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雾霾的根本出路在于管住人、减排放”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雾霾天气有三方面成因，一是中国高耗能产业和高污染产业较多，如水泥、制造业、钢铁等行业，在华北地区分布较多;二是和大规模建设有关，工地上未覆盖苫布造成扬尘;三是汽车尾气也增加了细微颗粒物排放。 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气象是外因，排放是内因。目前还有很多人强调雾霾是气候因素造成的，认为只要有风，就不会有雾霾。
这种认识没有抓住根本。雾霾的形成，有气候和地形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但根本问题还是污染排放过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VOC等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了环境容量。在极端气象条件下，汽车污染所占的比例甚至超过了50%。排放等人为因素是可以控制的，而改善气象、地形等客观条件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所以想解决雾霾问题，根本出路仍在管住人、减少排放。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河北空气污染如此严重，根子在于传统发展思路：速度最重要，忽略了环境承载的溢出成本。因此，治雾霾关键在于转变思路。去年12月，河北提出绿色崛起。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压减过剩和“两高”产能，一方面改变考核机制，今后评价各地的发展，不再以GDP增速排名次，而看财政收入、群众收入、环境指数。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张孝德：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让我们重新反思今天我们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这些问题能够从根源上解决了，我觉得我们这种环境污染就可以大幅度地下降。我们需要一种绿色GDP。
“政府加市场，双管齐下调结构控总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2013年以来，我国政府“重典”治霾，各项措施陆续出台。治霾能否有成效，其关键在于联防联控。一方面是包括汽车、燃煤、油品等各行业联手控霾。另一方面是区域联防。光是北京行动没用，需要发动整个河北、山西的力量;光是广州也没用，整个珠江三角洲都需要联合布控。
中国华能集团高级经济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张安华：我国产业布局存在问题。京津冀地区聚集了大量带有污染性的工业，钢铁、焦化等重工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钢铁产业的区域型高度集中，也是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治理雾霾，一方面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工业布局，对城区重污染企业实施关闭或转移。另一方面要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积极推进使用清洁能源，如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辜胜阻：难点在于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主要靠政府的力量，同时也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要加快推动资源税改革，将资源税“从量”计征变为“从价”计征，并尽快覆盖到煤炭等主要能源品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中国资源性产品当前的价格根本无法向社会传递资源紧缺、能源供应不足的信号。由于能源成本低，出口产品中很多是初级产品和高耗能产品，比如钢材每年出口量就在五六千万吨。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张孝德：我们要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大力 推进新能源革命。新能源的市场潜力非常大。比如今天的城镇化，如果按照生态能源来设计，我们城市的污染会大幅度的下降。有院士测算，在未来二十年，新增建筑可以节约三个三峡水电的发电量。
全国政协委员、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主要载体，但是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带来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一系列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转变城市发展模式，优化能源结构，创建生态城市。生态最重要的特点是“循环”，强调物质和能量的高效利用和资源化再生，注重社会、经济与自然的良性生态循环，并不是简单地追求自然环境的美化，把“花园城市”、“绿色城市”等同于生态城市。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大群：治理农村燃煤污染，必须下大力气推进农村能源结构转变，积极推广清洁能源。虽然农民户均燃煤数量并不多，但是从整体来看数量却很大，且农村用煤多采用没有除尘装置的炉具，污染物直接排放，造成大量污染。煤炭 主要分为无烟煤、低硫煤、烟煤三种。其中，无烟煤污染相对较低但是价格最高。
烟煤污染大，但是价格便宜。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烟煤成为农村散户使用最多煤种。据调查，烟煤在农村的使用量占到七成以上。我建议，一方面积极推进秸秆压块代替燃煤，大力推广分布式能源应用。
这样即可满足农户日常用煤需要，降低取暖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又能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粮食秸秆资源。另一方面，加快推广农村集中供热。在有条件的村镇，变分散燃煤为集中燃煤，提高燃煤效益。在中心村建设中提出明确要求，加大专项支持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发展新能源汽车，除了治理雾霾以外，其实还关系到我国的能源安全。要保证能源安全，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要用电动汽车代替燃油汽车。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张孝德：我们要发展新能源、循环经济、新兴产业。有这样一种产业的发展，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生活水平要提高和污染水平要下降的问题。
“煤炭等传统能源清洁利用大有可为”
中国华能集团高级经济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张安华：我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消费方式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增加。在燃煤使用方式上，大量煤炭没有经过处理，直接燃烧排放，是雾霾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国资委主任朱晓明：去年山西的煤炭产量达到了9.6亿吨，创历史新高，但全省煤炭的综合售价每吨下降了206元。经济状况好时，大产能就做大贡献，经济下行时大产能就是大问题。要破解这一难题，重要途径就是发展现代煤化工。山西目前正在建设晋北煤化工基地，布局煤制油、煤制气等多项高效项目。山西是距离京津冀能源市场最近的地区，多年来外送能源一直以“输煤、输电”为主，在大气污染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山西通过现代煤化工基地建设，以“输气、输油”来改变能源输出结构，不仅可解决能源供应问题，也使山西的低质煤找到了出路，变废为宝。
全国政协委员、大唐集团董事长陈进行：我带来的3个提案中，有两个都和大气污染防治有关，一是加大电能替代，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另一个是加快推进煤炭利用方式转变，把煤炭利用效率作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指标。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我提五条建议，一是从环保费用中设立专项基金，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二是制定政策规范鼓励清洁煤资源的生产和利用。三是严格监管煤炭资源利用，杜绝污染。对重点能源使用行业如煤电、炼钢等企业实施严格的排放标准监管，但考核指标要从燃煤消费量逐渐向燃烧效率倾斜，对于使用劣质煤或燃煤效率低的企业予以坚决处罚和关停。四是控制煤炭价格，保证行业可持续发展。要通过提高效率、降低税负、抑制暴利等手段稳定煤炭价格，减少进口依存度，促进煤炭行业健康发展。五是建立绿色高效的煤炭运输体系，建设煤炭输出的专用管线或变输煤为输电，利用低损耗的特高压实现疆电东送，充分利用新疆的煤炭资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蔡国雄：我建议加快跨区电网建设，解决可再生能源送出问题;尽快建立可再生能源集中开发和跨区输电通道同步规划、同步审批的工作协调机制，切实提高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