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脱困亟待各方努力
今天阳光灿烂、蓝天白云，可能我们谈煤炭的心情就放松一些。
从2012年下半年以来，煤炭经济运行持续下行，需求下降、价格下跌、效益下滑、企业经营压力不断加大。煤炭的困难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第二，煤炭行业在前期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如需求下降、产能过剩、进口煤规模大、市场竞争无序。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濮洪九
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巡视员牟广丰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蔡继明
针对煤炭行业出现的困难形式，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都高度关心和重视，多次作出批示。2014年7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中国煤炭供应协会协同有关部门，建立了煤炭行业联席会制度。发改委和能源局做了大量工作，一年多来，围绕着完善考核等方面，多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并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现代能源体系，同时明确提出要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要清洁、高效、利用，煤炭行业脱困，就要按照推动能源革命的要求，推进煤炭安全高效智能化开发和清洁、低碳、集约化的利用，重点要抓好结构和经济运行质量的调整。
以下是我给出初步意见。第一、转变发展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市场经济理念，抛弃计划经济时期有困难找政府、要政策的传统观念。所以要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强化市场意识和市场竞争理念;第二、“十三五”期间到底每年需要多少煤炭。有了这个数据，将有助于合理引导煤炭生产，引导主要产煤省和煤炭企业生产经营，严格控制煤炭总量，严格控制违法违规煤炭建设和生产，维护煤炭市场供需平衡;第三、要加快建立完善煤炭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这是煤炭行业突破的重要抓手;第四、使煤炭产业真正得到调整，进行企业重组;第五、推行煤炭战略性重组，将煤炭和电力很好的融合，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成立大集团跨地区、跨行业。
因为涉及到一万多个企业，几百万人转型，煤炭行业自己要努力，也离不开公众的理解，只有这样煤炭才能够尽快脱困，对国家的发展和环境做出贡献。
(张琪/整理)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 周大地
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郭振岩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能源研究所所长 王进
关于北京雾霾的几点思考
我想分享关于北京雾霾的几点思考。
在“新常态”下，我们主观上做了一些努力，节能减排、调整结构、科技进步，再加上企业开工率降低。在这种情况下，雾霾现象本该有所减缓，不应越来越严重。
有人说，北京雾霾也基本上成了新常态。那么回顾一下，去年两会前夕，8天连续雾霾，大家心情压抑。有不少代表在会上提出雾霾治理方案。
最近一个月，北京最高纪录长达18天不见天日。有的网友就在网上调侃，说治理雾霾基本靠风，有人还说基本靠吹，治理垃圾基本靠坑。
那么到底雾霾是怎么形成的?环科院北京市环保局解释为：一、污染源。这个污染源包括外源和内源。北京市里稳定恒定的，一边建好一边新开工，不少于3000多个工地，600万辆机动车;二、地形地貌。北京是三面环山，是一个簸箕型的地形地貌。还有所谓人工的地形地貌，北京是全世界高楼大厦最多的城市，又是环形布局一环套一环。空中看北京好比一个体育场，成了“锅底状”，这样污染物也不易挥发。总而言之，北京雾霾的形成是由人为的污染和地形地貌以及城市规划布局综合的原因造成的，
另外，我认为雾霾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因素。2008年奥运会、APEC会议、国庆阅兵，通过人为的努力都控制住了雾霾。我认为我们这种体制，也可以称为“举国体制”，可以操控天地，“举国体制”可以控制雾霾。
如果我们把雾霾问题提高到这个高度，我认为“举国体制”能够控制雾霾。这得算一笔账，就是关停500公里半径的过剩的产能，安置这些工人，进行转产要花多少钱。我们政府强大的财政收入、外汇储备、银行、信贷、信誉担保，还有我们将实施的对外无偿援助，足以解决北京周边的一些问题。 套用古人的一句话，如果说治不了雾霾，那是“为长者折枝”。
近年来，雾霾日益严重说明什么?说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明我们结构失调、布局混乱、由量变到质变。在某种程度上大规模污染的时代快要到来，不是危言耸听。说明前30年经济高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我们走的并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牺牲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呼吸道的疾病几乎是北京常见的地方病、多发病，很多人都有喉炎、鼻炎、气管炎。北京肺癌呼吸系统发病率居高不下。
所以我认为这种发展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必须要转型必须要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要从根本上重构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建立绿色GDP系统，将生态环境保护的费用列入到生产成本之中，否则人们的身体健康，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民族的健康是我们繁荣复兴的基础，不注意这一点畸形发展势必又回到100年前“东亚病夫”的状态!
(张琪/整理)
能源行业国企混改要与非公经济发展同步
目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一半，占新增就业岗位的80%以上，且已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
不过，在能源行业中，由于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油气行业无论上游资源配置、开采、中游加工还是终端销售网络都基本形成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垄断的市场格局。电力行业则算得上市场化程度最低、竞争程度最差、非公有制经济地位最低的部分。迄今，我国还没有真正形成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等四个环节分开的格局。在发电与输配售两大市场上，发电市场相对开放，任何资本均可进入，但五大国有发电集团加上国华电力、华润电力、国投电力、中广核集团无论是在代表生产能力的装机规模还是代表市场份额的发电量等都占据主要地位。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能源央企上缴利润比例较低。电力行业在2008年到2010年，参与试行的10家国有独资企业上缴年度净利润的比例为5%或10%，从2011年开始，上缴比例分别提高到10%或15%，而国外多个国家为30%-50%。
多年来，民营企业要求进入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但缺乏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往往遭遇“玻璃门”。比如石油的开采、进口、提炼、批发、零售、运输等各个环节，民营企业根本无法与中石油等平等竞争，其有的分公司，对内实施油运价格低于民营企业数倍的“内外有别”价格歧视政策。
事实上，应当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
此前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和 “非公经济新36条”两个文件，都强调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一视同仁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行业和领域。 加快开放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
目前，已经有6家民营企业获得非国营贸易进口资质。数据显示，2016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比去年同比增133%。
(李慧/整理)
“十三五”规划落实求同存异
“十三五”规划方向很明确，但对能源革命的解读和具体落实，各方认识还不一致。
由于对现在能源、能源界面临的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看法不太一致，所以工作重心不能集中到一点上去。我觉得很关键一条是，从大形势上来看，当前能源需求在减速，究竟是短暂波动，还是长期趋势，认识不一致。对“十三五”能源究竟需要多少，低的估计大约是在45、46亿吨，还有一种说法是47、48亿吨，或是50亿吨，这三个预测数字都有。
我们认为，45、46亿吨的可能性比较大，50亿吨这种可能性不存在。所以在不同预测情况下规划做起来非常困难，如果总量要44、45亿吨，那么对于能源结构，对于所有的投资，甚至布局都有重大影响。
所以“十三五”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十三五”规划会出现不同意见。特别是在如果出现能源增速，就是维持比较低的情况下，能源结构调整是不是还有需要?
对于治霾，我觉得短期压力巨大。一开始治理的时候，由于基础设施还比较明确，那么污染物下降的速率比较大，到后来就越来越慢。比如说脱硫脱70%比较容易，到95%以上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十三五”治理雾霾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实际上能源清洁压力巨大，丝毫不能犹豫。
中长期压力也是有的。巴黎气候大会刚刚闭幕，我也参与讨论，吵得一塌糊涂，连续有几天都是开到凌晨4、5点钟。但此次大会也说明了几点：第一、130多个国家元首明确表态，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应对的挑战;第二、由过去发达国家单方面呼吁，已过渡到了现在所有国家共同应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第三、每5年要对这个行动情况进行回顾盘点，其作用是以后不断加压。
要治理大气、调整能源结构，国家目标如何能够引导企业，使市场在国家目标的引导下和规制下，发挥市场积极作用。我认为，从经济学上来讲，在确定目标下最小成本，多目标决策比较困难。所以只能在确定目标情况下竞争。所以如何在经济性和价格传递，或者经济补偿这些方面下功夫，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我觉得是“十三五”非常紧迫的任务。
另外，“十三五”基础设施建设也十分重要。我们过去有14大能源基地，有那么多煤电基地，煤制油、煤制气等，有这么多能源需求预测。在目前全球能源形势下，有人强调进一步把能建搞起来，我认为这是一个经济调度问题，需要项目投资和调整。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技术路线，在不同需求下，技术路线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煤制油、煤制气不能解决低碳问题，仍然是一个短命的技术。
“十三五”期间，我们希望对总量、经济效益以及总效益进行优化，如果采取各行业各部门单打独斗，那么中国的能源建设就会出现混乱且盲目的竞争局面。能源革命是一场系统的革命。
(张琪/整理)
中国电工装备制造业的反思
中国现在在推广制造强国战略，其中一项举措就是中国制造2025，跟一些其他行业专家沟通交流过程当中，他们提到中国制造2025，好像是给电工装备准备的，实际上电工装备现在压力也很大。
为什么压力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习前苏联老大哥;六七十年代自我摸索;八九十年代引进、消化、吸收;进入本世纪把原来基础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
最终取得了今天的成果——发电设备：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等;输变电设备：特高压交流;输变电设备：特高压直流;配套材料及组部件。
然而电工装备制造业真的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了?从满足用户需求上，从功能上我们确实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是里边一些具体的东西，还存在一些问题。就高端电工装备而言，我国仅仅属于第二梯队末或者第三梯队头，处于追赶欧盟(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地位，与美国的差距(尤其是发电领域)更大。
存在的问题包括：第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高端装备研究设计水平较低，实验检测手段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缺失。企业技术创新仍处于跟踪模仿阶段。底层技术的“黑匣子”尚未突破。一些关键产品很难通过逆向工程实现自主设计、研发和创新;第二、基础配套能力不足。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先进工艺、产业技术等基础能力仍然薄弱，制约了整机和系统的集成能力; 第三、部分产品质量可靠性有待提升。基础能力跟不上，制约了产品质量和可靠性，突出体现在产品质量安全性、质量稳定性和质量一致性等方面。部分产品和技术标准不完善，跟不上新产品研发速度;第四、产业结构不合理。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
如何解决以上状况，作为一个企业，经营理念、销售策略，一些思维问题的方式方法，都要做一些相应的转变。另外找出差距，像上述提到的4点问题，都是从宏观上说，但不同的产品可能存在不同的问题。找出问题然后真正从基础抓起、搞好强基工程、打破行业界限、组建创新平台。上下游联动，各负其责，相互扶持，谋求共同进步及发展!
(张琪/整理)
国际产能合作机遇与风险并存
当前经济形势压力较大，我们各个传统制造业板块都呈过剩状态，产能供过于求。在国内外的企业利润都有所下滑。走出去面临的压力更大，同时面临巨大风险。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支持将产能带到其他国家，让经济能够良性发展。
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投资咨询委员会副主席、中俄国际经贸关系发展协会主席 奥列格˙杰米好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 胡卫平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张一心
我们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实际上也是希望企业主导、政府推动。政府需要做什么?显然政府需要协调规划，要给予管理方式、完善配套政策、营造环境。目标就是希望实现国际产能合作，尽快在一些国家落地，把机制建设起来。通过国际合作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首先谈谈合作领域。合作区域“一带一路”是亚洲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是我们必须要走得的。这些国家包括南亚十国、南亚十国、西亚十国。非洲是我们合作重点的区域，合作的领域更多是能源资源的开发，地缘地貌的建设，包括油气管网基础设施的建设。
发达国家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在节能环保及能源领域技术合作;加强互相贸易和相互投资;合作保证全球能源供给安全;合作推动全球资源投资开发势头包括核电、新能源、能源资源开发。
国务院研究室巡视员 范必
中广核集团总经济师 岳林康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永才
按行业来讲，煤炭产业总体低迷，清洁利用化较低;油气产业国际市场供给充分，但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尚待投资开发，发展中国家管网严重不足，利用不足;电力产业我们放到“一带一路”的国家，中国人口人均GDP和人均耗电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关的。
合作机遇包括：“被动全球化”向“主动全球化”的转变;“个体走出去”向“联合体走出去”的转变;“经贸合作”向“全面合作”转变;“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恰逢其时;领袖密集出访和活动打下国际合作的政治互信基础。
战略风险分类：1、国际政治风险包括俄罗斯力推“欧亚联盟”、欧盟积极推动“东部伙伴计划”、美国重返亚太和“印太走廊”设想等;2、国际市场风险，国际能源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全球债务规模的膨胀迅速远离于全球GDP增速;3、宗教与文明冲突，东西方多个文明教会，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矛盾与冲突等;4、国家债务风险，内部投资项目考虑负债率，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
投资风险包括：南亚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猖獗、各国政治派系斗争激烈、执政能力较弱;东南亚地区局势基本平稳，但面临转型，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中亚地区总体形势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西亚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埃及、两伊的局势不确定性有增无减;中东欧多国在欧债危机爆发后曾经历外资撤出和经济衰退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等。
(张琪/整理)
本版图片付拥民/摄
国际石油和石油产品市场的价格风向
首先，俄罗斯联邦能源部部长亚历山大诺克授权我宣读他对此次大会的贺信：“我谨代表俄罗斯能源部，对参加‘第四届中国能源经济论坛暨2015年中国能源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的嘉宾表示崇高的敬意!能源行业关系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更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俄罗斯工业与全球能源安全息息相关。中俄能源合作，在俄罗斯对外交往中占据重要地位，中俄能源领域全产业链长期合作也不断注入新内容。当前，中俄能源合作正在向投资领域拓展，这不仅提升两国经济合作水平，也进一步增强两国政治互信。最后祝愿各位到会嘉宾，在‘十三五’期间取得更大成就!俄罗斯能源部部长亚历山大诺克。”
当前，中俄两国对世界原油市场的定价没有影响力，传统的俄罗斯原油出口价格主要参照布伦特原油价格。中国进口的原油价格非常高，原油定价话语权使中国石油企业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蒙受巨大损失。同时，由于对国际原油市场影响力不足，导致无法对燃油价格体系产生直接约束。
两国正在商讨关于石油贸易领域的定价体系，研究在双方的交易所进行原油及其产品交易的可能性，同时谈到希望建立双方基于合作基础上的原油贸易价格体系。
2014年，俄罗斯生产原油5.267亿吨，中国生产原油2.114吨，进口3.1亿吨。中俄近两年年生产和消费的原油占全球原油生产量约25%，大概10.477亿吨，如果减去重复计算，这个数字大约占全球消费的24%，也就是说中俄两国占全球原油市场的份额是24%，但中俄的石油价格却是按照迪拜体系来算。
欧盟国家占全球1.6%，权重远没有中俄两国高，但他们却控制了国际原油的价格体系，欧洲的原油贸易定价体系已经维持30年没有变动。这其中有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政府机构的因素，还应当指出的是，原油价格信息产生是由生产、消费、分析机构和国际政府间的态度决定，有一个显著范围的差异性。所以形成了改变石油定价体系的第一层含义。
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上升到新阶段，高度合作和强互补性的特点，建议两国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双方可以以本国的货币定价进行交易。无论是用卢布还是人民币对原油及其产品进行结算，最重要是增强两国在原油市场上的影响力。规则不是一成不变，历史上原油定价体系也经过变动，国际规则也有一些改动，最终才形成了目前的国际原油定价体系。
原油定价成本缺失，对于石油出口国来讲，意味着风险提高和财政收入的不稳定。同时，对于石油第一进口国也是一样的。增强中俄两国在原油定价体系中的话语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良好的补充。
低油价下的油气生态环境
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来讲，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全球性的环境和认识。
目前全球油气的供应格局从中东和前苏联地区，已经逐步演变到了中东、前苏联地区和美洲地区;页岩气使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这是导致全球能源供需重心变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因此，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方和需求方都处于一个变化阶段，页岩资源成为国际能源市场新宠，需求方主要集中在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印度、中东地区、欧洲、美国等。
从2014年到现在，国际能源公司受到供大于求、地缘政治等影响，业绩严重下滑，大都采取趋稳的方式。在低油价的刺激下，国际能源公司的业务重点集中在深水和LNG，加快处置下游核心业务并投资具有竞争优势的资产。
而中国“三大油”受国际油价下跌和宏观经济影响，今年上半年业绩均出现两位数字的大幅度下降。中石油比去年同期下降23.9%、中石化同比下降23.3%、中海油同比下降29.41%。
总体而言，2016年将是公司发展最困难的一年，公司仍将继续应对低油价运行的挑战，包括低油价下，国内成品油市场需求不振，供应过剩压力加大;天然气供大于求，行业面临需求滞后于供应的挑战;国企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混合所有制、政策监管、油气价格改革呼声高;能源技术创新快速推进，特别是带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能源结构调整，特别是环保因素对于化石能源消费的制约。
为此，我们应该从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体制改革的原则中找出办法。首先，油气公司应加强战略谋划，研定企业发展策略，稳步推进重点项目，通过企业并购或抵消资产剥离的方式调整业务结构，优化上游勘探开发业务，提质增效发展下游练化销售业务，协同上中下游一体化发展方向;其次，加强技术创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再次，尽快改革完善行业法律法规和财税政策;最后，降低增效，提振行业发展信心，坚定多渠道、全方面的发展理念，加强建设清洁高效的能源体系。
寻求石油企业改革简化为三方面：上游：逐步开放原油进口权，加快勘探领域引入混合所有制，通过多元化能源投资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中游：建立油气管道及其他基础设施第三方公平准入制度，构建具有活力的市场，同时推动监管体系整合，保障改革措施推进;下游：推动原油战略储备体系建设，完善成品油和天然气定价机制，拓展油气进口渠道适时发展相关产品交易平台，推动我国油气期货交易。
新形势下的核电创新发展
国际原子能机构2015年报告专门提到了核电的作用，观点积极正面，尤其提到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共识，核能能够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显然，核电新常态有很多解读，有几个关键词必须要牢记：安全发展、低碳发展、创新发展和高效发展。
我们要持继坚续走核电装备自主创新的道路。我国核电发展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国际化，设备、技术大量引进;第二个阶段是本地化，外资降低成本，在中国建立大量的合资公司，在中国生产、销售;第三个阶段是国产化，用国外技术投资、加工，但生产和销售都在中国实现国产化;第四个阶段是自主化，不但自主生产也自主设计;第五个阶段是走出去。
核电走过自主创新这个过程，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处于自主化阶段，这是一个标志性的阶段，要真正走出去的话可能还要有一个过程。
此外，我们要充分发挥核电企业的主体创新作用。国产化也好，自主化也好，能源集团本身投入和推动是根本力量，上游和下游一系列相关的企业来共同推动。我们研发设备过程中，需求拉动是一大促因。其次，要加大投入，如果没有经费预算的支撑，无法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也不可能完成创新。还要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以开放的心态联合我们的同行，跟我们一起来攻关。
最重要的一点，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优惠政策以及在体制上、机制上、投入上还有标准上总体产业的协调和指导。煤炭、钢铁都在转型，对于核电来说，我们也要承担历史责任，继续发光发热，创造更好的明天。
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思考
中国是能源消费与油气进口大国，单靠自身力量来维护能源安全难度越来越大。维护能源安全的方式，从过去传统的个体，逐步转向集体，就是说我们要参与一定的能力治理机制来维护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主要表现为油气安全，按风险类型和时间来划分，有既有安全风险，还有一些新安全风险。既有安全包括供给安全、价格安全、通道安全。现在全球能源尤其是油气，呈现出一种多点供应、供大于求的局面。新的安全风险诸如恐怖袭击、海盗、气候变化等。
此外还有投资政治法律风险，能源投资会涉及到新民主主义，能引起民主主义这种情绪，由此带来的政策变化、合同纠纷、环保、人权等等，都会带来投资上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投资目标国的腐败风险，尤其是大宗资源开发，往往会涉及到政策利益等问题。显然，很多新的安全风险，对我们现有机构构成了严重挑战。
全球现有能源治理机制包括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能源论坛、能源宪章条约、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这些机构的能源治理机制仍在进行不断改革，这些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逐步降低能源战略储备重视程度;治理对象有所扩大，诸如石油、电力、新能源、新技术、环保等;扩大参与国，国际能源署、能源宪章都希望中国参与，宁可降低标准希望扩大参与国，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不过，说是全球能源治理，上述机构仍然是一个局部治理，并未从局部走向全球。因此，建立三位一体能源治理体系十分必要，即全球性，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带来的使用约束和能源反腐败等;专业性，解决投资安全问题;区域性，双边和区域性。
对我国而言，是新建一个能源治理机制，还是在原有基础当中加入进去?中国参加能源治理机制的目的主要是供给充足、价格平稳偏低、自由贸易和投资安全。在我看来，对于这些现有治理机制，比较有希望且能够达到治理预期的，一个是二十国集团G20，一个是能源宪章ECT，这两个比较适合中国。
中国呼吁G20成为一个自由、开放、竞争有序、监管有效的全球能源大市场，共同维护能源价格和市场稳定，制定和完善全球能源治理原则，形成消费国、生产国、过境平等协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作为2016年G20主办国，我们主张应在G20框架下就建立能源治理机制达成共识;在机制建设上争取突破;在治理内容上有所创新，如能源市场建设，运输通道安全，取消化石能源补贴;及早谋划。
此外，中国还应当考虑在“一带一路”上开展多边双边能源合作。“一带一路”是一个大框架，需要每一个领域在“一带一路”上开展合作，“一带一路”上又是能源资源主要投资国，从国际合作角度来讲，有约束力的条款是比较高级的合作形式。而在有约束力条件之间，最初级是什么呢?就是会议。所以在“一带一路”应该开展多边和双边的能源合作。
总而言之，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靠本国的能源资源来满足自己的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能源资源已经全球配制。因此，只有参与全球化时代，才能够分享，参与治理才能得到公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
核电商业模式与经济性
中国确定了2030年一次能源消费中非化石能源的消费要占到20%这个目标，预计到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的供应量达到12亿吨标煤，这里面水电、太阳能、风电的占比很大，有望达到8.6亿吨标煤，还存在3.4亿吨标煤的差距，这要靠什么?靠核电。
新电改六大配套文件里面有一句话，核电是作为第二类优先保障发电，这就是核电的一个机遇。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全社会电力消费总量增长速度放缓，电力市场改革，给核电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核电的技术特点体现在“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这是最高原则。全世界都在讲核安全文化，这是我们的软实力也是核心竞争力。核电最大风险就是系统性风险，整个行业存在天然系统性风险，各个环节的企业都不能犯错误，犯个小错都可能影响到整个产业链，影响到整个行业的经济信誉和后续发展。整个行业里面，产业链上任何一个小事情都被放大、炒作，成为社会新闻。
核电有三个层次商业模式特点。第一、核电站，商业模式非常类似于大型水电项目，投资巨大，燃料成本占比较低，电网比较稳定。第二、以核电为主业的企业集团作为核电企业的主管部门，责任和其他的企业集团不同，他有政策责任、安全责任还有最终的经济责任。第三、核电行业和其他的工业行业管理有很大不同，因为责任特别强，需制定政策、组织评审、制订标准、实施监管，处理应急。有人认为国家控制核电进入门槛太严，其实这是为了整个行业整个国家核安全的要求。另外在行业成熟度不够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市场化竞争。
核电的商业模式有较强的可持续性，但面临电力市场的新常态和改革、竞争的压力，其商业模式必须与时俱进，积极创新，其技术路线必须不断提升，才能使核电的安全性、环保性、经济性得到体现，成为实现“中国承诺”的主力军。
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
谈到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一方面是环境压力倒逼能源转型，另一方面，能源互联网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截至2014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约4.3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2%。但发展带来的问题同样突出，由于我国的能源集中在山地，必须通过在全国优化配制。
因此，如何安全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当今亟待解决的问题。构建能源互联网，对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分布式电源的介入具有重要意义。现下，中国正在倡议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国电力需求。
“十三五”将实施互联网+智慧能源的行动计划，能源互联网具有四大特点：分布式、互联性、开放性、智能化。有条件的企业要做互联网，加入能源互联网洪流一定会大有所为。
正泰以打造能源互联网，深度融合新兴信息技术为己任。目前正泰在全球已建成并网运行光伏电站，装机容量1.5 吉瓦，已签署战略协议规范项目超过4个，积极探索新的发电模式，打造O2O分布式平台。只有把能源和智能机构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能源互联网。
建设中的正泰线上公用与民用物联网平台，依托物联网智能终端等技术，环境检测、城市能源检测，并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设备状态、电能负载等技术进行跟踪和分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当今世界经济形式复杂多变，能源变革也存在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坚持不懈齐心协力，一定会促进清洁能源、绿色发展，共建美丽中国。
原标题：第四届中国能源经济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