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国家核安全局局长、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赵成昆
核电“走出去”，是我国重要战略决策，不但吸引着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眼球，还影响着我国核电产业的发展走向。5月7日，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示范工程——中核集团福建福清5号核电机组正式开工，此举意味着停滞了4年的中国核电项目加速重启。“华龙一号”盛名之下，有着一份靓丽的成绩单：743项专利、104项软件著作权，覆盖了设计技术、专用设计软件、燃料技术、运行维护技术等领域。正是因为完整的自主技术，使其迈入世界先进核电水平的第一阵营。
中国核电“走出去”条件具备了吗?如何发挥优势抱团出海?本刊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原国家核安全局局长、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赵成昆。
利好与挑战并存
《能源评论》：我国核电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决策，我国大力推行核电“走出去”意义何在?
赵成昆：我国中核集团已与巴基斯坦签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供应合同，这是一项“走出去”的重大成果。眼下，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正积极参与国际核电招投标项目，我国已初步形成设备制造业优势、工程建设及管理优势，并逐步积累经验，了解国际市场，为更高水平出口创造条件。
对我们国家来讲，“走出去”实际上是国家能力的体现，并能够争取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从世界的角度来讲，支持全球范围内能源结构改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核电的需求，我国应展现大国姿态，承担更多的职责。“走出去”对带动我国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核电设备供应能力约为每年8～10套，国内产能过剩，所以，“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消耗过剩产能，带动装备制造业发展至关重要。此外，“走出去”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实力，为我国赢取外交筹码。
《能源评论》：目前全球核电市场非常的活跃，我国核电技术出口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对此，我国核电“走出去”将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
赵成昆：利好并不是走出去的全部，核电赵成昆：行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如处理不当将面临巨大的损失。所以，对于我国来讲，要看到国际上核电发展的需求空间，同时也要留意即将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首先，竞争激烈。国际核电项目竞争者资历尚且不谈，按国外招投标标准，出口国应该有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成熟堆型和技术，以及相关的安全标准与工业标准。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与满足国际要求的安全标准，三者缺一不可。
第二，核工业标准缺失。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自己的核工业标准，但国际谈判标准严苛，于是这“临门一脚”便很难踢开。
第三，设备供应商。核电“走出去”不能单纯依赖设计，必须拥有具备自主生产能力的设备供应商。这样便能实现质量控制与经济程度两手抓，同时为我国设备制造业提供了发展良机。
第四，专业的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团队。核电“走出去”必然涉及核电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工程管理。如果团队水平不高，则存在工程超期风险，这涉及经济的损失，同时影响整个“中国制造”的国际影响力。
第五，法律素质。与国内不同，有专门的法律班子全程参与国外的商务谈判，并负责项目事故中的纠纷处理。且国外法律制度严格——无论国际法，还是国家法律法规。如果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准备不够充分，法律素质低下，则在责任索赔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第六，技术转让能力。许多国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会要求进行技术转让，并寻求电厂建成后的运行服务和技术培训，其中可能涉及设计层面和技术层面。而帮助业主进行融资，解决其资金问题，也可能成为项目承办企业的“分内之事”。
最后，要熟悉掌握所在国的法律法规，特别是与核安全、环境、劳工等方面相关法律规定。在出口之前要对当地法律法规有足够的了解，否则一旦工程标准与其本土标准存在不符，问题的化解将困难重重。
念好“合”字诀
《能源评论》：核电出口涉及整个行业，各个企业皆有机会参与，即使哪家公司成为主导力量，也无法协调整个行业。对此，政府与职能部门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赵成昆：不同企业之间采取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去争取某个核电项目是国际上一种惯常做法。国际上核电出口成功的企业，如西屋公司、阿海珐、三菱，乃至俄罗斯其作法皆大体如此。
而在核电“走出去”的过程中，既要重视核电出口的战略问题，也要重视具体的战术问题。我国有几大核电企业集团和众多核电设备制造大型企业，他们都具备不同程度的出口能力。而国内战线的不统一会为中国核电制造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我国需要建立一种政府主导的有效机制，以便统筹安排，避免同室操戈。政府应该发挥职能的地方，在于成立一个国家核电出口协调委员会这样的协调机构。
《能源评论》：如何促使核电企业形成合力“造船出海”?对于“窝里斗”和“海外掐架”有哪些预防措施?
赵成昆：这种企业间的竞争因时、因地而异。假如政府能够正确引导，使各企业产品联合，立场一致，就能化解争端;但如果政府不能发挥作用，企业间盲目竞争，就会形成压低利润，以价取胜的恶性循环。因此，国家必须出台一套出口方面的有效机制来统筹协调。可以在国家范围内建设一个集团供应链，同时满足国家安全要求和企业发展要求。
对此，我国相关部门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福岛核事故之后便联合中核、中广核相关人员进行讨论，力促在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形成国内合力。之后，进一步促进中核和中广核的联合力度，以化解竞争矛盾。目前我国“合力出海”只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背后还有组织、协调等工作未展开，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善。
核电“走出去”的大国角色
《能源评论》：国际市场，高手如云，面对强劲的竞争对手，中国制造如何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
赵成昆：我国核电产业经过30余年的努力，国内投运的核电厂已达22台机组，还有26个机组在建，其安全水平和运行业绩已达到全球核电机组中值水平以上，某些指标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在核电的设计、设备制造、建安、工程建设管理和核电机组的运行维护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壮大了能力。特别在核电设备制造方面，设备国产化可达80%以上，主设备年供货能力可达10套以上。我国核电的建安能力和工程建设管理能力在全球核电领域属屈指可数之列。所以除了满足我国核电正常发展之需，完全有实力走向国际核电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并在竞争中进一步提高和壮大自己。
我国的核电技术正逐渐被世界接受，技术层面满足国际标准，价格方面更具竞争力，且融资是我国核电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有力武器。目前，国内核电企业的特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整体力量比较强，有自己的设计和思路。特别是华龙一号，我们具有主动权。第二是我国建造能力和土建施工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我们三十年的核电建设，以及十余年的自主研发，锻炼出一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而且在企业的大力栽培下，人才队伍在不断壮大。
《能源评论》：面对“一带一路”的巨大商机，核电企业均不甘落后，跃跃欲试。您认为核电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赵成昆：我国核电发展要有一套自己的工业标准体系。目前能源局正在组织国内标准的编制，力求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工业体系，且与国际接轨的核工业标准。
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国核电企业还存在一些短板。一是进度普遍拖期，而拖期的原因则是进度制定本身不合理、设备供货拖期、设计改动过多、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的叠加。二是设备问题，按期按质供货仍然是个挑战，其中有技术问题，但更多的是管理的缺失。三是质量保证体系。我国质量保证体系还算健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确保质量保证体系有效性仍需付出很大努力。四是员工问题，核电进入规模化发展，大量新人进入核电领域，人才流动性也大，如果对新员工的培训跟不上，势必会带来隐患。最后是风险管理，风险控制。核电是高技术、高投入的能源工业项目，但如掌控不好，也是高风险的项目。我们国家核电近几年发展很快，但真正按照核电发展的自身规律，对风险分析、风险应对措施等方面，仍有许多需要完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领导的风险意识特别重要。也许是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在一些项目的重要决策上，存在风险意识不足，应对措施不力，造成很大损失。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核电企业应努力克服自身短板，形成合力，携手赢得更多商机。
原标题：“窝里斗”还是“齐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