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国：“一带一路”不是针对TPP的，但是TPP是针对中国的
叶一剑：接下来进入第一场圆桌环节，像朱部长讲的一样，我们讨论“一带一路”的时候，其实从两年前的时候，无论是讨论中国的问题还是讨论世界的问题，都成为了一个非常必不可少的符号，或者叫关健词。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在今天这个场合再去讨论“一带一路”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今年3月份我们国家发布了“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在愿景与行动中对于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表达有非常详细的表述，但是这样一个表述我们在今天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它不是静态的，一定是动态的博弈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每一个时间结点去讨论“一带一路”时都有必不可少的新的背景和新的战略博弈，所以我把它比喻为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在最近的动态博弈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就是TPP的概念，在这样的概念出台后，其实很多人愿意把它和“一带一路”之间进行比照，这个比照过程中，就产生了很多新的分歧。
圆桌会议现场
今天邀请的四位对话嘉宾其实在目前中国的主流思想场中都带有鲜明的符号价值，魏部长在很多全球的经贸为代表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中是一个亲历者，这两年以国际中心的身份代表了中国在国际表达上非常主流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背景性的东西就不再做太多讨论，首先给魏部长抛出一个直接的问题，面对TPP这样一个新的动态战略支点，或者是战略表述，中国到底是怎么去拆解，是加入还是不加入?为什么?
魏建国：首先要说“一带一路”不是针对TPP的，但是TPP是针对中国的，TPP的提出是美国智库经过多年研究以后真正在2011年由彼得森研究所向奥巴马在坎昆的APEC会议上由奥巴马在坎昆的APEC会议正式提出，同时奥巴马也提到了TPP，所以TPP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美国作为一个全球的霸主，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继续作为领导地位，2013年，也就是在2011年TPP讲出以后，奥巴马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讲了1小时35分钟，主题就是美国要再领导世界100年，原话是：我们的底线是什么?就是要再领导世界，如果我们不领导世界，谁来领导?紧接着不到两个月，美国副总统拜登提出，当前中美面临的问题不是贸易自由化，是贸易的不公平，在一年当中由总统、副总统提出这个，实际上是表明美国正在给美国国民打气、给跨国企业公司、给美国的邻国、盟友打气，所以TPP打个比方，就是在WTO、多哈回合谈判，美国在没有政治意愿推行的情况下，搞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比如我搞一个篮球比赛规则，上多少人，打多少次，打多少时间，篮网直径多少我说了算。至于中国要加入，对不起，12国里面只要有一国不同意，你就别想加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也看到TPP的总体情况并不像他所说得那样，因为最早的时候不是30张，现在曝出来是30张，而且我们看了现在TPP整体的对外条约，由于在双边的商谈中，第一，没有向国内群众公布，第二，即使谈下来以后，条约的约束性大大降低，去年奥朗德总统访问美国的时候，奥巴马第一次对话就问他TPIP能不能在2014年年底之前谈判完成，奥朗德摇摇头说不行。中国的态度四个字：乐见其成。为什么，对当前国际的治理、国际的体系，我们是四个改，首先是改革它，目的是改进它，改善它，但是要记住，不是彻底的改变它，理由是我们是这些体系、制度，特别是规则的参与者，有些是制定者，也是贡献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对现行的国际规则体系，中国既然是受益者，我们通过我们的方式逐渐让他适应，正如我们加入WTO之前美国两派加入，一个让加入，一个不让加入，不让加入的理由是中国块头太大，进来以后难以控制，而且他会随着他的意愿把WTO的规则制度往他那儿搬。另外积极支持的是跨国公司，他们认为中国这个大市场是未来唯一的全球最大的市场，如果我们跨国公司不进入，最后妥协的条件是加入可以，但是前提必须承认我几条，比如反倾销、反补贴，我们叫双反，比如301，比如国有资本资产公司，比如政府采购，但实际上说老实话，通过开放，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开放，已经使我们更加对国际上的游戏规则，中国已经有能力来主导和制定国际游戏规则。谢谢。
叶一剑：关于这一段话题，谈到今天为止，我记得FT当天晚上发了文章，中国应该是加入的，观点非常鲜明。今天让魏部长讲这个话题，中国先有鲜明的观点和声音，对此事件进行了直接的回应，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思想市场上的一个遗憾。
魏建国：不能这么说，因为美国的智库提出TPP彼得森研究所，他的所长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前国务卿助理，有三个事情你们一定会知道：第一，人民币被低估40%，这是彼得森研究所提出来的。还有G2，是他们提出来的，非常重要。第三，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也是这个彼得森研究所提出来的。就是说美国的智库有三个非常明显的标志，首先是出招，不是出一般的招，也不是出高招，是出绝招。二是解惑，不是对国内先说，不是对反对党先说，不是对国内的老百姓、企业家，而是向全球，所以他宣传的一些东西是宣传他的思想观念。再比如说，很重要的一点，美国智库是指路，给美国的跨国公司，给全球的公司，怎么走，所以这点TPP一定要做，我们的智库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所以这方面应该明确的、精准的、敏感的抓到这些问题，并且加以研究。奥巴马提出从伊拉克撤军的时候，办公桌上摆了35个方案，怎么撤，撤多少，在哪儿宣布，议会、大学还是其他，三十六计走为上，他的三十五计，况且他的智库很厉害，我们现在的智库不要说提三十五计，有时候两计都没有，仅仅就一个计，这个建议有使领导为难的地方，其中有两点，一是该政策实施的时间由领导视情况而定，实施的力度请领导自己拿捏。这个叫出主意吗?这是给领导出难题，所以我们的智库应该更高一些，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们现在正在发展，我们培养更多的人才，所以中国智库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建议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库，就是习主席为此而提出的很重要的决定。
阎学通：把铁路建设认为是“一带一路”的核心有点偏颇
叶一剑：魏部长给我们做了智库的普及，我们研究“一带一路”时，包括“一带一路”的背景，突然这两年时间，韬光养晦就不说了，有一个直观的感觉是应接不暇，今天无论是多边、双边、区域性的、全球的，好像都在变，快速的变化，彼此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这好像慢慢的越来越分歧、争论大于共识，我知道阎老师一直持续做国际关系、地缘性政治的研究，面对“一带一路”时也需要放到更长的历史维度去看，包括现实的博弈，我就多种维度下来思考，这种情况下阎老师是否可以给我们理出一两个主逻辑在今天的全球变革里面围绕“一带一路”以及背后多个场合的博弈到底是什么样的主逻辑在起作用?
阎学通：刚才听了两位嘉宾的演讲，介绍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他们是政府官员，假设他们是理解中央政府政策是什么，但是我们听完的结果发现，他们俩其实不太一样。一个人说“一带一路”是个倡议，一个人说“一带一路”是个战略，到底是倡议还是战略?中央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明确讲到“一带一路”是战略，就是说这次构建，这次大的对外开放要适应“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外交战略。为什么现在要强调这件事，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很清楚了，第一，“一带一路”是个战略，不仅仅是倡议。第二，“一带一路”不是外交战略，“一带一路”是对外经济合作战略，它和外交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一带一路”是个经济合作战略，要有经济收益，要带来经济好处，得让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直接收益。外交战略不是，外交战略是解决我们和别的国家战略关系的，可以说我经济上赔钱，没关系，但是战略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合作解决了，改善了，“一带一路”不行，“一带一路”不能拿“一带一路”改善关系，说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得到政治资源了就互利了，不行，这个互利非常明确，就是经济上的互利，“一带一路”经济必须中国要受益，如果中国经济不受益，不成为战略。这是非常明确的。“一带一路”服务的是经济利益，如果服务的不是经济利益，那自己就矛盾了。
第二，这里说到关于我们的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刚才听到有人说现在的“一带一路”和80年代不一样了，我理解恐怕不是这样，80年代我们不是被动开放，80年代我们不是被迫开放，80年代我们是主动开放，今天照样是主动开放，区别是什么?区别在于80年代我们是引进来的开放，是原来不开放不让别人进来，今天的开放是走出去的开放，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区别，其实走出去战略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已经开始了，2012年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和2013年以前的区别是什么?以前是摸索走出去，今天是设计走出去。为什么之前我们不说走出去战略，今天的“一带一路”是个走出去的战略，是经济走出去的战略，这是本质的区别。国际关系和它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实力地位上升，我们在经济领域中有了这样的能力，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经济上我们可以对外投资，可以有高铁这样先进的技术，在你不具备的时候你想走出去是困难的，今天具备了条件以后怎么让它走出去。
关于现在在国际社会上已经有了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导权，这句话可能有过高估计的能力。在部分经济领域中可能在实物贸易中，我们在制定国际规则中有一定影响，在服务贸易中很难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安全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恐怕我们现在很难说在这里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主导权更不可能。我为什么这么说，是说“一带一路”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你设计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能不能被对方接受，怎么和对方的方案接轨的问题，如果不接轨，强行推推不下去，不强行推实现不了，这是客观的困难。
最后我想说关于我们对“一带一路”现在国内媒体的介绍，我觉得好像是太多考虑我们去修路，我们去修铁路，我们去修公路，解决交通设施，我觉得这恐怕是个问题。“一带一路”如果是个宏观的大战略，修路仅仅是这个大战略中上万种合作中的之一，它是万分之一的重要性，占不到50%，更不能占到80%，我们一带一路和别人合作是一个全方位走出去的战略，是让游客、资金、技术、产品走出去，各行各业的经济力量走出去，怎么只能是交通设施呢?怎么只能是铁路建设呢?把铁路建设认为是“一带一路”的核心，我觉得这恐怕有点偏颇，应该是考虑更多的经济领域，铁路仅仅是众多合作之一。“一带一路”原来在2013年提出来叫周边“一带一路”，你们可以去看中共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讲话，里面非常明确，人民日报刊登过，我们叫做周边“一带一路”，现在不是，现在已经到了英国，那头儿已经谈论美国可以加入，到底“一带一路”是个周边的还是全球的，到底是“一带一路”还是全球的经济网，这个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刚才主持人讲了，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非常同意，整个“一带一路”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上来就想好了是什么样，是在做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发展，现在到了英国、美国，怎么叫周边?它已经向全球发展，如果到南非、澳大利亚，怎么叫“一带一路”?是网状的。
最后，因为今天是智库建设，智库建设里很大的一点，在中国搞智库建设不能认为给中央提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一旦接受还要明确说这是我提出来的，你提出来的如果被接受了，一定说这是中央决定的，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像美国说这种建议，美国可以，在中国真正被接受的建议一定是中央的建议、中央的决策，智库可以背后做默默无闻的工作，你想争知识产权是不可能的。
陶景洲：“一带一路”真正的含义应该是企业行为
叶一剑：我突然看到一个最好的背书，五中全会刚开过，里面说坚持开放发展，必须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今天所谓的更高层次可能带有主动的，带有设计感的开放，而且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叫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我觉得这是非常根本的，因为我以前随国内的一个代表团去越南访问，我们谈跨境经贸合作区的时候，突然感觉我们谈的层级完全是在你给我多少钱，补贴给我多少东西，边界划到哪里，非常具体，非常细，再跟他谈未来五年将会有什么样的前景，越南的代表说这个今天我们不谈，我觉得一个大国的战略和一个小国的战略，很大的区别在于：第一，历史维度要长。第二，要有制度性思考，要有体制性思考。第三，要有全球的意识在里面。我觉得“一带一路”在今天修铁路，包括跨境经贸合作区等等，只是万分之一的一部分，更大的是制度性的思考。陶景洲律师是长期活跃于中美和全球的法律界，在谈制度性时其实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法律，我有一个疑惑，我们在看很多的对外双边合作或者重大议题的讨论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基于法律或者体制性的东西，但是我们往往最后意识到它都是政治层面甚至意识形态层面的憧憬，很难落实到法律上。您作为法律工作者，在这个层面您怎么回应?作为企业也好，谈判专家也好，制度性的谋求怎么做?
陶景洲：谢谢主持人。“一带一路”我觉得应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的外交、大的政策，这些可以不计经济成本。另外，“一带一路”真正的含义应该是企业行为，任何一个投资、贸易都应该是有利可图的，“一带一路”是指国家的外交，像过去的对外援助还是经济行为、企业行为，因此我们应该保证避免风险，将来能够赚钱的交易。在媒体上没有把这个区分开，说国家战略就是我们可以不计任何经济效果，说是企业行为，我们必须要就每一个项目的可行性以及政治、军事、恐怖主义、宗教和法律的风险作出特别详尽的评估，以便决定是不是要在这些国家投资。
提到“一带一路”现在是一个变量，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像中国的人情一样，这个国家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一带一路”里面，领导说行，现在变成了不是那么明确的，到底是牵扯到44亿人，还是未来牵扯到60亿，这个根本看不太出来。我们看到最初的“一带一路”都是政治不稳定、法治不健全的国家，这些国家我们未来的成本会很高。大家知道，进入到发达国家是比较难的一个事，美国有审查，其他国家有对劳工、交易的反对。在非发达国家，进去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在那儿能维持下来，将来能赚钱，利润能汇出，这些是不确定的方面。当然，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如果将来真的在这个国家，他的司法制度怎么样，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他的司法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们选择国际仲裁，可以选择在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国家就未来的纠纷作出相应的裁判。但反过来说，哪怕你在第三国赢了官司，在这些国家是否能够真正执行未来的裁决，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是否能把钱真正变现，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和这些国家有一些条约上的安排，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者是通过各国共同参加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得到若干的保护，但是我们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方面，要特别谨慎，因为“一带一路”是一个战略，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叫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在每一个交易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好好评估，不能由于口号是正确的，中央的决定，在未来的过程中掉以轻心，为了党和国家亏钱就算了，不能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 任何交易都应该建立在比较扎实的法律和活动的基础上，以便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也不会造成私有企业亏得血本无归的情况发生，这是我作为法律人的几点想法，谢谢。
叶一剑：刚才您讲的风险其实在没有“一带一路”时都存在，而且越来越频繁，我们其实比较关注的是在“一带一路”提出以后，是不是有所改善，这可能是现在为什么很多企业在去关注这个战略时肯定是立足于整个企业的投资行为，包括全球资产配置的发展阶段去思考，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已有的风险肯定是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希望在“一带一路”的整个体系中能不能完成这样一个建构，如果不能从国家层面给出一些设计的话，马上给出设计也不是特别快，能不能给出一两个建议，直接回避它。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企业非常关注，我平时接触很多企业，也想去投资，但是有和没有这个战略，在风险上会不会有所改善?
陶景洲：有这个战略本身并不能增加我们在这些国家投资和贸易的任何保护，除非军事干预，将来不给钱把这个国家占领了，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最重要靠合同适用的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法律。根据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安排，合同当事人双方是可以选择一个共同同意的第三国法律来解决他们的争端，也可以选择在独立的第三国进行仲裁的安排，以便摆脱当地国家司法的腐败所造成的对当地当事人的保护，比如铁路、公路，有很多国际上的惯例，有很多解决国际争端的安排，要看企业界人士是不是了解这些安排，是不是熟悉这些安排，以便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在任何国家的投资都要想到，如果真的出了情况应该怎么办，所以要做最坏的打算。前期要请德地公司给你们做交易设计，也要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前期的成本上要充分避免这一类的风险。
德地立人：“一带一路”将来的回报是长期实现的东西，它不能够作为一个大的投资运作来实现
叶一剑：您刚才提到需要了解当地，甚至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比较熟悉当地规则的第三方机构来参与到全球资产配置服务当中去。从提出“一带一路”到这两年愿景和行动的发布，其实最活跃的领域就是金融领域，包括私募基金，包括亚投行，在金融条块中对“一带一路”的具体体现到目前来看是可以触摸的，这是非常具体的。德地立人先生是中信证券的董事总经理，原来在斯坦福东亚研究中心，因为美国的研究其实对中国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特点都有非常强烈的政经思维，不仅仅是纯金融或者纯经济的研究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一系列金融布局中，不知道您能否给我们讲一下“一带一路”在金融条线中的布局逻辑是什么?包括接下来进行“一带一路”的推动，包括建成，具体的项目，金融的价值点希望达到什么?
德地立人：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凤凰财经的峰会，根据大会的要求，我想讲三点问题，因为我是搞金融的，搞企业的，我主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第一，从“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的角度，大家都比较清楚，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几位也讲到了担心的问题，我感觉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九千多公里，当然不仅仅是修公路、铁路，这样一个基础建设将需要非常大的资金，它的回报率决定了这么大的资金和连接60多个国家的大的基础建设，它的回报将会是长期实现，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政府完全由他们做，国库、财政的支出受不了，民间可能更做不了。怎么办?应该是民和政府合在一起，最近在报纸上多次讲到PPP的问题，就是要准备解决这些问题。9月份我到重庆开会，黄市长当时讲到重庆有五种不同的PPP模式，讲得非常好。我开玩笑跟他讲，建议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新的重庆模式，可以推广到全国。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应该把参与其中的这一切各方的利益寻找利益平衡点，这是非常难的，刚才陶先生已经讲过，可能是第三方的专业人士，尤其是投行能够在这里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第二，我比较担心，是因为刚才讲过规模很大，将来的回报是长期实现的东西，它不能够作为一个大的投资运作来实现。大家比较担心现在新常态，经济增长下滑，应该通过它来刺激，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重蹈日本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的覆辙。日本目前担心地方政府的负债，大约占GDP的230%左右，非常大，这样一个负债在90年代后期仅仅不到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力扬做的中国国内的负债和资产的调查，中国目前主权，包括中央、地方、政策性银行、国有企业，负债已经到了125亿人民币作用，实际上是中国GDP的200%左右，因为是里边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有比较好的收益，最近有的国有企业是亏损的，但总体不错，情况不完全一样，但如果十年继续这么走下去，如果说回报很低的话，这个情况很像日本出现的情况。
第三，我想讲一下建议，中国应该早日做准备进入PPP。原因很简单，这12个国家中有几个主要的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实际上是中国贸易对方国家，量相当大，如果不进，影响很大，如果进了，相反，得益也比较大。TPP的贸易开放度是相当高的，大概是92%—93%左右，日本是95%左右。在投资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它的要求相当严格，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中期来看是比较大的。拿日本作为例子，日本基本上贸易方面中期大约能够对GDP的影响是正的3.2万亿日元，大概150亿人民币。加上后面的投资，大约在10—12万亿日元，相当于国内的5千亿人民币到6千亿人民币，是日本GDP的1.6%左右。日本目前经济增长不到1%的情况下，1.6是相当高的，中国加入的话影响将会很大。
我从这样的角度说，大家会回想起在90年代后期加入WTO，当时很多人反对，以朱镕基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下决心进，经过两三年初见效果，五六年没有人说进入WTO是错误的。进入WTO以后才有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谢谢。
叶一剑：我还有两个小问题，第一，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项目，在国内，但是他是冠以“一带一路”的背景，希望拿到亚投行或者私募基金的投资，这种是否可行?第二，中国社会有很多社会民营资本，他们也需要进行全球资产配置，怎么可以搭上，或者在“一带一路”中跟着这个战略走出去，资产配置走出去是否可行?
德地立人：我不一定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同意阎老师讲的，基础建设部分仅仅是一个部分，但不是主要的部分，更多是通过九千多公里，上面走物、人、钱，从哪儿来?应该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TPP的方向，或者是中日韩的贸易投资协议，要签订这些协议。目前东盟加六个国家，包括中日韩，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中如果能够签订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协议，“一带一路”上要跑的钱、物、信息、人等等这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下工夫。这里谁都能够得益，但是不能盲目，不要因为可能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不能想今年就实现，有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想的同时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现实，对现实有冷静的思考。谢谢。
阎学通：“一带一路”一定有政治目标，我们要斟酌的是国际社会上的规则制定权
叶一剑：所有的讨论最后都有一个结论，我们今天在凤凰财经峰会持续性对中国变革命题的讨论中，每年也有自己沉淀出来的思想，最后请阎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一带一路”的时候，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而且在不同的利益关系中有不同的角色。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世界新机遇，“一带一路”对于“世界新机遇”这两个关键词放在一起时，能不能给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阎学通：我给大家的建议可能不和那个直接相关，你们有时间多读人民日报，政策在人民日报写得很清楚，但绝大多数不知道。刚才主持人读的这句话是五中全会的公报，公报其实讲得非常清楚，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从国家来讲“一带一路”一定有政治目标，我们要斟酌的是国际社会上的规则制定权。但是在策略层面，这是两件事，那是政治目标，是大的，是国家的，对企业这不是你的目的，用不着跟着争夺这个，你要做的是怎么挣钱，这里说的非常清楚，也是在这个公报里面讲的，“一带一路”的原则是依靠市场、企业来进行，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政府往里砸钱，完全由发改委做的一件事，是像80年代改革开放一样，国家制定政策，所有的私人企业都去招商引资，各方面自己来干。参加这次走出去，我想应该和80年代一样，你的企业做什么，怎么能挣钱，这是最核心的，他讲的是依靠市场和企业。
关于“一带一路”战略和世界的关系，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中国的战略，不是联合国的战略，不是给全世界指定的，别的国家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没有必要去执行中国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是我们自己的。也就是说这个战略是服务于中国的利益，服务于中国企业、服务于中国老百姓利益的，这个过程中你得让跟你合作的国家或者对方得到好处，人家得不到好处凭什么和你合作，凭什么服务你的国家战略?当我们有一个在全球范围去实施的战略时，必须使这个战略在当地怎么能够让它自愿接受，不可能强迫，这样就决定在合作中有时候企业会遇到困难，需要政府出面帮助协调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来解决投资企业经营的困难。因为是世界，从“一带一路”发展趋势，恐怕已经不是周边，恐怕已经不是沿线，现在铁路已经销到了阿拉斯加，到了洛杉矶，因为铁路是在发达国家最有市场，他们有资本、需求、消费能力，发展中国家，去老挝没有那么多人，不需要铁路，不需要坐高铁，在发达国家需要这个，去拉斯维加斯赌一下钱，然后回去上班，有这个需求。这样大家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发展趋势是动态的，其实一开始没有一路，一开始只有一带，是从一带变成一路，又从“一带一路”发展出来，又出来两个走廊，巴基斯坦的走廊和中印孟买的走廊，然后走向中东，联系到非洲，是一个不断拓展的全球网络，不是一带和一路的问题。
实际上我的理解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将会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实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世界越来越紧密。说到这一点，我想最后说一句，由于设计是在全球范围，而且是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应该是提供机会，不应该是所谓的沿线国家，沿线之外国家也会进来。
叶一剑：像刚才朱部长讲的一样，“一带一路”是站在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面前制定的一个中国表达，所以它的国际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但同时更是一个内部改革的驱动力，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先后顺序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一次讨论不能穷尽关于“一带一路”的说话思考，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看人民日报和凤凰网。今天的讨论到此为止，感谢三位嘉宾。谢谢。
原标题：中美各放大招！谁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