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出现滑坡，导致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排放量大幅减少，碳排放的配额和抵消额度需求相应下降了。换句话说，欧盟企业完成碳减排的目标压力大减，甚至本身就产生了大量碳配额，无需再向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指标。
这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围绕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减排等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再次坐到了一起展开智慧的对决。不久前，联合国第十九次气候变化大会在波兰首都华沙落幕。这次大会被看做是为2020年《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结束后的新气候条约进行铺垫，将继续确立各方如何分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尽管会议比原计划延长了一天，且有代表团以“禁食”施压，但遗憾的是，各方仍未达成满意且有实质性的全球减排目标。“要想在2015年达成一个雄心勃勃的协议，就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事宜作出安排，各国还有很陡的坡要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透露说。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减排都是需要勒紧裤腰带的。”曾参与《京都议定书》谈判的碳减排专家、中创碳投战略总监钱国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减排短期内会影响经济发展增速;而对发达国家来说，减排要求人们减少碳排放，可能会影响生活质量，都是“要命的”难。
濒临消亡
在气候谈判的舞台上，各方利益交叠，博弈激烈。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受到影响，发达国家的关注重点放到了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而非加大对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投入。部分发达国家选择退出《京都议定书》也使全球减排进程缓慢。比如美国早在2001年便退出《京都议定书》，随后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等国亦纷纷宣布不加入第二承诺期。受访人士称，发达国家政治意愿不强、国与国之间互信基础较弱等因素注定使气候谈判一波三折。
之所以退出《京都议定书》，美国有自己的解释，宣称“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加拿大则是全球第一个已经加入却中途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该国环境部长曾言，加拿大“正式运用本国合法权利”，退出“马拉松般的框架条约谈判”和《京都议定书》。令人唏嘘的是，一向标榜为环保国度的加拿大曾是《京都议定书》的热心推动方，而今随着经济结构转型致使减碳意愿下降。因为一旦接受碳指标限额，势必增加企业成本或减产减量，掣肘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加拿大以碳排放约束性指标不覆盖所有国家，尤其是美国、印度、中国等国在约束指标外为由拒绝履约。而美国则以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世界主要碳排放国未被纳入强制减碳的框架内为由“背弃”《京都议定书》。日本、俄罗斯同样如此，在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天平上倾向了前者。
经济形势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达成协议的困难程度。“这需要一个讨价还价的商议过程。推动碳减排本身与经济紧密关联，若经济不景气，碳市场是‘玩’不起的。现在欧洲经济便是如此，以至于一向积极热心的欧盟国家也不愿意继续提高碳排放限额。”钱国强分析道。
观察历届气候变化峰会不难发现，各方主要分歧在于各方应承担多大的责任、碳排放应该付出多大的代价等问题上。通俗地说，各方愿不愿意掏钱承担减少碳排放的责任与义务问题。显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点也不同。发达国家认为，逐步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是当前的碳排放大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称发达国家经年累月的碳排放才导致了目前的碳排放格局，应承担主要责任并给发展中国家一定的资金、保险(放心保)和技术支持。数据显示，目前大气中的温室效应物质有80%源于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似乎并不想买这份“历史账”。
更为严峻的是，作为全球碳市场的基础，《京都议定书》正濒临消亡，在新的全球合作协议形成之前，世界气候谈判重新回归到了原点。作为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京都议定书》在1997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会议上制定，并于2005年正式生效。这份减排文件对2012年前主要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作了量化规定，即从2008年到2012年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整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现在整个碳市场正在走向衰落，而全球减排的协调机制尚未形成，目前处于一个各自为政的中间阶段。”钱国强分析道。
趋于“停滞”
作为一种特殊的“大宗商品”，碳市场的买卖主体包括国际组织、政府部门、交易所、非政府组织和金融机构等。目前国际碳交易市场主要分为强制性碳交易市场和自愿碳交易市场两类。事实上，《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碳排放市场一度辉煌，并且实现了每年大约1000多亿美元的全球碳市场规模。
《京都议定书》设计的交易模式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间的碳排放市场构建，它包含三个灵活减排合作机制，分别是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其中CDM备受关注，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碳市场的主要通道。
一般来说，CDM交易模式的基础是低于基准排放水平的项目或碳减排项目，这些项目经过认证后可获得减排信用CER，发达国家受配额限制的企业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购买CER来抵消强制减排约束。通过CDM项目，发达国家能够以较低成本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削减目标，可以在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指标使用，并力促发达国家转让先进的节能减排以及清洁能源利用技术或者提供相应资金给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那么，CDM的实际效果如何?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联合国已批准注册的CDM项目达7100多个，其中2406个已累计完成近14亿吨碳减排量交易。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光伏发电、风电、余热利用等技术逐渐向发展中国家延伸。“通过CDM机制，碳可以实实在在地变成资金，同时带动一国的清洁能源建设与拓展，并培育了一批减排领域的人才队伍。”不过在中创碳投总经理唐人虎看来，CDM运行这么多年主要带来了全球资金的相应转移，逐步让人们意识到碳是有成本的。但在技术转移方面，CDM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在启动碳配额交易市场之前，CDM也一直是我国参与国际碳减排计划的重要途径，典型的项目有北京安定填埋场填埋气利用项目、内蒙古辉腾锡盟风电项目、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大唐六鳌一期风电项目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全部CDM项目4934项，已获得CERs签发的全部CDM项目1327项。不过，眼下受欧盟经济形势不佳影响,近期CDM市场较为低迷，甚至趋于“停滞”。随着部分国家的碳价下跌，CDM项目注册成功后，协议上的价格并不一定得到支付保障，致使企业收入下降，甚至面临生存困难，不少以CDM项目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已经开始考虑转型。
“欧洲经济出现滑坡，导致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排放量大幅减少，碳排放的配额和抵消额度相应下降了。换句话说，欧盟企业完成碳减排的目标压力大减，甚至本身就产生了大量碳配额，无需再向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指标。”钱国强表示，CDM市场目前是供大于求，没人买自然就做不下去了。
按照国际协议，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而此前欧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曾透露，在其他主要经济体作出“可比”努力的前提下，欧盟会将减排承诺提高到30%。但目前欧盟方面并不愿意提高减排承诺，这意味着欧盟企业只要“原地踏步”就能完成碳限额目标，波及国际碳排放交易价格。
市场对接
以往各国通过IET、CDM和JI等方式开展合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种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从项目中获得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购得碳指标的同时，又顺理成章地将各种机电设备推销出去。然而，由于多个发达国家拒绝履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碳减排承诺，议定书所制定的整套减排机制已经“名存实亡”，加上新的国际碳减排行动纲领尚未形成，减排行动目前主要在世界各国内部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偏少。
据了解，目前国际碳交易市场主要有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英国排放交易体系、美国加州碳市场、新西兰碳排放交易体系等。其中，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碳交易总量占据五成左右。其交易标的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及衍生出来的类似期权与期货的金融衍生品和其他减排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各国碳交易体系实现对接的寥寥无几，碳交易标的和结算货币也并不相同。分析人士认为，流动性是碳交易的前提，但目前国与国之间的碳市场对接并非那么简单，需要扫除很多政治、技术方面的障碍，并在法律方面作相应调整，使彼此的碳排放配额在各国得到认可，加速碳配额流通。
“制约全球减排市场的最主要因素依然是经济问题，没有足够的资金，何谈环保与减排。人们需要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发展经济与减排之间作出选择。”钱国强感叹，“《京都议定书》走到这一步令人痛心。现在各方侧重在本国内发展碳市场，业务分散，未来《京都议定书》能否复活或者出现一套新的机制，终归要看谈判。华沙没有解决的问题，下届峰会继续磋商。”他同时建议，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给碳排放定价，各国应根据自身特色打造好碳交易市场，开发企业碳排放测量、报告和核查机制(MRV机制)，逐步实现更多减排目标。
目前国际碳交易市场主要分为强制性碳交易市场和自愿碳交易市场两类。事实上，《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碳排放市场一度辉煌，并且实现了每年大约1000多亿美元的全球碳市场规模。《京都议定书》设计的交易模式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间的碳排放市场构建，它包含三个灵活减排合作机制，分别是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