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美国月度发电量统计显示，燃气电厂发电量首次超过了燃煤。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直接的原因非常简单，页岩气的出现与繁荣，造就了一个价格低廉的天然气环境，在部分地区甚至低过煤炭。在相当部分地区，燃气发电即使作为基荷，与煤炭竞争，也变得比燃煤发电便宜，无论是短期考虑可变成本，还是长期考虑资本的回收。此外，对电厂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温室气体等)排放要求的不断加码使得燃煤电厂的成本也处于上升的趋势，未来潜在地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约束。
煤电有可能“反超”吗?
月度燃气电厂发电量超过了燃煤，这种情况是可持续的吗?那不一定。短期内，煤炭的价格在波动，天然气的价格也在波动，而且往往波动更大，是天然气还是煤电具有比对方更好的竞争力，这基于各自的市场供求形势，随时在变化，彼此伯仲之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市场的魅力恰恰在于，能够灵活的反映各种变化，始终让成本更低的技术占据更大的短期市场份额，并且引导长期的理性投资。
煤电“反超”就意味着“逆替代”吗?这个“逆”字缺乏任何准确的含义，即使在环境的外部性没有准确定价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环境外部性意味着成本，但是这成本不是无限的。如果气电的价格比煤电高出一大截，即使存在环境外部性，煤电对气电的替代也是增加全社会福利的。这其中，无论谁替代谁，都是市场的正常反应。这种“逆”替代的说法，本质上是把连续性问题给二值化了，简化了问题，但是也产生了错误的含义。
含义一：气不一定比煤贵
气不一定比煤贵，气的市场与煤炭的市场，尽管有所互动，但是终究是两个市场，受各自供给与需求变动的影响。
既然不同能源品种互相竞争但是又不是完全可替代的，那么他们之间就存在着随时间与场合高度变化的价格比较关系。所谓各种能源“合理比价”的说法，没有基本的经济含义，无法说清楚“合理”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当然，在我国，气普遍还是比煤贵不少，比如以当量热值计算，可能还要贵2倍甚至更多。当然，这部分的原因在于行政定力的长期性价格体系。在某些时刻，气如果过剩比较多，其价值(可以理解为可避免的成本)会大幅下跌，也应该下跌以反应市场变化。
含义二：气电不一定比煤电贵
气如果比煤便宜，那么气电就肯定比煤电便宜了，因为气电的单位千瓦投资成本更低(大约20%-30%)。
那么，这种情况下，气电是不是一定就比煤电贵呢?这也还不一定。这完全取决于机组工作在电力负荷的何种位置。一个电力系统的基本常识是电力需求是波动的，峰谷差可能超过50%，未来可能还要大，如果可再生能源占据系统显著份额(比如超过20%)，可能系统就没有基荷了，也就是，所有的机组的利用小时数都要打折扣。
最极端的，最高峰时刻(比如夏季中午傍晚空调用电高峰，冬季傍晚高峰)每年也就几百个小时，这部分需求及其有限。巨大的一次固定资产投资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摊销，那么这部分投资显然要越小越好，而燃料消耗由于总量小而变得无关紧要。这种情况下，天然气机组，特别是单循环机组(能源效率变得无关紧要)，显然是相比煤电机组更好的选择。
在某种电源占据极大优势，或者可再生能源份额很大的地区，这种情况将更加普遍。前者比如云南、四川这种地区，水电及其丰富，其他机组每年只有有限的机会发电(从负荷曲线形状来看，最高峰10%以内的需求每年不超过几百小时，但是这部分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后者比如辽宁，风电装机很多，低谷调峰困难，而煤电机组“启停调峰”(应该讲，这是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的常态)甚至面临很多技术性障碍。这些地区，煤电无疑完全不是理想的选择。
含义三：重要的是建立能源品种间的竞争机制，而不是“定位”
煤便宜就多用煤，气便宜就多用气，这本来就是市场的基本功能与正常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短期可以很快，改变已有机组的发电份额，在长期可以引导理性投资，优化容量结构。这是价格变动下的市场正常反应而已。
这种市场的灵活变化(比如煤价、气价、其他竞争者)，已经是传统的“定位”思维所无法应付的。不回答定位错了如何办的问题，就不应该做任何形式的“定位”。这种对现实问题的极端简化已经完全不适应现实经济与能源系统的运行。
这些含义，可以为我国“十三五”能源电力规划的编制提供参考。
作者介绍张树伟，能源经济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卓尔德(北京)环境研究与咨询中心首席能源经济师，此前多年供职于中国电力行业、IEA等能源咨询与决策支撑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