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雾霾阴影下的京津冀，从各自为政走向跨区协作，这条路遍布疑问与挑战，不过在三地环保一体化的协作机制日渐明朗的前提下，“青山绿水蓝天梦”将不再遥远。
治霾不再“随风”
从最初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到现在的环保一体化，京津冀三地经历了4年的探索试验。在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前进的步伐中，有关环保的《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方案》也最快将在今年6月底出台。
“有关2014年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工作任务，已经由中央层面下发到地方政府了，不过对外还没有公布。”知情人士告诉新金融记者。
在所有的环境问题中，大气污染是京津冀区域最迫切要解决的难题，因为目前这三地的空气污染在全国范围内最严重，所以在2014年2月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座谈会上把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作为了三地合作的“优先领域”。
空气污染总是显而易见的，京津冀这张关系到地方政绩的答卷向来不够乐观：2013年京津冀地区所有城市PM2.5和PM10年均浓度均超标，部分城市空气质量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占到全年天数的40%。其中，在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前10个城市中，河北省就占了7个;北京市达标天数比例为48%，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6%。
为治理大气污染，京津冀一直不懈地努力着，比如三地曾开展“三北”防护林建设、坝上生态农业建设、退耕还林、首都周围和太行山绿化等工程，还加大了工业污染防治力度，取缔了“十五小”企业等。然而效果不算理想。
“每个城市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是不同的，大气污染治理不会像处理一个点源比如排污工厂那么简单，大气本身是流通的，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不会以单一城市或地区为界线，所以要联防联控一同治理。”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黄玮告诉新金融记者。
雾霾随风而来，随风而去，区域间的大气污染，每一天相互影响强度都是不一样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说：“刮南风，特别是西南风，石家庄、邢台可能就往北京飘;刮北风，北京的污染物可能往河北城市飘，刮东南风可能有一部分从天津来;西北风有一部分可能影响到天津，这个影响是相互的。”
尽管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布局和能源结构各不相同，但是燃煤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仍然是三地“坏天气”的罪魁祸首。据绿色和平与英国利兹大学研究团队在去年年底发布的《雾霾真相——京津冀地区PM2.5污染解析及减排策略研究》(以下简称《雾霾真相》)，煤炭是京津冀地区主导性的燃料污染来源，占一次PM2.5颗粒物排放的25%，对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贡献分别达到了82%和47%，因此煤电厂和钢铁厂、水泥厂等工业排放源是京津冀地区的主要污染源。
元凶找到了并不意味着就能轻松治理。据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媒体介绍，北京市每年燃煤2200万吨，天津市差不多7000万吨，河北省则将近3亿吨，协同治理才是最难的。
如果按照当前的环保一体化设计，京津冀执行统一的污染排放标准，三个地方所面临的环保压力就会有所差异。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庄志东曾表示，在京津冀21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一般也不会出现污染物状况完全相同的情况，由此带来的区域联防联控就很复杂。
从外迁到互补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河北省是京津冀三省市中治理污染任务最重的省份，全国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河北稳占六七个。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去年9月份全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动员大会上曾尴尬地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几次问到这个话题，都让他和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及常委有一种脸红、出汗、坐不住的感觉。
从数据可查的2012年河北省污染产业情况上看，钢铁、建材、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达86.2万吨和99.1万吨，分别占全省排放总量的64.3%和56.3%。此外，煤炭在河北省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以省会石家庄市为例，其一年消耗煤炭5000万-6000万吨，这就相当于近3个北京市的消耗量。
近邻天津也面临较大的产业调整压力。据天津市经信委副主任邹方斌介绍，到2017年，天津市行政辖区内钢铁产能将控制在200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控制在500万吨。3年淘汰关停“三高两低”企业700家。
“如果还是像以往那样，用把污染企业向外迁移的方式解决，还是会治标不治本，把河北省的污染企业迁向环境较好的周边省市，更不是解决方法。”黄玮对新金融记者说。
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意味着单纯的产能转移已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必须加强区域协作，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及产能过剩调整，从源头上解决污染问题，实现区域污染治理和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我们提倡的是，把北京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第三产业)流向河北省和天津，以帮助它们弥补淘汰落后产能而蒙受的经济损失，这是长远的解决之道。”黄玮说。
柴发合对这个解决方法表示认同：从环保产业结构来看，北京是京津冀地区的龙头，它的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达75%左右，特别是服务业。北京可以和周边合作，将河北近北京地区整个圈到发展规划中来，将自己的清洁发展经验辐射到这些城市，逐步带动和配合河北的产业结构调整，化解调整遗留下来的财政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
然而，大规模的产业调整意味着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河北省委、省政府曾恳请国家发改委每年给予河北不少于20亿元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用于重大生产力布局调整、城市钢厂搬迁和产品结构升级重大项目的贷款贴息和补助，此外，河北省还希望国家协调金融机构连续5年给予河北每年不少于300亿元的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授信额度支持。
利好的消息是，中央财政已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京、津、冀、内蒙古、晋、鲁6个省份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其中超过50%划拨给河北省。
从“一刀切”到“可持续”
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就已经进行了预演，还取得了成效。当年，为了保证北京的空气质量，京津冀等省份的一些污染企业都停工了一段时间，空气质量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
“为保奥运会而进行的联防联控行动是短期的，即使这样，也给京津冀上了重要一课——空气污染不是无解的命题，还是有办法解决的。”黄玮对新金融记者说。
不过黄玮认为，以关停污染工厂为主的一刀切行动是不可持续的，否则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甚至会造成之后空气污染的反弹现象。“现在京津冀的环境问题必须由长效的区域协作机制才能解决。”
柴发合曾对媒体说，“运动式”是中国以往组织解决很多问题的习惯方式，有时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河北乃至全国多个省区市此番大气污染治理行动，不会成为一阵风似的“运动”。
目前，京津冀还尚未形成环境共建共治的长效机制，制定统一的环保标准相对容易，真正执法监管下去才是最大的难题。
黄玮在协调《雾霾真相》研究项目中发现，地方上的环保部门需要向当地政府来汇报工作，而不是环保部，其官员任命也不是环保部决定的，这就为国家环境标准的向下执行带来了障碍。对于标准的执行情况，由于职能设定，环保部唯一能做的只有派出环境监察小组实地调查，不过时间短任务重，很容易被糊弄。此外，地方环保部门的人员编制往往很紧张，负责环境检测和执法监管的部门可能只有四五个人，对当地污染源的限制就会力不从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亦认为，京津冀在统一排污标准之外，更需严格执法。他建议，由环保部统一监测京津冀区域环境。“最好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官员、NGO和媒体一起参与。”
原标题：京津冀破题雾霾随风去怪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