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以来，雾霾波及25个省份、超过百个大中城市，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未能幸免。雾霾这个原先很少提及的词汇，仅仅两年间家喻户晓。一方面气候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另一方面大量污染排放源源不断——“雾霾围城”成为多城之殇，“唯GDP政绩观”难逃其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治理环境，形势复杂、任务繁重，需扭转发展观，以经济政策撬动减排。
雾霾下的新生活
雾霾经风雨驱散后，社交网络上蓝天白云晒图泛滥，欢呼雀跃，待下一轮雾霾来袭，吐槽复始，加之坊间流传的各种“抗霾神器”、食疗菜谱以及“雾霾假”“雾霾津贴”“雾霾弹性工作制”等新呼吁，构成一幅“被雾霾改变的生活图景”。
除口罩这种“应对污染的最低端配置”外，佩戴防毒面罩的人在地铁、公交车、街道等户外场所也出现了。虽然这种能够包住口鼻并配有“滤毒盒”的防毒面罩外形较之普通防护口罩略显夸张，但深陷空气污染的人们已顾不得侧目。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推进，大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区域性”等新特点：污染类型从原来“煤烟型”向“燃煤烟气+汽车尾气”转变;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发生频率高、范围广、程度重，跨省输送影响巨大;“二次污染”日益凸显，不同污染源排放的多种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反应，形成酸雨、挥发性有机物等二次污染物。
人口密度过大致中心城市污染排放更加集中，日复一日，污染物在代谢循环中积累递增、连点成片，加剧雾霾严重性、持续性。北京市环保局环境监测处处长刘贤姝直言，“2012年北京全市污染物排放量大致相当于在2011年污染物排放量基础上增加一个小到中型城市的排放量，大大超过环境承载力。”
有污难治的困境
超9亿吨的全国钢铁产能中，河北占据4成，鲁冀两省燃煤相加超7亿吨……“排污增长甚至抵消了治污努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指出，1990年至2010年间，我国每亿元GDP排放污染物强度下降，但排放总量上升，根源就是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飞速增长、排放惊人。
多位环保界权威专家一致认为，我国重视环境保护多年，却依然面临治理窘境。“唯GDP政绩观”难逃其咎，环保成本也令部分企业望而却步，“劣币驱除良币”客观存在。
北京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告诉记者，综合各项环保费用，若不启动环保设备，钢厂年均能省至少数百万元。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脱硫脱硝委员会副秘书长路光杰说，企业为节约成本，往往用价格便宜的高硫煤配合低硫煤脱硝装置使用，而不是严格按照“高配高、低配低”的原则操作，导致设备可靠性降低，难以正常发挥治污作用。
“基本建设项目环评通过率达99%，排污企业不达标却手续合法，这是源于GDP在干部考核中仍然起重要作用。”著名环保专家曲格平指出，不少部门和地方在环境问题上疏于作为，热衷干预企业与市场活动，偏废环保管理和服务职能，使得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陷入空谈，导致“有污难治、有污不治、治污不力”，政府职能不改变则难解根本问题。
经济政策的曙光
受访业内人士指出，部分发达国家的空气质量在完成工业化后历经半个多世纪治理才呈现好转，而我国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治理环境，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繁重。
参照欧美人均GDP与环境质量“拐点”的关系，我国最快也要在2020年以后才会出现“拐点”。然而，曲格平指出，以韩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均GDP5000美元时便出现“环境拐点”，值得我国反思。当前国家已具备治理环境的物质条件和决心，并且已决定行动。
早在2011年下半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就从价格、财政、税收、金融4个方面提出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经济政策。
2013年6月至11月底，深圳、上海、北京三城市碳交易市场陆续上线交易，天津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的试点或将于年内推开。观察人士指出，我国有望成为全球碳排放权交易第二大市场、覆盖7亿吨碳排放。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表示，国家层面正部署开展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接受采访时透露，2015年前，将适时开征环境税，研究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流转税政策、所得税政策和其他税费政策，引导规范我国低碳经济发展。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姚辉认为，环保为前提的各种税费，归根结底是“排放权交易”，“污染者付费”理念正成为北京相关法规政策制定的内核，“在人口密度极大、各类污染物严重超承载力的首都呼唤蓝天白云，意味着启动经济政策治理环境，已到必要时刻。”
