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获通过，这意味着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且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今天召开的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达了自己对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的看法。他认为作为央企领导人一定要想清楚工作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国企老总想要赚大钱，不如离开这个平台。“我觉得意义不在赚钱，把大公司发展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像我们这些人我的国际同行尊重我，我走到那儿受尊重，这是中国人很难得的东西，比工资重要，比收入重要。”
昨天能豆君也为大家推荐了一篇讲欧美国企如何进行高管薪酬改革的文章(点此阅读)，从文中可以窥见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一份”，欧美国企也同样面临着高管薪酬过高引发社会争议，过低则难以吸纳优秀人才的困境。傅成玉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中国追求共同富裕，如何让社会和谐稳定的向前发展?就是让更多的人在改革发展中受益，但实际发展状况是差距越来越大，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不是几个管理者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以下是傅成玉在论坛上的讲话实录：
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我们追求共同富裕，这是我们一个从共产党到我们整个国家的政策是要往这导向的;第二个我们国家过去是一直强调老百姓、人民群众、广大职工是主人翁的。这是咱们的教育，我们走的就是接受这个教育这条路;再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收入差距太大，一个社会怎么样能够和谐稳定地往前发展，让更多的人在改革发展中受益，而不能仅仅是少部分人受益，尽管少部分人很重要，像我占这么大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开看，我们国家让谁受益，应该让更多的群众受益，可是我们现在实际发展状况是差距越来越大，尽管我们中央的制造业，国有企业这块相对还好一点，但是和我们自己的工人、我们自己的雇员差距还是很大。这样我想再多收入我也想要，可是我怎么带这个队伍呢?怎么让一百万员工他的积极性能高，他的创造性能高呢?所以你换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不是几个管理者的问题。
我说这个不是唱高调，因为我一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给举个例子，我们在80年代初就开始参加对外合作，我当中方的首席代表和外国的总经理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所有进去的我们的雇员我们派去的人，包括我的秘书，他们当时是外国公司发工资，我在深圳的时候，发港币一千港币，我是中国这边发三百人民币。但是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就是我们国家要想让国家发展，让我们整体的老百姓受益，当领导的，当官的不能先受益。
我再讲一个我在中海油，中海油是一个红筹股，什么是红筹股?就是这个公司整体的资产和公司注册在香港视为外商，也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潮流?是人家外国投资说你那两个钱把我的钱拿去管理我放心吗?所以你工资低了我不放心，所以我们就按照当时的国际的潮流给我们设计了叫香港叫董事酬金、基本工资、还有期权。当时我们的董事酬金在2001年的时候大概是300多万，不到400万，后来涨到800多万。我们的期权再加上一年就一千多万港币。当时既是董事会批准，我们国家财政部要得到批准的，你拿有没有问题，就是合法。但是我们领导班子，我就跟我们的当时的管理团队说这个钱咱们没有办法拿，为什么不能拿呢?是因为你要拿了这钱就带不了这个队伍了，因为中国的队伍，工人阶级我们的历史和西方不一样，西方一开始就私有制，我们是公有制，所以大家认为这个是财务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怎么你突然拿这么多?要想带这个队伍，想继续当领导你不能拿，所以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再捐出去。我们在香港交了税，但是我们捐出去了，然后这边还是按国家给我们多少，我们就拿多少，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公司的效益，也没影响我们领导班子的积极性，我们的公司上市的时候当时市值60亿美元，我离开的时候市值超过了1000亿美金。所有的投资者都说我是一个Happy领导者，因为我让他们赚钱了，我们公司效率在提高，所以我到了中石化，这些投资者又跟我到中石化了，他买了中石化股票，所以并不是我们个人收入多少你就获益多少。
如果我们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想赚大钱，最好离开这个平台，跳出去别在这干，也照样能赚钱。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在赚钱，把大公司发展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像我们这些人我的国际同行尊重我，我走到那儿受尊重，这是中国人很难得的东西，比工资重要，比收入重要。
要这样说，你跟你的员工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如果我们像西方这样，你和你的员工差几十倍、上百倍，在西方私有制为基础成立的企业是可以的。在中国我们的公有制为基础建立起的国有企业是干不成的。 我再跟你说，我在离开中海油的时候，我的期权港币值4个亿，我们就捐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并没有把赚个人收入多高作为主要的。所以这次一宣布这个，我们大家一点没有意见，但是跟工人比还是高得多。
原标题：傅成玉谈央企高管薪酬改革：要想赚大钱，最好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