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党和国家历任领导人对其每一步的发展都十分关注，并予以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在“两弹一艇”时期给予核工业大力支持，而且在发展核电产业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国核电在起步阶段，之所以能克服各种困难与挫折，稳步发展，与小平同志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特别是在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国外引进这一重大问题的关系上，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宽大胸怀和国际视野。
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首先提出从法国引进大型核电站
邓小平第一次关注中国核电，是1974 年3 月31 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专委会。会议听取上海市、二机部，特别是欧阳予、彭士禄等专家关于七二八工程的汇报，审查批准30 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设计方案。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余秋里、谷牧等领导同志。另外，还有“文革红人”王洪文、谢静宜等。邓小平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对周恩来拍板决策的七二八工程大力支持。同时，他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就提出购买法国核电站的想法。
邓小平提出这样的想法，是基于水电部发展核电的思路。1978 年4 月4 日，水电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中国赴法国原子能电站考察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为了加快我国自力更生发展核电的步伐，从法国引进90万千瓦核电站作为样机，并引进必要的制造技术是可行的，也是适宜的。如进口条件许可，宜同时引进两套90万千瓦核电站，建于同一厂址。1978 年9 月6 日，水电部在向国家计委上报的有关苏南核电厂计划任务书的报告中提出，引进新技术成套设备，现已与法国进行谈判，拟引进一对90 万千瓦核电机组。
1978 年12 月4 日，邓小平在中法两国政府签订一项为期七年的关于发展经济和合作的长期协议时，向法国记者表示，中国已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设备。这一重大信息，成为我国核电发展自力更生与国外引进相结合的风向标。这个风向标向社会各界表明，从国外引进核电站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怎么干的问题。因此，1979 年底，广东省才正式着手对引进核电站进行可行性研究。
秦山核电站要继续干
七二八工程，起步不晚，但期间因各种原因，走走停停，后来又遇上美国发生三哩岛核事故，工程面临下马的危险。1979 年12 月30 日，邓小平同志在国防科委《关于发展核电站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指示：“我认为继续搞是应该的（指试验性核电站），主要考虑国家财力的可能。”
七二八工程最早萌生于上海，后来由二机部与上海市共管。这种共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工程的进展。加上美国发生三哩岛核事故，凸显出核安全的特殊性，最后关于七二八工程归属管理问题，1979 年12 月13 日，邓小平就指示：“我认为二机部抓总较为妥当”。
八十年代初，由于“文革”的影响，一是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二是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实力严重不足。不论是自力更生自己干，还是成套引进国外技术，都受到资金短缺或思想滞后保守的影响。由此，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 年代初，国内能源界发生了为期七八年的三大争论。此外，一机部、电力部、二机部，以及个别省区，如上海市、广东省都想自己干核电。大有各路诸侯争霸天下的阵势。
邓小平同意以二机部为主搞七二八工程建设，但二机部没有资金。时任二机部部长刘伟提出向国外出口铀产品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他在二机部《关于铀产品出口问题的请示》上批示：“我看可以办”。出口铀产品挣得8000 万美元，为七二八工程，即秦山核电站的起步筹得部分启动资金。
1983 年6 月1 日，秦山核电站破土动工。但几个月后，又是因为几个部委或部门相互争论，传出工程要下马的消息。邓小平、陈云及张爱萍等领导同志坚持秦山核电站要继续干。
支持秦山核电站要继续干，同时主张国外的核电技术也要引进。在辩证处理自力更生和国外引进这两个问题上，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非常具有战略眼光和领导艺术。
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作者曾专门采访原中核总蒋心雄总经理。蒋心雄同志说：“1992 年12 月，小平同志去杭州。23 日，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同志和吴医生专程考察了秦山核电站。在考察中，邓楠同志问从杭州到秦山怎么走，火车在哪儿离秦山最近，道路行不行，还曾两次表示小平老人家很想来看看。”
1992 年12 月31 日，我和黄齐陶等同志前往杭州，通过邓楠向邓小平转达了一封由我签署的汇报及问候的信函。希望小平同志来秦山看看。邓楠说：“老人家对核电是关心的，也想去秦山看看，就是那边的路不好走，弯弯曲曲。这次就不去了。老人家说核电还是要发展”。
“‘核电站我们还要发展’这句话，是小平同志1990 年12 月24 日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过的话。这次又通过邓楠再次强调这句话，可见小平对核电的关心。”
嘱咐广东核电站要快建设 早受益
邓小平同志不仅对秦山核电站很关心，对引进的大亚湾核电站从起步到发电也倾注大量心血。
上世纪80 年代初，在国内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花巨额外汇，从国外引进大型核电项目，从中央到各有关部委争论很大。即使在中央决策高层中，不少领导同志对从国外引进核电项目持反对或谨慎态度。但以邓小平为主导，坚持要从国外引进。要引进，就要冒巨大的政治与经济风险。
1984 年春天，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对深圳市领导说，深圳特区建设还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办好深圳大学，二是要建好广东核电站。
1985 年1 月19 日，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签字仪式在京举行。邓小平同志会见了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时任国务院核电办办公室主任，会见时作记录的陈增庆对作者回忆说，小平对嘉道理讲：“你的公司和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是中国当前中外合资的最大的一个项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个项目协议的签订，把大陆和香港的经济联系更紧密了，其意义不仅在7 年建设过程中，而且在1997 年以后还会有深远影响。”在会见快结束时，小平说：“再过7 年，你93 岁，我87 岁，开一个庆祝会。用这个合作项目作为我们对外开放的典范。”小平同志与嘉道理相约，等大亚湾核电站建成后，两个老人到大亚湾参加庆祝会共同为之剪彩。又据李鹏日记记载，会见时，小平同志对中方出席会见的人员李鹏、黄毅诚、周南、魏王明、王全国、陈增庆等人说，“大亚湾现在的问题是快建设，早收益。”
面对香港反核风波显示政治家的政治定力
1986 年4 月26 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事故。由此引发香港反核事件。
事件始于5月中旬。7月初香港谣传邓小平改变了在大亚湾建核电站的想法，7 月8日邓小平看到新华社有关材料后，7 月10 日通过秘书王瑞林向李鹏转达意见：中央领导对建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7月11 日，王瑞林又打电话给李鹏说：“让他们闹去吧，建核电站不能改变。”
先有邓小平确定的原则，后经过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核工业部及大亚湾核电站的共同努力，反核事件终于在9 月中旬平息。这使9 月23 日大亚湾核电三大合同签订成为可能。
10月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部长温伯格时谈及核电问题。邓小平说：“核能是个好东西，不能抛弃。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起步太晚了。香港人应该责备我们起步太晚了，而不应该责备我们在积极搞核电站。”此话意味深长，深得温伯格的赞同。温伯格讲：“我本人支持搞核能，里根总统也支持搞核电站”。
中广核集团公司第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昝云龙曾向作者介绍说：“小平同志说，核电站要搞就搞国际水平。”“据统计，在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中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批示不下10 次。”
另据李鹏日记记载，小平同志对苏南核电站建设也予以大力支持。后来苏南项目下马，这是后话。除苏南项目外，邓小平也关心其它省区的核电布局。1979 年1月6日，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等领导同志谈建设方针时提出，要注意多搞水电、搞坑口电站，也可以考虑在东北搞核电站。
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于1994 年2 月8 日投入商运。邓小平2 月9 日（大年三十）得知这一消息后，让李鹏转达他对大亚湾核电站正式投产表示祝贺。
十年前邓小平与嘉道理约好，在大亚湾核电站投产时前往祝贺。不幸的是，嘉道理于1993 年仙逝，邓小平也因年事已高，以及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但是，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分别建成投运，证明了自力更生与国外引进相结合这个战略决策的正确性。没有这个超凡而大胆的战略决策，就没有中国核电大国的今天。
原标题：改革开放40周年丨邓小平——鼎力支持我国核电发展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