，管容和运力不够，中亚天然气也引了进来，又建设了西气东输二线。
那时候论证西气东输一线，都还害怕市场消化不良，所以开始时没有考虑过西二线和西三线建设。
对于中亚天然气合作的想法，虽然我们当时公开的文字未提此事，但是在讨论时实际已经设想到：万一今后塔里木的天然气资源不够怎么办？对此疑问当时确实有担心。如果确实如专家所言供气不足，我们就想办法从中亚引进来，每年200亿—300亿立方米。
各省市当时都不愿意多要
除了上游资源量的不确定性，下游市场的消纳问题也是担忧之一。在我任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时，对下游市场消纳进行了大量工作。
当时下游有很多担忧：其一，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用过天然气，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天然气很贵，用不起；其二，万一用上天然气以后，如果气源不稳定忽然断气了怎么办；其三，各地方政府对“照付不议”条款不理解。过去都没听过这一方式，理解成了不管用不用都得付钱，认为是霸王条款。其实，“照付不议”的英文是Take-or-pay，是天然气供应的国际惯例和规则，指在市场变化情况下，付费不得变更，用户用气未达到此量仍须按此量付款；供气方供气未达到此量时，要对用户作相应补偿。而“照付不议”的表述则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是个霸王条款，这其实是翻译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些担忧，我们就要到每个省市去做工作、去进行解释，也让各地的发改委给当地的用户企业做工作。
西气东输工程上游几省主要是过路，包括山西也没有落地什么气。从河南之后，进入到安徽，然后依次到江苏、上海以及浙江，下游市场就主要是安徽、江苏、上海、浙江这几个省市。当时各省市都有顾虑，不愿意多要。我们就要到各省市做工作，宣传天然气的好处，要各地同意和中石油签天然气购销协议。当时我在北京还专门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请沿线各个省市都来人参加，我和中石油的马富才坐在台上进行宣讲。
徐锭明这个人性格和说话都比较急。当时为了宣传西气东输和天然气，他发明了一个著名的词，说这是“鸦片气”──你一旦用上天然气，就知道它的好处了，又干净又方便，一拧阀门气就来了，热值还特别高；“抽”上以后，“想戒都戒不掉”。
但这些都还不够，大家还不放心。后来我们又把沿线的省市领导、发改委主任请到塔里木的轮南进行现场观摩。轮南过去是边疆，很荒凉。中石油在沙漠中找了一块空地，等人都到齐后，当场在沙漠里点火，“砰”一声，火焰就高高地蹿起来，极为壮观，现场的人都赶紧拍照。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让下游各省市接受的。
下游各省市的市场最后落实最积极的是江苏，上海也不错。比较麻烦的是浙江，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后遗症。
浙江当时虽然很需要气，但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如果东海有气，就可以在宁波登陆供应浙江。所以，我们最初设想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以北用西气东输的气，钱塘江以南将来可以考虑用东海的气。差不多同时期，在广东和福建建了液化天然气的中海油到浙江省去游说，希望搞液化天然气项目。中海油的身段比较低，合作态度也比较好。
这些因素之下，浙江省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当时浙江省副省长王永明就提出成立一个浙江省管网公司，计划自己建设和管理省内管网，中石油只要把气送到浙江边界的湖州或嘉兴就可以了。浙江省和中海油一拍即合，成立了合资公司。所以现在浙江省内的天然气管网是浙江省和中海油合资的公司；中石油本希望通过自己的管线直接送到浙江省内，但浙江省不干，这让中石油挺生气，最后双方合同签了10亿立方米/年的供应量。
我后来曾经找过王永明副省长，说这种做法不妥──供气的不是中海油一家，单独和中海油合资不好，起码也要把中石油拉进来。他表示同意，但已经晚了，和中石油谈不拢。所以到现在为止，西气东输供到浙江的气还是10亿立方米/年。气也只是送到嘉兴或湖州，浙江省内管网跟中石油并无关系。
但就像我汇报西气东输工程时所说的那样，东海很长时间没有发现新的气田。如果当时把宝押在东海上，至少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还是没有足够的天然气供应。
江苏省差点也走了这个模式，后来被我否掉了。当时，江苏省，包括发改委主任在内的一些干部也想组建一个省管网和燃气公司，人都已经选好了。那时候李源潮同志是江苏省委书记，具体分管此事的则是副省长吴瑞林，他原来是南京金陵石化的总经理。那年两会期间，江苏省代表团住在亚运村附近的五洲大酒店，晚上我到酒店找李源潮书记，建议他让中石油负责把天然气直接送到江苏省内，不要单独再搞管网公司，具体到下面各市，就让市自己负责，最后李源潮书记接受了我的建议。后来，江苏省认购了60亿立方米/年，江苏省主干网也由中石油来负责建设。
这样一步一步，我们逐渐说服每个省市和中石油签下了“照付不议”协议。
各部门的协调非常复杂
当时确定管线路径和管输费用也很重要。
2000年七八月之际，我们在北戴河向国务院总理办公会汇报西气东输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当时，我和徐锭明、胡卫平做了个幻灯片，里面有三四个可选的工程路线方案。
一条就是现在的路线，在陕北走靖边，在靖边可以和陕京管线相连接。出靖边后进入山西省，再从山西到河南，在郑州过黄河；而另一种则不经过山西省，从陕北南下到西安的临潼，从潼关出关进入河南的灵宝。还有一种方案是不走靖边，沿着陇海铁路直接走西安，然后再进入河南。最后选择了第一种方案。
我们当时更倾向于管道走靖边，与陕京管线连接起来。因为当时在长庆油田已经发现有天然气，可以和西气东输的气源相互调节。东可送上海，北可经陕京管线送到北京。
而管输费和输电费的问题一样，都由价格司决定。定价原则是成本覆盖加适当利润。当时全线的平均管输费是每立方米0.84元，而井口气价每立方米才0.49元，管输费比井口价还要贵，两者相加的价格全线平均是每立方米1.33元。先算出一个全线平均价，然后根据距离远近，各个省市的管输费距离远的多一点，距离近的就少一点。
那个时候各省市提的意见，管输费应该按照距离远近略有差异。到安徽便宜一点，到江苏稍微贵一点，到上海再贵一点。后来就按照这个原则给每个省定一个气价，离得近的价钱就便宜一点。
西气东输的下游市场目标定在了长三角几省市。但在设计管道工程走向时要评估沿线市场潜力和工程技术的特点来决定线路走向，需要做好途经省市的工作。
实际上主要并不是按照沿线的市场潜力，而是完全根据路线本身的工程特点进行设计的。西气东输经过甘肃的路程最长，要求甘肃省政府做很多工作，要征地需要和老百姓沟通。而管道对甘肃来讲主要是过路，但当地的人很讲政治，在西气东输这样的国家任务面前，甘肃省委省政府一直都积极给予支持。
那个时候要用汽车运送管子，一辆车最多运十几根，一直从东部运到新疆去。而沿途公路都有关卡，要交过路费，但这些车刷上一条标语：西气东输。关卡每每看到“西气东输”四字，就免费放行。再比如，西气东输经过河南省时，要穿越黄河，向当地农民征用林地赔偿的问题也产生过纠纷。这些问题，中石油和国家计委都没法摆平，我们就找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帮忙。由地方政府出面与农民进行协商。各地方政府帮着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再举个例子，当时西气东输管道要在南京穿越长江，负责施工的是中国台湾的中鼎公司，因为他们有江底穿越的建设经验。江底隧道穿越的工程建设其实很危险，因为如果施工过程中一旦停电，江底下一片漆黑，水泵一旦排不了水，会发生灌入江水淹掉的可能。为了保证安全，就一定要有多条供电线路供电，其中就要从南京的栖霞山接一条线路，当时江苏省南京市都无偿地照办了。沿途有很多这种感人的事迹，尤其是像甘肃、河南等省份。故事太长，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管道工程牵涉多个省份及诸多部门，协调工作量很大，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比如，西气东输要经过的地方很多已有铁路了，管线要从铁路底下钻过去，需要铁道部同意；同样，穿越公路要征得交通部同意；穿越黄河、长江等河流要征得水利部同意；占用林地要林业部同意。西气东输工程要三次穿越黄河──两次要从河底下穿过去。黄河是游动的，在郑州的黄河河道有20多公里宽，要用五段顶压法穿越。要打五口沉井下去，在井下把管子顶推过去，再从下一个井冒上来，然后再从第二口井往下一个井顶推，这需要很多部门的互相配合。比如小浪底调沙调水了，如果没有通知施工人员，那这口井就被冲掉了。又比如，管道要经过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基地的一角，这里属于军事禁区，必须要有中央军委的同意才能穿过。
还有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文物局突然提出意见，说管道穿过古长城了，不能穿。甚至到了上海，还有问题。当时进上海的第一站要经过白鹤镇。这个地方有个棚户区，有很多仓库，所以上海希望管道经过此地，正好进行拆迁工作。但对中石油来说，这样要多花很多钱，他们就不愿意走。这些工作都需要我们出面进行大量的协调。
在上海的事情上，就是我出面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韩正同志，最后韩正同志协调才解决的。这里面各个部门的协调非常复杂。
特高压输电在争论中前行
不经意的预言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电子局工作，当时中国刚把国门打开，正是技术装备的引进热潮。那时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戒心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因为我们很多技术和人家差距很大，几乎每行每业都需要引进技术。其中，输变电线路技术也是引进的重点之一，从变压器、开关到各种断路器、避雷器都引进，而且引进了不止一家的技术、装备，像变压器有ABB的，有西门子的，开关也有好多家，有法国、日本等很多国家的。开始时遇到很多问题，像变压器漏油，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那时候很普遍。平顶山高压开关厂研发六氟化硫开关，还发生过爆炸。
那时全国电网不互联，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南方几大区基本互不相联，即便在这几大区里面，电网也不互联。当年华中电网和川渝电网是不相联的，后来建设了从三峡到万县的三万线，川渝和华中变成了同步电网就是靠三万线。比较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就更分散了，像新疆就分了好多电网，互不相联，后来慢慢把南疆和北疆联起来，然后把乌鲁木齐和阿勒泰地区、伊犁地区联起来，这时新疆才有一个统一的电网。
改革开放初期，两大瓶颈影响经济发展：一个是交通；一个是能源，拉闸限电是普遍现象，我们急着要把电搞上去。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输变电线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原来分散孤立的电网联成一个大的电网，这样可以相互补充调剂。但在当时，输变电线路的建设跟不上。当时流传一句话：“重发、轻供、不管用。”大家对发电很重视，建电厂积极性都很高，但对输变电重视不够，而对用户侧管得更少。所以当时发电增长很快，但输变电没有能够及时跟上。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了电压等级为500千伏的输变电技术，在这之前，西北地区的最高电压等级是330千伏，多数地方是220千伏，再小就是110千伏。500千伏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引进建设的，第一条±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是葛洲坝到上海的葛沪线，从葛洲坝往华东送电。那时我在国家计委也参与了这条线路的引进建设。因为这条线路是全套引进BBC公司（后与阿西亚公司合并成了ABB公司）的技术设备。
到了后来，西北电网的电压等级要提高到750千伏，因为330千伏不够了。那时电力部还没有撤销，电力部科技司司长张晓鲁来找我说要上750千伏，我当时就说现在要上750千伏，将来又要上1000千伏了。
如今，我国装机容量和发电量都迅速增加，现在一个华东电网的电量也比当年全国的大好几倍，不能同日而语，从量变到质变了。由于中国的能源资源分布非常不均衡，能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东部和南部无论是水力资源，还是煤炭资源都相对缺乏。西部和北部的资源如何送到东部和南部去，这是我们国家始终面临的问题，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同时，输电线路越来越多。输电通道也是宝贵的资源，要精打细算，尽量少占输电通道。为了保证今后的供电更加稳定、可靠、安全，我们应该选择输电容量更大，长距离送电线损小的输电技术。
我为什么支持特高压
说起特高压，现在对国家电网公司搞特高压有些非议，成了敏感话题，包括对我们这些支持搞特高压的人也有非议。其实，第一次把特高压技术写入国家文件的，不是国家发改委，而是国务院文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
为什么要搞这个规划？新中国成立后搞过一次科技发展规划，是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搞的，大家认为那次规划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包括“两弹一星”等，都是在那时科技发展规划的指引下取得的成绩。所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搞一个新的科技发展规划。这个《纲要》，据说是全国几万名科技工作者经过数年努力得到的共识，并提炼出来的。这其中就把特高压写进去了。
《纲要》中对特高压的定义就是±800千伏直流和1000千伏交流，文件中把特高压列为国家要重点扶持的20项科技发展项目。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国家发改委也好，还是电力部门也好，都是《纲要》的执行者。所以后来有人争论直流还可以，但不应该搞交流。
还有人说《纲要》里没有说电压等级是多少，没有指出来特高压。后来我翻了一下，里边是写清楚了的，直流是±800千伏，交流是1000千伏。应该说我们这些部门和企业都是贯彻科技中长期规划。假如说不应该搞特高压，那也只能说是那个文件搞错了。为什么这么说？既然说这是数万名科技工作者经过数年的努力提炼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难道提炼错了？不应该搞怎么写进去了？如果要责怪特高压没有经过充分论证，那首先就是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我认为发展特高压还是多数科技工作者的共识。
国家电网公司主张要发展更高电压等级，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装机容量越来越大，输送距离越来越长。我国远距离输电一直在增加，特别是西电东送以后，今后还会增加。因为在东部沿海，除核电站外，建设大型火电和水电的机会不多，所以需要大规模远距离输电，而且现在多地受雾霾的干扰，思想也在转变，过去强调在本地建电厂的思想开始弱化了，很多地方接受从外面来的电。比如江苏，在制定新的五年规划时，考虑更多地使用外来电，而不是强调一定要在自己的地方建电厂。所以，应集中建设大型煤电基地、水电基地、核电基地，比如锡林浩特褐煤很多，完全可以建立大型煤电基地，然后通过特高压把电送出来。
我为什么很支持特高压，就我个人经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二滩弃水”。当时二滩水电站建成后曾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建好后正好赶上中国经济低谷期，二滩的电没人要。我负责主持分电，但也很勉强。因为当时联结川渝的输电线路（三万线）还没建，只能在四川范围内消纳，那个时候经济低迷，大家都不要。当时把二滩的电分成几档，其中一种是计划内的电，我记得好像连3毛钱都不到，两毛多一度。在这个电量以外再发的电，叫计划外电量，只有3分钱一度，当时我们说这连磨损费都不够。
为分电的事我到处求人，请他们帮着解决。其中我就找到了当时的电力部分管科技的副部长陆延昌，我了解到从二滩送出来的电，一条500千伏交流线路只能送90多万千瓦。我问为什么送那么少？他说这都是算出来的。怎么算的，说是根据导线发热情况计算的。我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费了半天劲，建一条500千伏的交流线路，说多了才送100—120万千瓦，这样算的话，我们得需要多少条线路啊。建设线路也不容易啊，而且到处都是输变电线路既影响观瞻，更要占用沿线的森林和土地。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原来的500千伏交流线路的输送容量并不大，大数说就是100万千瓦左右；±500千伏直流当时输送容量大约300万千瓦。如此，要想输送容量大，就只有在提高电压等级上做文章。
关于特高压的论证
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发展特高压之后，我们认真地做了几次论证。
2005年6月21日至23日，国家发改委在北戴河召开了特高压输电技术研讨会，有200多人参加，集中了全国专家的智慧，分了五六个组，这其中既有电工专家，也有电力设备专家。经过这几个组的讨论后，大部分人都赞成搞特高压，即便一些人提出了改进注意的问题，但大方向上也都赞成搞，只有6个人反对。回到北京后，反对的同志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说明他们反对搞特高压的理由。领导看到有人反对，就批示给国家发改委要认真论证。其实我们已经论证了，但领导要求论证，我们就又开会进行论证。
2005年10月31日，召开了第二次论证会，这个会放在了国家发改委召开。会议特意通知，要邀请有不同意见的人来参加，就把对特高压持反对意见的人都通知到了，但最后只有陈望祥来了，他在会上讲了他的意见。我还问过，为什么这些同志没有来？有人说这些同志来了以后怕受你们围攻。本来开这个会是想让两种意见进行认真讨论，因此我把蒙定中的反对意见印成书面材料，发给与会者传阅。
参会的其他人都赞成，吴敬儒同志在会上提出，建议先建淮南—上海的特高压线路。国家电网公司那时提出的试验示范线路是晋东南—荆门。吴敬儒的理由是华东地区缺电，而在南方一带只有淮南、淮北有煤矿，所以在这里搞坑口电厂把电送过去，有利于解决华东地区缺电的问题。
他讲的听起来有道理，那国家电网公司为什么要建设晋东南—荆门线路呢？国家电网公司解释说这个意见很好，他们也想建淮南—上海的特高压线路，但这条线路途经地方的人口密度更大，拆迁量更大，要建的话要更加紧凑，要搞同塔双回线路。而同塔双回特高压线路难度更大，第一次搞交流特高压一下子搞到同塔双回，难度更大。先搞一塔一回，这样先在晋东南—荆门的线路上取得经验，以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搞同塔双回。国家电网公司是从技术难度上来考虑的。两边说的都有道理。会上只有陈望祥仍持反对意见。那天中午在国家发改委食堂吃饭时，我特意和陈望祥坐在一起，想继续听听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但他的意见毕竟是少数。
会后，又有人给上面写信，说没有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觉得我们还是听取了，只是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我们这些人各种运动遇到的事也都经历过，很多事情也是经验之谈。如果不留下书面东西，你讲完了，今后你说我不是这么说的，是别人理解错了，到时无据可查怎么办？所以，那次会上，发言都录音了，也让大家写出了书面意见材料，而且都签上名字。
那次讨论会，还请了史大桢、陆延昌等电力部的老领导，只要是在世的都请了，黄毅诚因为身体不好没来，但他写了书面意见是赞成的。其他的几位都来了，他们都表态赞成搞特高压。会议还特意请了老电力部的几任规划司司长，我记得是五任或六任。会议上绝大多数人是赞成搞特高压的，电力部的老部长也都是赞成的。这第二次会议是因为有人写信，根据领导批示我们又开了一次，实际上在北戴河就论证了，200多人开了好几天会，时间又长，参加人数又多。
争论应从科学出发
要说对发展特高压持不同意见的理由，事实上，理由变了很多次。最初的理由基本上是两条。
一种是说科索沃战争，美国使用了石墨炸弹，如果建了特高压电网，将来美国使用石墨炸弹，一下子就把你的线路断掉了，可能造成更大范围内停电。为了证明这点，想得到部队的支持，专门找了军事科学院，希望军事科学院出具一份材料支持这种观点，可是军事科学院没有给出。
石墨炸弹的原理
炸弹里的石墨丝挂在电线上，使正负极短路，但这种原理不是专门针对特高压电网的，其他电压等级电网也存在这种风险。比如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攻击的就是低压电网。
第二种理由是说特高压对人体有害。这也没有什么切实证据。国际电联出了个意见，至少到目前为止不能证明高压对人体有害。但人家既然说了，也不能说人家说得不对，怎么办呢，就采用物理办法。500千伏杆塔高度的对地电场强度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为了减少对地电场强度，可以把杆塔再建高点，离地面更远些。电压等级高，离地面远，所以电场强度保持不变。电场强度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现在500千伏带电作业很普遍，从电力学来讲，只要人体各部位处于等电位就不会形成电力流。带电都能作业，你说对人体有什么害处？
这两个问题从技术角度都没有得到支持，所以他们后来就不提这两个问题了，又提出另外两个问题。
第一是美东大停电。建设更大的同步电网，如果发生停电就跟美东大停电一样，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把电网拉垮。所以，应该分层分级用直流隔开，不同意搞特高压交流电网。
第二条理由说国家电网公司是为了阻碍改革，认为国家电网公司怕进一步被改革拆分，所以他们用坚强的电网，用特高压把各大区都联起来，使得以后就是想改也改不成。
一直到现在主要就是这两条理由。从技术角度来讲，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有反对意见不能说是坏事，可以把方案搞得更完善。但各种争论要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应该完全从科学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
现在是反对的人还是反对，赞成的人还是赞成。那以什么标准判断呢？光靠概念性的反对或者支持都不能科学地说明问题。这时候，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授予了中国电科院开发的电力系统分析综合程序，用计算机模拟电网安全。于是我们找到中国电科院的周孝信院士，让大家到中国电科院去参观一下。这个系统可以把全国装机容量在6000千瓦以上的发电厂和110千伏以上的输变电线路都输入计算机系统，然后用计算机进行模拟，假如说有电厂不发电了或有线路断了，会对全网造成什么影响。因为现实中不可能把哪条线路弄断了，所以模拟计算是可行的。他们的系统证明不搞特高压反倒不行，因为随着今后各个大区装机容量越来越大，一旦跨区的直流特高压出现双极闭锁，缺少有功无功补偿，反而容易把电网拉垮。我们把一些人请到中国电科院参观，其中包括媒体代表。大家看了以后很有信心，计算机模拟证明特高压是应该搞的，是有利于电网安全的，而不是增加了不安全因素。
缺席的电网规划
实际上，对建设特高压有反对意见很正常，其他的论证也会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在特高压论证问题上会这么尖锐复杂？就是没人来最后拍板。如果不是管理部门内部一些人表面公允，实际上暗中挑事，也不会那么困难。在特高压输电线路上有一条很关键，就是计划建设一条从锡林浩特到南京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
TIPS
黄毅诚（曾任国家能源部部长）同志在任时找了我好几次，他非常重视锡林浩特褐煤的转化，那地方有大量的煤，而最缺电的是华东电网，可以在锡林浩特建大型的发电基地，再把电送到华东去。
国家电网公司坚持要建特高压交流线路，想把三华（华东、华中、华北）电网联起来，而有人反对，应该是技术之争的问题掺进了非技术因素。例如，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就有人找江苏省，要他们表态反对建特高压，否则就不批，这就有点意气用事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还把电力司的负责人叫到我办公室，问他们是否有这种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高压规划和建设都停顿下来了，一直到了“十二五”规划制定完成，分规划也都陆续制定完了，输变电规划却始终出不来，因为意见相左。让国家电网公司拿意见，国家电网公司坚持要规划建设几条特高压线路，而国家能源局就不同意。意见总拧着，直到现在输变电规划都没有出来，现在“十二五”就快结束了。这样就影响了内蒙古、东北等地区，有些风电多的地方，本来在全国平摊算不了什么，那么一点点电加在一起还不到2％，但还是要放弃20％左右，因为送不出来。尽快建设输电通道对于我国发展新能源是有帮助的，如果电网通畅，这点风电消纳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因为在要不要建设特高压电网的问题上一直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所以导致电网建设规划大大滞后。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新的电网规划还可能受影响。我觉得“十三五”当中应当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已经有过经验教训，“重发、轻供、不管用”，所以应当在“十三五”规划当中更多关注输电、供电问题和需求侧管理问题，不是光盲目建设电源点就能解决电的问题了。我的观点是，不管建也好，不建也好，要尽快决策，不能久拖不决。
科学计算证明特高压是安全的
晋东南—荆门的交流特高压线路已是既成事实，那后来淮南—南京—上海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这条线路是怎么批准的呢？当时这条也不同意。那时吴邦国同志还没有退休，两会期间他是安徽代表，所以他要到安徽团参会。
安徽的代表提出来要建淮南—南京—上海的特高压交流线路。安徽有淮南、淮北煤矿，他们想在淮南、淮北建一些电厂，把电送到上海去。他们在安徽人大代表团发言要求国家尽快抉择。吴邦国同志对此作了批示，后来国家发改委批准了这条线路。
其他的线路都没有批，都搁置下来了，尤其是锡林浩特到南京这条是最受反对的一条，因为有人反对三华联网。现在采取的是折中办法，这条交流线路不修到南京，只修到济南，到南京建一条直流，济南还属于华北，所以还是形不成三华电网。
国家电网公司认为
三华同步电网并不大，美国和欧洲的同步电网比这还要大，美东电网的装机容量比三华电网要大，欧洲虽然国家很多，但整个欧洲电网是联结在一起的，总装机容量也很大。
所以，即便把三华电网联起来，总装机容量也没有超过美东电网和欧洲电网。但反对者认为三华电网联起来，装机容量那么大，一旦出现问题，三个地方都要垮掉。
我认为不会出问题。从技术角度讲，电科院有个形象的比喻，华东电网相当于一个蓄水池，输变电线路把电都输到这个池子里，相当于好多条河流流到池子里，这些河流如果突然发生断流或突然泛滥成灾，那河水就要涨和落。比如一条±8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突然发生双极闭锁，一下子500万千瓦的电就没了，这立即会引起电网频率的波动，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偿，电网会被拉垮。而交流电网可以迅速从别的区域，从更大范围进行补偿，如果只有直流不能无功补偿，反倒会使波动很激烈。我想这些东西光靠概念来说是没有用的，还是要靠科学计算，模拟计算证明是安全的，还要靠实践。
特高压扶持了装备制造业
特高压使整个输变电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如果说原来500千伏交直流电网的设备制造还磕磕碰碰，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到了特高压，再回过头来看500千伏，那就是小菜一碟，我们都会做。很长时间，±500千伏直流的大部分设备都是国外的，那时我都挺生气，老说今后再建就能实现国产化，但后来还是国产化不了，有好几个关键的部件不会做，比如晶闸管，就是大功率整流器。
到了交流1000千伏和直流±800千伏，欧洲、日本企业有做试验的，但没有工程化应用的。发展特高压扶持了我们国家的装备制造业，我们不是简单地去买人家的设备，而是要在国内生产，特别是特高压的变压器、开关、绝缘等关键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事实上，别的国家因为没有特高压项目，也就没有工业化生产这些东西。
20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成立了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我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我一直坚持一条原则就是，重大装备的研发一定要与重大工程相结合。如果不和重大工程相结合，空对空的研发，制造出来以后没人需要，你花了很大精力，投入了很大成本，却得不到回报。我们的特高压也有这个特点，我们不是像日本那样，为了将来找市场去研发，而是一开始就有目标，±800千伏的有目标，1000千伏的也有目标。通过招标，设备制造厂商对未来产品的市场看得见摸得着，这对我们国产化很有帮助。如果没有工程项目，谁会下大功夫去投入、去研发，即使研发出来也没有人要。这种模式很好。
此外，特高压还走出了国门，国家电网公司中标了巴西美丽山特高压直流项目。当时巴西能源部部长来华访问时，我陪同他们参观了向家坝—上海±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的上海奉贤变电站。他反复问我，为什么选±800千伏，而不选±500千伏？我说，如果选±500千伏，同样的输电量就需要多建一条线路，输变电线路的路由本身也很宝贵。他就很注意说，那变压器是不是你们自己制造的？他要看看。当时有两排变压器，一半是ABB公司做的，一半是特变电工做的。
他们回国后，巴西国内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建设±8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国家电网公司竞标时，顺理成章中标。特高压原来没有国际标准，±800千伏直流、1000千伏交流的标准都是我们国家制定的，国际电联也采纳了我们的标准，把我们的标准作为国际上这个电压等级的标准。这种变化太大了。我在机械电子局工作时，那时我们真是小学生，人家说啥咱根本不知道，一个六氟化硫开关对我们来讲就复杂得不得了，所以人家看我们连小学生都不如。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跟人家平起平坐，而且有些领域还超过了人家。特别是我们发展特高压以后，在输变电技术领域，可以说我们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特高压十年感悟
应该说，通过发展特高压交直流电网，我们整个技术水平，包括输变电技术水平和装备制造水平，都提升了很大档次，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有些方面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个过程中，由于有着过多的争议，延缓了特高压的建设，也使得搞特高压的人备感艰辛、身心疲惫，不要说刘振亚了，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感到身心疲惫。争论太多而没有人拍板。其实争论不可怕，哪个事情没有争论？应该欢迎争论，但只争论不拍板，这是有问题的。
现在很多人把一个电网和多个电网当成改革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我在很多场合下呼吁，一个电网和多个电网不是衡量体制好与坏的标准。从国际上来讲，既有一个电网，也有多个电网。衡量一项改革或体制好不好，还是应该以生产力作为标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对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要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