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雾霾的能源升级将为中国展现一片全新的投资蓝海，而这是中国改革次序的关键所在。
2013注定是一个风起云涌之年。如果让中国人列出这一年记忆最深刻的关键词，或许“改革”和“雾霾”是统计结果中频率最高的词汇，当然“打老虎”(反腐)或许也会成为热选之一，但这里完全可将其列入“改革”的范畴之内。
因为，改革就是破坏性的创造(destructive creation)，是对现有结构的毁灭和再造，而“反腐”在中国，就是对利益格局的破坏。不破不立，如果没有反腐，又何来“改革”的权威呢?
除了改革之外，另一个关键词就是“雾霾”。无论贫富贵贱，所有中国人对环境质量的渴求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这种急迫不亚于对改革的期盼。
中国正面临着增长失速、环境恶化、腐败日益严重、及社会日益缺乏稳定等一系列系统性的问题。低效率投资正不断困扰着中国日益高负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任何有正常判断力的人，只要到中国各地，尤其是内部省份的大部分市县走一走，看看目前各地“大干快上”的工业开发区与新城区建设，就不难判断中国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建设已严重过度，泡沫化的商品房建设也供给过度。
这种畸形的增长模式已经到了尽头，如果执迷不悟，等待中国的结果是泡沫破裂，政府、银行和很多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全面飘红，引起整体性经济与金融危机……
正是基于这种紧迫性，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无疑是中国决策者向世界展示了他们应对这些巨大挑战的严肃态度。这个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要求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并要求在资源配置中赋予市场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依托市场促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由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由制造拉动型转向创造拉动型。
尽管改革的目的清晰而明确，但改革是否必须牺牲短期的经济增长呢?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严肃命题。要知道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必然将冲击旧有的体制和社会结构，尽管会带来改革红利(发展的机遇)，但也会带来一系列风险。如果没有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国决策者是否有足够的财税与权力资源来驾驭风险并继续推动改革呢?
此外，经济增长在改革阶段不仅会增加改革者的权威，在政府乃至全社会建立支持改革的信心，同时通过做大蛋糕，设定合理补偿机制来减少利益集团对改革可能施加的强大阻力。
回想朱镕基时代启动的经济改革，如果没有当时强劲经济增长提供的庞大和持续的财税资源，政府怎么可能通过成立多个资产管理公司来消除金融体系的巨大坏账呢?在这个改革逻辑下，时下，中国的改革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如果过去不可持续依赖投资和房地产泡沫的经济增长停止了，那么未来可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应从何而来?
面对系统性的中国难题，改革的先后次序问题成为了关键，一个好的突破口将盘活整个棋局，反之则满盘皆输。这样的教训，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比比皆是。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改革者需要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获取支撑改革的资源。要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想抑制资产泡沫、控制通胀率。
自2008年后启动了财政和金融刺激政策后，过度宽松的财政与信贷政策导致基础性设施和众多工业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能源、原材料、重化工部门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且投资回报率低下。这些都是过去“中国奇迹”名头下经济增长的引擎，在旧引擎开始失去动力时，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寻找新的引擎，而这也是改革的关键突破口，这里或许2013年的关键词“雾霾”能给改革者一些启示。
如果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雾霾”出现前，已经穷途末路，那么“雾霾”出现后新的一片增长空间已经浮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雾霾”并不是单纯的空气污染，而是社会公众接受了雾霾的危害，并愿意为消除其影响而埋单。如果去看一看淘宝和京东及各大实体商店在各种防PM2.5的口罩和空气净化机的火爆市场，就能明白公众的急迫。
“雾霾经济”背后，一个全新展露，而又投资不足的巨大市场已经浮现，那就是能源升级的巨大市场，以天然气作为过渡清洁能源和风电、太阳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和与之配套的天然气管网系统及智能电网系统将带给中国一个全新的投资领域，而对于这一市场的需求度又极其迫切和巨大。
庞大的清洁能源市场是否能够启动，需要改革者首先对能源市场进行深度改革，建立起公平的竞争机制，这一机制需要综合考量不同能源产品的外部性，诸如为廉价且污染严重的煤炭带上“经济脚镣”，让其能和其他清洁能源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
这里暂且不去讨论昂贵的新能源和智能电网的技术复杂性，单就成熟天然气技术而言，如果改革者能打破旧有利益格局，消除油气领域准入的垄断壁垒，让汹涌的民间资本进入上游投资和下游基建领域的话，投资拉动的强大动力将会再次拉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事实上仅对油气行业而言，就面临投资不足的问题。
能源升级背后将为中国展现一片全新的投资蓝海。除此之外，事实上在国家资本主导的电信、交通(公路交通与航空)、军工、医疗保健和教育、以及一些地方公用事业等部门都存在投资不足的局面。如果能解除民营资本的进入门槛，并产生较高的资产回报率，将为改革提供强大的资源和力量。
要实施这些市场化改革，不仅需要更大的政治决心，而且需要深知这才是正确的改革顺序，更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